数字战争时代，欧洲沦为待瓜分的殖民地

数字战争时代，欧洲沦为待瓜分的殖民地

2019年10月8日，美国信息公司奥多比封锁了所有委内瑞拉用户的账号，几千名用户瞬间无法登陆Photoshop，这一最主要的图片编辑软件，同时用以浏览PDF文件的Acrobat阅读器也因此受限。

八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司与委内瑞拉之间几乎所有的贸易活动，加州公司奥多比便照例行事。

你们会对我说：“哈哈哈，委内瑞拉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在法国发生的……”

如中国军事家孙武所言：“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攻。”这样的状况有可能在法国出现吗？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总会听到这样的话：“美国是我们的盟友！”

是的，而且是很重要的盟友。然而国际关系只是权力的关系。从来都没有无条件的朋友或盟友，只有在特定阶段下的共同利益。同时，这些适时的联合并不会阻止上述盟国之间进行激烈严峻的竞争，无论是在经济、商业、情报战略领域还是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斗争方面。

因此，我们受制于人。

无需阅读便知道，我们所接受的大部分数字服务条款,都可以随时中断其服务，并且我们并没有对此求偿的权利。像委内瑞拉的用户一样，我们都签署并认同了这些条款。

“但法国毕竟不是委内瑞拉！”话虽如此。

这就是为何我们要举另一个例子了，一个GDP接近我们五倍的国家：中国。华为作为中国领先的电信公司之一，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也是全球最大的蜂窝电话网络设备供应商。可以说，华为从竞争中得到经验，如今在技术方面已居于世界前列。

2019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公司名单中。紧接着，谷歌、高通、英特尔和博通都中断了与华为的业务往来。因此，华为未来的终端产品，不仅无权使用安卓系统，这一全球应用最广的手机操作系统，也无权使用其配套服务了，如YouTube、谷歌地图、谷歌邮箱以及PlayStore应用平台。该禁令也涉及零部件的供应商，尤其是上述美国公司出售的处理器和调制解调器。因此，在世界大国间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任何一国都可以利用技术依赖打击另一国。一夜之间，一国的软件、操作系统、处理器和其他信息设备都可能被中断。

这不仅仅是国家间的冲突。2019年12月12日起，谷歌停止为土耳其市场的安卓手机发放许可证。这一禁令源于谷歌与土耳其政府间的争执，后者希望安卓系统能向除谷歌以外的其他搜索引擎及服务进行开放。土耳其有80%的用户使用安卓系统，可是最终会是谁做出了妥协？

有关数据方面呢？

互联网通过数百条海底电缆进行信号交换。正如法国电信Orange的国际网络总监让·吕克·维勒明所言：“一个经济体的敏感性与其电缆传输信息的数量和重要性成正比。”

在法国，百分之八十的国家通讯流向美国。我们所说的“云端”，事实上就是其他人的计算机，而它们通常位于美国。我们将存储数据、知识产权信息以及经济活动内容保存在里面。在这种依赖程度下，在数据推动程序优化的情况下，中断信息传输对国家而言可谓是致命一击，是一国的关机按钮。

同样，一般情况下这些云服务（也就是法语中所说的远程信息处理）的使用条款有着明文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该服务对其所提供的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我们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因为这类条款我们全都签署了。

更好的是，目前传统电信运营商所传输的大部分流量，今后都由主要的数字运营商自己承担，在近十年的初期，这一比例高达90％，脸书和谷歌在非洲准备进行的海底电缆部署就是最好的例证。但这没关系，著名的“网络中立”保证了平等待遇，只是这条规定不适用于水下信息交流。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切断一个国家的信息交通！”

2015年阿尔及利亚便经历了长达5天之久的通讯中断，同样的事件在几内亚和黎巴嫩都发生过。进攻性的通讯切段是有可能发生的。具备手段支持，富有经验且实力强大的国家在海底互相试探，互相监视。

要拥有更多软件、更多信息，更多数据，可如今发动机和燃料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不仅具有公民身份，也成为了信息世界的用户。

从国家到网络帝国

曾有人把互联网想象成一个未来世界，一个充满善意的乌托邦，他们甚至预言这将意味着上世纪战争与专制的残余–国家的终结。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国家正被帝国、网络帝国所取代。通常来说，一国满足于与其他国边境的划定。一个帝国不断扩张，超越其界限，征服、吞并、合并、使其他国家臣服，直至遇到另一个帝国……网络便是这些帝国争相交锋之地。

一个网络帝国掌控其数据、软件、协议、地址、密码、服务器、组件、系统和处理器。网络帝国是网络世界的主权者，它掌握着数据化命运，我们称这一权力为“数字主权”。

目前，是由美国网络帝国掌权，其他两个网络帝国：中国和俄国正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这一地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克林顿-戈尔政府在政治上意识到了知识经济和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性。从那时起，军队、情报和互联网便构成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生态系统，以至反恐怖主义战争扩大成为独特的全球力量。尽管这些组成部分间存在着竞争与动荡，它们仍是美国帝国将会涉足的新领域。对美国而言，很有必要降低数字化冲击，在中国实力崛起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

十八世纪之前，中国可以说是第一大世界强国。两个世纪的落后，使它不得不奋起直追。由于人口老龄化而造成的人口结构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步伐。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中国来说网络也是克服困难实现飞速发展的重要机遇。中国以全面获取西方知识产权的方式实现初步发展，它正在设法开发自身资源实现自主发展。到2022年，预计中国政府将淘汰所有国外软件，武装部队也正在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以此取代微软系统。

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其国内生产总值却仅与韩国相当，因此它在构建网络帝国方面道阻且长。俄罗斯选择了自给自足与主动进攻这两条路径。自给自足，指有能力将自己与世界网络的其他地区相隔离。Runet法案以此为目标于俄罗斯杜马议会表决通过。俄罗斯自身也积极发展国外海底电缆，它希望保护自身免受攻击性信号切断的威胁，保证国内网络的正常运行。为此，俄罗斯建立了一个替代性的寻址系统，用来取代当前在美国控制下的寻址系统，将所有数据调回俄罗斯，集中国家访问提供商的互连。

在有关主动进攻方面，几乎每天都可能有来自俄罗斯的袭击。2019年10月1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指出，针对该组织的网络威胁逐步上升，而其中唯一的国家主体就是俄罗斯。

我们欧洲在许多方面，一直惊异于网络的发展。它在那儿看到天使（英语中的天使投资）、云和独角兽，创业者、T恤、点赞和微笑表情。可它没看到呈指数增长的战争机器：一种以互惠共生的方式将私人运营商和公共基金结合起来的动态机器。互联网不是补充了我们所知的世界，而是取代了它，等欧洲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过晚。

这就是我们选择了从属、自治化和殖民化的方式。三十年间我们辜负了过去近千年用鲜血换来的历史。这个欧洲早已不堪重负，1916年的凡尔登大捷使七十万名法国和德国受难者的哀鸿遍野，如今都被遗忘在鼠标的点击声中。

从前，战争犯辩解道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服从命令罢了，而我们也只不过是想玩“消消乐”。现如今，我们就是这三个帝国待瓜分的储备仓、数字矿石甚至可能是战场。就像十九世纪的非洲一样，欧洲大国各分一杯羹，我们也在这种分裂中失去了实质和精神。更可悲的是，网络是我们的机遇，是我们克服现代世界疯狂挑战的唯一机会，是我们实现自由、平等与繁荣的唯一机遇。

人工智能与新战争经济

这里我们要提到，通常所说的“人工智能”。我对智能的定义是：机器所无法做到的，因而对“人工智能”这种表达方式，我感到有些不安。我更希望称之为智能辅助器。它依然是AI，但这种说法更为写实。当然，机器可以纠正其错误，从而通过对比结果与实际情况进行自我改善，这很了不起，但这一过程毕竟只是一系列高速运行的愚蠢操作。

史蒂夫•乔布斯将个人计算机比作自行车，能够实现快速行驶，并不是取决于自行车本身，而是取决于具备常识并且能够对意外事件做出反应的骑自行车的人。

人工智能是进步的巨大动力：它能降低我们在二十世纪用浪费达到平衡的不确定性，能消除浪费时间的常规，这一常规致会使人类逐渐退化至不稳定的机器状态。拥有决策系统的机器将减轻我们沉重的负担，这一巨大的创新领域向我们敞开了大门。但在没有数字主权的情况下，这一进程对我们而言，是彻底被控制的过程，剩下的有价值的碎片以及欧洲数字储备仓里最后的食物残渣都将被清空。

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摆脱此困境：

首先不要把个人数据挂在嘴边，它们只会提供有关其来源的讯息。然而如今，数据互通互联……这样按照数据私密程度对其进行定义是非常大胆的。那么谁拥有了关于一场约会的信息？我所说的“通讯录”，里面只有别人的地址，对于它们我没有任何权利，只有责任。大家的数据密切相连，并且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信息享有一定权利。这些数据从而在多方共用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整体，法律上称之为共有权。在国家层面，这就是主权共同利益。

这种共同利益是由法律决定的，位于我们的国土之上，由我们自己的协议加密，根据我们的法律通过电信方式传输，维持算法遵守我们的规则，像美元一样，因主权编码的保证而拥有国际保护。

元数据同样是这样，这些信息对数据进行定性，比如一张照片的拍摄日期和地点。机器、设备、传感器，总的来说，所有在我们领土上使用的数字智能及其操作系统，都将加一个强制性修补丁，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数据正常使用以及我们的主权共同利益。这类措施很有可能引起大众的反对，但这才仅仅是第一步：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在公民数据的基础上，我们便能建立适用共和国法律的数据国家。但是请不要忘记，那些属于我们美国朋友的机器和服务都受《爱国者法案》的约束，这项法案赋予其情报机构一定的权力，可以在没有委任书的情况下，访问美国公司及其在任何地方分设的子公司，包括其传输、处理或存储的所有数据信息。最近美国又出台了《云法案》，将这一权限扩展到司法和警察机构，因此我们事实上也受制于美国的法律。

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对这一现象感到担忧，正准备启动主权远程信息处理计划。在德国，96%的公务员依赖MicrosoftOffice（微软办公软件）进行办公，69%的行政部门将数据存储在这家公司的服务器上。私有企业也不例外，法国CAC40（在法国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40家公司—译者注）和德国DAX（在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0只最大蓝筹股—译者注）中80%的公司都在使用亚马逊网络服务系统。这种从属关系无论是自愿达成的也好，默认达成的也罢，都与我们的数字主权相违背，就当前而言，一旦数据根据法律成为主权共同利益，这种从属关系便不具有合法性。

处理和传输我们数据的组件、软件、服务器、路由器和交换器也必须完全摆脱国外的控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放弃那些良好的服务和设备，我们对其表示欢迎，只是它们需在我们的法律框架内运行。有人说，我们已经不具备这种能力了，美国的技术进步使他国很难与之抗衡，甚至有人疑惑我们为何不开始自主研发呢。事实上，陷入这种困境且不想办法摆脱是很不符合常理的。

因此，第一点是数据的新法律地位，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网络组织。

第二点涉及对数字经济的理解：传统的经济视野转变为网络战争的观念，跳出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文凭的桎梏。在网络战争的经济中，数据是主要货币，信用货币次之。由于其情报信息价值不菲，因而一个社交网络在制定商业计划之前就可以耗资10亿美元。

当罗伯特•沃森•瓦特1935年于英国研发出雷达时，如果有人问他有关收益的前景，他可能会保持沉默。这样，由于缺乏雷达系统而无法被发现的德国飞行员，以及他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就有可能在1940和1941年赢得大不列颠之战。

我们应当打破自由主义的泡沫，使它成为这场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我们也要明白，这是由于国家大量投资，以及军队和情报机构所驱动的。

在2018至2022年间，法国政府将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15亿欧元，这对私人投资而言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第一步，也是一种鼓励。我们依然处于竞争状态，并且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中国和加拿大，我们的投资大概是同一时期中国投资的三分之一。三年以来，Facebook将2017年16%的预算用于“研究与开发”，谷歌母公司Alphabet将年度预算的8%用于研发。同年，美国主要的数字公司投入1270亿美元用于研发。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何法国为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要将人工智能列入欧洲议程，并且需在未来五年内投入近50亿的原因……但我们希望，为了训练我们的学习算法，我们能够借用自己存储在国外的数据……我们也希望这些伟大的举措能够留住人才，在他们的带领下做出成就。

民事与军事

另一个挑战：量子信息科学。该技术是“同时”的数字应用，因为它能够同时取值0和1，这提高了其效率。在几分钟内，这些计算机便能完成传统超级计算机花费数千年才可以实现的操作，这将颠覆力量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经典密码的抵抗力与其解密所需的时间成正比，因而量子具有近乎绝对的脆弱性风险。技术上的困难的确很多，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克服的，但谁能承担起对方成功的风险？

为了赢得这场竞争，除了2018年开启的欧洲支持计划以外，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量子信息科学计划。我们再次看到，公共的意志将使用所有可用的方法。但是，观察员经常强调从研究向市场转变的困难性，这也常常导致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可能因为我们忘记了，在数字世界中，连接实验室与商业之间的桥梁不是后期根据经济准则介入的投资资金，而是像情报部门这样的军事投资和需求。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靠近斯坦福大学的硅谷中心，电子工程师的创新熔炉，就是受到了雷达和航空设备的战争需求的推动。六十年代初期，太空领域的竞争和晶体管的发明刺激了其发展：硅谷的诞生便是对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的回应。九十年来，公共或军事的投资一直美国电子甚至是整个数字生态系统的养父。没有美国军方及其衍生领域在研究、资源、订单方面的巨大贡献，就没有如今的硅谷。

近些年，网络星火产业园（CyberSpark）于2014年落户于以色列的贝尔谢巴，它是一个混合型产业园，致力于网络安全的公司和研究中心在此汇聚。它最初并支撑其持续的动力是军事投资及专业知识。

这个创新性机构的活力和吸引力得到了数十亿美元的联合资金支持，以色列因此获得了全球专用于网络安全的私人资金中的2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全球网络安全投资交易国。而军队就是其成就的催化剂和反应堆。

在数字世界中，民事与军事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网络就是战场，由于其操控者的不同，每个终端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军械，也可以是攻击我们的武器。网络具有民用和军用的双重性。俄罗斯、中国和美国这三个网络帝国也是按照这种方式运行的。只有兼具民用与军用的网络生态系统才具有竞争力。

军民兼容的策略不仅对网络帝国具有重要意义。对国家而言,主权不是靠自给自足来使人敬服，恰恰相反，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才是的主权的关键。美国网络主权的确立同样需要韩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也因其不可或缺而更具自主性。

一个新的竞争领域更证实了“民事与军事”的联合：新的宇宙空间，新宇宙空间时代，这意味着向市场参与者开放空间，像是美国太空探索公司（SpaceX）和商业太空公司蓝色起源（BlueOrigin），同时也向印度、巴西、马来西亚这些充满空间抱负的国家开放。军事和民事方面也将于此密不可分，挪威发射了两颗将具备防御能力的北极卫星，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大国也在为太空军事化做准备。

正如我之前所言，数据的分类并不真实，因为它们可以互相推演。当一名慢跑者是军人时，慢跑应用程序收集的运动员路线信息就可以看作是军事信息。

如此看来，那种认为数据收集器仅保留信息以供自己使用的想法太过天真。数据的流动就像金钱的流通一样。私人经营者收集到的任何数据都可供其原籍国使用，同样，公职人员收集到的信息，或是根据合同规定提供的信息，都将同其所在国参与国外竞争的公司共享。这些与捕获恐怖分子所用相同的数据流通路径，可以检测涡轮机图纸或硬件配置。另外，其中有灰色地带和各种各样的混合，国家情报和经济情报是密不可分、共生共存的。

在数字战争中，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相信和平，依旧完全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而那些看似纯粹发生在企业间的竞争，实际上依赖于无限的资源。国家身陷囹圄，而资本回报率不牵涉其中。当我们在互相斗争时，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必须拥有三种货币。长期货币：由军方支撑的国家安全；直接货币：由情报机构提供的数据。最后一种货币是市场，凭借其中期投资回报率，以欧元为货币，在前两者间产生影响。但正如我们所见，它不可能一己之力支撑整个国家市场。

如果我们在三维空间的竞争中，仍旧以一维思想进行价值计算，那就毫无机会了。这也是为何欧洲缺少互联网巨头的原因。我们为什么如此天真？我们可是马基雅维利、塔利朗和俾斯麦的后人，可现在为什么成了互联网世界中的小尼古拉？我只是戏谑地提醒大家，我当然知道有才之人每天都在努力地工作，我当然忽视了正在发生的事态发展，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激。

然而，为了进一步增强这些举措并使其更具价值，我们必须将集体数字投资置于网络战的背景下。我们没有一席之地，没有任何机会，也没有被征服或被捍卫的空间。同过去一样，我们只能靠意志来面对此次逆境。

文章来源

摘编文章：

PierreBellanger:«Troisempiresetungarde-manger»,LeDébat,2020/2

网络链接：

http://le-debat.gallimard.fr/articles/2020-2-trois-empires-et-un-garde-ma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