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双面以色列，右翼激进势力如何多次破坏巴以和平进程？

作者丨《凤凰大参考》特约作者 王明远

巴以冲突以来，诸多自媒体构建了一套巴以冲突解释体系：巴以和平不能实现，哈马斯及伊斯兰世界负有全部或绝大多数责任。而以色列近年来一直是和平推动者、建设者。尤其是最近有些学者，也在用这种叙事逻辑来解构巴以冲突史，引起很多关注和争论。

但笔者认为，其实很多国际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正义—邪恶对抗模式，或者侵略—自卫模式，也可能是极端—极端的模式，尤其是蕴含了很多宗教情感的冲突。如果观察一个世纪以来巴以冲突形成的全过程，基本是沿着阿拉伯人产生被牺牲感——阿拉伯激进主义——犹太激进主义这种路径往复进行的，双方不断极端化共同构成了冲突的AB面。

1970年代以后的巴以三轮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一轮是1979年至1992年的戴维营和平进程，第二轮是1993年至2000年的奥斯陆和平进程，2001年后则为第三轮和平进程），就是沿着这个路径进行的。可以发现，屡次和解却无解，实质是双方激进主义不断破坏和平、制造矛盾的恶性螺旋式上升的结果。

不少人认为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属于受害者，一方面是基于犹太人在近代是种族主义最大受害者的延续想象；另一方面因为觉得以色列发达，又一直受欧美的支持，因此必然会以人权、平等之心对待其他民族。

但这与以色列实际情况有很大错位。在以色列立国过程中，在接受了西方启蒙运动的欧洲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领导下，以色列奠定了民主、法治和政教分离的框架。但这仅仅是就内部治理，或是治理犹太社会而言的。在怎么对待国土，对待阿拉伯人，和对待外部阿拉伯世界上，以色列自建国起就有一股强大右翼保守思想，并且越来越占主导，一直持续到今日。   

根据以色列政治学家Ilan Peleg教授的概括，以色列右翼意识形态基本内容是：要求最大限度的领土扩张；否定外部非犹太世界，认为他们从根本上对以色列充满敌意；无限度利用宗教和历史，将对立民族非人化；崇尚力量（尤其是军事）解决一切；确定犹太内部的不同意见者，视为必须惩罚的叛徒。

总之，它是一种极端排斥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以色列立国之初，爱因斯坦、汉娜·阿伦特等犹太名流就对这种右翼保守主义感到担忧，他们曾经联名在《纽约时报》发文谴责修正派复国主义组织自由党（利库德集团的前身，贝京所创办）的政见，认为其排外性和手段与法西斯主义无异。   

如果说70年代之前，在工党领导下，以色列社会尚能维持一个较为温和的意识形态。但是随着四次中东战争的巨大胜利，犹太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崛起。1977年的大选，工党不敌新成立的利库德集团，右翼保守派代表人物贝京出任总理，这是以色列政治的一个基本分水岭，从此左不敌右，并且右翼优势越来越大。 

同时，从中东、北非“回归”的，具有强烈宗教传统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以及从苏联地区“回归”的约110万（约占以色列犹太总人口的20%）俄语移民，根本改变了以色列人口结构，大大增加了宗教保守主义和强硬民族主义的力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占比降至50%以下。在这些背景下，左右对比越来越失衡。2001年以来，工党竟然一次都没有赢得过大选，2022年大选仅仅获得4个议席，沦落为议会中第十名小党。 

所以，以色列也是一个双面国家，在对待本民族集团事务上，具有明显的民主、包容、自由的现代性，但是在对待外部群体和国家概念建构上，它又有很大的19世纪前现代性色彩（汤因比甚至把它描述为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最好学生）。右派意识形态的壮大与主张和解的左派、世俗派逐渐式微，构成了巴以和解协议无法执行，逐渐形成死结的另一方面。    

就像哈马斯或阿拉伯世界右翼不承认以色列地位那样，以色列右翼也不承认巴勒斯坦建国权，千方百计阻止巴勒斯坦人建国，导致历次和平协议最后不了了之。

允许成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主权国家是戴维营和平进程以及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最核心议题，联合国242号决议、“里根方案”、日内瓦和平倡议等也都承认这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质疑的权利。

但以色列右翼一直对此持否定态度，早在1947年“巴以分治”方案产生的时候，自由党（利库德集团前身）等修正派复国主义组织就坚决抵制，只接受犹太国家存在，甚至连外约旦地区也应该属于犹太国。

1979年利库德集团政府虽然在《戴维营协议》中承诺撤出占领领土，允许巴勒斯坦人成立自治政府，组织埃以巴约四方会谈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是在执行上，这个时候尽管巴解组织被联合国接纳为观察员成员，也开始被世界认为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利库德政府一再拒绝承认巴解组织为谈判对象，并将其列为“恐怖组织”，进行残酷打击。在这种形势下，巴解强硬派抬头，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戴维营和平进程中巴以和解的部分也就无从落实。

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对巴勒斯坦建国有了更清晰的规划，不过依然遭受利库德集团的极力抵制。利库德集团声称：“在大海（即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只能有犹太主权国家的存在”。刚刚当选利库德主席的内塔尼亚胡表示：“《奥斯陆协议》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是插在以色列背上的一把尖刀”。

所以1996年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后，立即搁置执行《奥斯陆协议》以及附属协议的撤军计划，到《奥斯陆协议》五年过渡期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只交还了西岸不足40%的土地，巴勒斯坦建国的许诺也被各种理由推迟，奥斯陆和平进程也流产。

2001年，作为利库德集团中强硬派的沙龙当选总理，更是采取强制措施，永久断绝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可能。从2002年起，以色列政府开始推行建造“隔离墙”的计划，尽管这项措施被海牙国际法院明确裁定为违法，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700多公里隔离墙把巴勒斯坦西岸土地分割成161个互不连接的部分，所谓巴勒斯坦国在物理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不过是以色列占领地包围下的一个个孤立定居点而已。

在巴勒斯坦国享有的权力上，利库德等右翼政党坚持不允许巴勒斯坦拥有军事力量，只能保持治安警察；未经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国不得试图加入任何国际组织，不得对以色列公民发起司法诉讼。这完全背离了《奥斯陆协议》精神，实质上把巴勒斯坦矮化为一个全面接受以色列“监国”的地方自治政府，或附庸部落。

因此，在半个世纪巴以和解史上，乃至巴以分治75年来的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一些人所讲的“以色列给机会，偏偏是巴勒斯坦人自己不愿意建国”的情况，事实恰好相反，这也是巴勒斯坦人在新世纪后逐渐丧失和平解决的信心，转而支持哈马斯暴力斗争的一个基础性因素。

不仅如此，以色列强硬派拒绝撤出土地，还在和平进程中大肆移民、侵蚀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造成巴以和平进程的最顽固障碍。

巴以和平进程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以色列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军，归还巴勒斯坦土地的问题，因为只有归还土地，巴勒斯坦建国才有可能，土地争议实质是巴以冲突的核心所在。

但这与右翼主张拥有全部“以色列地”，全部犹太化的目标有根本冲突。尽管《戴维营协议》和《奥斯陆协议》有撤出西岸领土的规定，但是右翼集团无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征用土地和移民，造成占领土地的既成事实，进而永久性破坏归还土地的可能性。

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时，西岸地区仅仅有4000名犹太移民，工党一直对狂热主义者建立定居点持压制态度。但是贝京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访问西岸定居点，并且为推广西岸定居者提供了优厚的经济援助。90年代初，西岸定居点人口仅占以色列总人口的2.5%，但是花掉了12.5%的公共财政支出。

在利库德这些政策作用下，宗教狂热主义者群体“信仰者集团”源源不断开进西岸地区。到1992年工党再次执政，西岸定居点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1.2万，是利库德上任之初的近三十倍，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犹太定居社会。他们占领了西岸地区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土地，控制了绝大多数水源。从这时候讲，以色列按照1967年停火线归还巴勒斯坦土地已经不可能了。

值得指出的是，以色列建造定居点做法，违背了国际法，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多次谴责（比如1983年38/58c号决议，1991年46/130号决议），除拜登之外的历任美国民主党总统也都加以不同程度的批评。然而，以后历次和平进程中，右翼增加移民的步伐丝毫没有放慢。奥斯陆和平进程中（1993年-2000年）定居点人口从11.2万增加到20.6万；进入新千年以来，西岸定居人口更是以每年超过一万的速度增加，去年突破50万。

所以，以色列内部一方面有十分真诚的和谈者，更有一百分热情的扩张主义者。随着移民和占领土地不断增加，每次和谈之后，并不是和平更进一步，而是问题更难解一步。现在西岸地区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巴以和解根本无法逾越的障碍（诚如克林顿在2010年9月21日演讲中所说的“定居者的孩子越来越多，而这些人是反对分割土地的最坚定人群”）。

以色列还存在着同哈马斯一样的各种极端主义组织和激进实力，也在反复制造流血冲突，挑起矛盾对立，终结和平议程。

就如同伊斯兰内部有很多原教旨主义一样，犹太教内部也有很多极端主义组织，利库德集团的源头伊尔贡（Irgun）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此后陆续又诞生了“犹太地下王国”、卡赫运动组织（Kach Movement）、圣殿山信徒（又称为“圣殿山和以色列地忠诚者”）、山顶青年等等，他们反对任何与巴勒斯坦的和解让步，还严惩本国不遵守宗教规定或损害民族利益的人。这些组织有的一度可以公开活动，甚至卡赫运动曾经成为议会参政党。

早在1990年10月，巴以接触和谈的时候，极端组织“圣殿山信徒”就发起挑衅，爆发了2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圣殿山惨案；1994年2月25日，卡赫运动组织成员戈尔茨坦为了表达对《奥斯陆协议》的反对，在希伯仑的麦比拉洞清真寺，用机枪扫射正在礼拜穆斯林，打死32人、打伤100多人，是为“希伯伦惨案”（作为回应，哈马斯第一次对以色列实施了人肉炸弹袭击）；1996年9月，在强硬派宗教人士挑唆下，发生第三次圣殿山惨案（又称“西墙隧道骚乱”），6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最让人震撼的是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曾经加入卡赫组织分支机构EYAL的阿米尔刺杀身亡。

以上充分说明，犹太激进组织在暴力血腥和手段上其实与伊斯兰激进组织没有区别。就时间顺序上，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挑衅和暴力，以及以色列极端主义的挑衅和暴力，是交替进行的，是一个相互激化的过程。这些令人发指的血腥，让双方丧失了刚刚培养出来的好感和信任，丧失了对和平的信心，双方一起葬送了难得的和解历史窗口期。

另外，占领军和定居者中的极端主义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更是普遍，伤害性更是广泛。这些暴力与哈马斯在城市发动的残暴的人肉炸弹不同，它们分散在边远的乡村、社区，每天以零星方式进行，并不为传媒所注意，但产生的危害是远远大于恐怖袭击的。

根据联合国统计，2008年至2020年，在没有双方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死于占领军和平民暴力的巴勒斯坦人有5590人，而死于恐怖袭击的以色列人只有251人，尤其是巴勒斯坦死亡人口中儿童比例（20%），远大于以色列（12%）。所以，以色列内部同样也存在一股强大制造仇恨对立的力量，他们的暴力行为，同样也加深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恐惧和仇恨，只不过伊斯兰恐怖主义更受传媒话语关注，更广泛为人所知。 

如果总结历次阿以、巴以会谈内容，我们就可以发现其核心是以色列退出占领土地，遵守联合国242号决议，准许巴勒斯坦建国。从根本上讲，基于巴以之间地位的极大不对等性，巴方完全是被动方、等待施舍的一方，以方完全掌握主动权、赐予的一方，所以和平协议是否得到执行，主要取决于以色列态度。掌握了政府和中东最强大军事力量的以色列右翼，其决定性意义远远大于哈马斯。

当然，我们也经常听见说，巴勒斯坦激进派的袭击危害了以色列的根本安全，因此以色列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阻止巴勒斯坦建国。事实上，1988年至2018年的30年间，以色列每年约59人死于恐怖袭击，这个数目在以色列卫生部死因统计排序中，一直在前20之外，远远低于交通事故、自杀等数量（约占全国每年死亡人数的千分之一）。我们不接受任何恐怖暴力行为，但是说这些恐怖活动威胁到以色列基本生存安全，那是夸大的，正像米尔斯海默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中分析的那样，安全忧虑只不过是拒绝归还领土的一个借口罢了。

历史也证明，以色列坚持拒绝巴勒斯坦建国，才是最大的安全负担。工党时代相对完整保存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社会结构，以色列仅用1万左右驻军就可以维持占领地和平，但是利库德执政后，随着对巴勒斯坦人军事管制和土地剥夺的普遍化，80年代则需要至少3-5万军队才能维持秩序，至今则需要约8-12万驻军才能维持西岸和平，右翼集团其实把这个国家深深绑架在“维稳”体制上。

这说明，所谓安全焦虑和和平威胁，正是强硬派自己制造的，而不是其他人。实质上只要以色列强硬派一天不归还西岸土地，一天不落实两国方案，他们就一天得不到和平。

哈马斯不想要和平，因为乱对他们有利，以色列强硬派也是如此，他们也需要寄生在一个不稳定的机制中，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首先以色列右翼追求对土地占有最大化政策，他们在和平与占领西岸土地之间，宁可牺牲和平，让老百姓承受一些暴力恐怖。在右翼政客的收支平衡表上，即便是每年死上几十个平民或士兵，能换来继续安置一两万移民，巩固占领土地，这个“回报率”是非常高的，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些右翼政党也需要营造对立紧张气氛，才能赢得选举。以色列过去的历史也表明，对于利库德集团、沙斯党之类，和平则意味着权力边缘化、社会接纳度低潮期；对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移民、军工等利益集团，冲突更意味着经济利益的扩大。所以，就像哈马斯需要吃战争饭一样，以色列很多政党派别也要吃“冲突饭”。

从客观来讲，以色列是一个东西方犹太移民组成的马赛克国家，彼此外表、语言、习俗都有极大差异，为了让源源不断的新移民凝聚起来，也为了安置这些移民，以色列国只有在不断的地缘冲突中，才能得到美国和欧洲的支持，增加它的地缘政治价值。

因此，以色列这个由精明人群组成的国家，需要适度的、自己可以掌控的冲突。这个国家就是在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国家，一旦停止冲突，它可能无所适从、走向危机。

当我们谈起以色列右翼意识形态的时候，很多人都要说，这不是被阿拉伯激进主义逼迫才发生的吗？言外之意，它具有存在合理性，我们应该同情和理解。

当然不可否认，以色列右翼化，在人口来源和社会情绪上有阿拉伯的责任，阿拉伯的激进主义催生壮大了以色列的激进主义。但是我们要注意：第一，巴以冲突冲突螺旋上升的每个链条，都是以阿拉伯利益受损为起点，阿拉伯的激进主义是一种被动反应，是表达不满、愤怒仅剩的最后一种表达方式；第二，犹太教的宗教思想和民族主义里面也有很强的排他性和极端性，这些也是激进主义产生的思想来源，不可完全归因为外界。

▎图源：AFP/GETTY IMAGES。

同时，既然以色列自称是文明国家，以色列支持者也认为它是文明民主国家，那么以色列就应该对其他民族拿出文明的智慧，去化解问题。但是以色列几十年来在占领地做出了什么呢？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现代文明的东西，反而是紧步激进野蛮后尘，甚至让自己变得更激进野蛮，以恶制恶。

所以，以色列右翼至少在对待巴勒斯坦人上，与对手的激进主义没有区别，并不能因为他们是白人面孔或流利英语，就有资格获得人们的同情和理解，甚至去歌颂它、美化它，把它描绘成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最后，笔者在这里探讨以色列右翼的责任，并没有否认任何哈马斯或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责任，不能说探讨以色列右翼责任，就是在为哈马斯开脱，是“与恐怖主义共情”。以色列右翼与巴勒斯坦极端主义，是人类非理性、非和平因素中的两种分支方向，都值得人们去抨击和防范。知识界关于巴以问题的讨论，也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基础上进行，切忌脱离人道主义、搞双标，偏激、谎言和违背基本人道原则，只能导致人们对世界是非曲直的认识更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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