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一代总统，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者吗？

千禧一代总统，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者吗？

近期，国际社会接连迎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APEC峰会等大型多边外交活动。在一众国家元首当中，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的着装举止格外引人注目。敞着衬衫领口、留着络腮胡、爱双手插兜的他尽显不羁的个性，一时间，人们不禁对这位37岁的年轻总统充满好奇。

1986年，博里奇出生于智利南部城市蓬塔阿雷纳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时代起，博里奇就一直热衷于参加政治运动。在智利大学法学院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左翼自治”运动，并在2011年的一次学生抗议活动中崭露头角，呼吁实现更好、更普惠的教育。

次年他当选为智利大学学生联盟主席。在2013年和2017年两次全国议会选举中，博里奇均以最高票当选麦哲伦-南极大区的众议院议员。2021年7月，35岁的博里奇爆冷击败来自智利共产党的丹尼尔·贾杜，成为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的总统候选人，并于5个月后当选智利新一届总统。从大学“学生会主席”到国家总统，博里奇仅仅用了九年时间。

尽管批评者认为博里奇太过年轻，缺乏从政经验，但积极寻求变革、主张进步的博里奇无疑给智利政坛注入了新活力。作为“千禧一代”（作者注：指出生于1981-1996年之间，在21世纪初逐渐成年的一批人，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登上政坛的代表人物，他的竞选风格与传统政客迥异，不仅更善于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宣传，还有着更加明确具体的政治纲领，而非泛泛喊口号。

博里奇善于扬长避短，力求塑造一个有个性、接地气的平民总统候选人形象。他不爱打领带、不住总统官邸、骑自行车上下班，提倡社会包容政策，敢于涉及女权、同性婚姻、原住民等禁忌话题，成功赢得了智利年轻人的追捧。

博里奇来自一个小型新兴左翼政党——社会融合党。此番当选，离不开政党联盟的有力支持。政党联盟是智利政治生态的标志性特征。自1990年民主化以来，智利实行总统选举的“两轮多数制”和议会选举的“双席位制”，在多党并立的碎片化竞争格局之中，许多立场相近的党派往往选择“抱团”，将同一个政党联盟的选票集中于单一候选人，以提高胜率。

上述做法逐渐形成了中左翼联盟和中右翼联盟两分天下的政党格局：两大联盟交替执政，在议会轮流坐庄。但在2015年，时任总统巴切莱特颁布新选举法，改议会双席位制为比例代表制和配额制，为新型政党崛起提供了制度条件，两大联盟的地位开始动摇。

2021年大选中，中右翼和中左翼在初选中就铩羽而归，挺进第二轮选举的两位候选人分别来自新兴的左翼与极右翼联盟，堪称“智利史上最两极分化的大选”。博里奇被视为70年代阿连德以来最为左倾的总统候选人。与之竞争的是来自极右翼“基督教社会阵线”选举联盟的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卡斯特是皮诺切特军事独裁的公开支持者和纳粹军官后裔，其保守的政治作风和言行都令人联想到特朗普和巴西的博索纳罗。

在最左还是最右的抉择中，智利民众经历戏剧性反转。卡斯特在11月的第一轮大选中得票数领先。但在第二轮投票中，博里奇以56%的支持率击败了卡斯特。

2021年大选的政治极化并非没有预兆。2019年，首都圣地亚哥的地铁票价在高峰期涨价30比索，引发智利民众大规模骚乱，令智利政府被迫放弃了APEC会议和COP25气候峰会的主办权，中右翼总统皮涅拉的支持率也一度暴跌至4.6%。地铁涨价只是导火索。人群打出了“不是为了30比索，而是为了30年”的标语，以表达对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此事件后，民众对于传统温和中间派彻底失去了信心，寻求变革的愿望日益增长。

智利的经济可谓因新自由主义而繁荣，也被新自由主义所束缚。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任命“芝加哥男孩”（一群深受弗里德曼思想影响、在芝加哥大学留过学的年轻经济学家）主导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包括采用休克疗法、结束通胀并恢复经济、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将养老金体系、国有工业和银行全面私有化、废除最低工资制和取消工会权利等政策。

上述一系列改革成效显著，智利经济迅速恢复，并表现出强劲增长，快速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被誉为“智利奇迹”。在“还政于民”后的30年内，历届政府均延续了这套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但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下行期，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逐渐凸显，身为拉美模范生的智利也陷入困境。

首先是民生部门过度私有化，水、电、教育、交通、养老金都被资本垄断，各大财团拥有制定公共产品价格、调整供给数量和质量的 “超权力”，且智利政府未能对它们施加有效的责任约束。以获取利润为根本目标的财团在经济不景气时选择抬升物价，导致智利人民生活成本居高不下。

贫富分化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另一弊病。尽管GDP长期位居拉美前列，但是智利的基尼系数自1987年以来一直维持在0.5—0.6的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在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墨西哥；“增长但不发展”，成为困扰智利普通民众生活的痛点。

此外，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智利自由的投资环境使其备受外资青睐，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被外国财团把持。经济十分依赖资源出口，产业结构相对落后，意味着在世界经济动荡之时，智利抗风险的能力较差。比如，在新冠疫情重创经济之时，智利政府竟全然不顾国民的未来保障，三度预支养老金。

针对这些现状，博里奇在竞选时一度高呼：“智利是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也将成为其坟墓。”他提出终结新自由主义体制、增加社会福利、提高公有化程度等改革举措。民意选择了博里奇，由他吹响变革的号角，然而在执政的近两年中，博里奇政府的改革远非一帆风顺。

博里奇虽然以较大优势赢下大选，但从议会的形势看，其统治地位并不稳固。左翼力量虽然在众议院占据优势，但在参议院却与右翼平分秋色。这意味着博里奇在推进立法和政策时，将面临一个分裂的国会的掣肘。

博里奇一上台，便着手进行新宪法的起草。智利的现行宪法是在1980年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期间编写的，正是该宪法框定了智利的新自由主义体制。近年来，修宪日益成为智利民众的共识。皮涅拉当政时期，在民意压力下建立起制宪议会，随着权力的更迭，制宪使命如今交到了博里奇手中。

博里奇政府最终交出了一份长达388条、充满左翼进步主义内容的新宪法草案。草案明确要求保证了国家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金领域的主导作用；公立机构中在岗女性占比不得低于50%，保障堕胎权；宣布智利为“多民族”国家，土著社区将享有前所未有的自治权，包括拥有他们自己的司法体系；规定严格的环境管制，将“生态性”列为国家价值观之一；废除参议院，用新组建的地区院取而代之。

这份草案在智利社会引发了极大争议，并被外界评论指责为“过于理想”。博里奇政府试图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尽数灌注进宪法之中，让人们对宪法是否足够具有代表性产生怀疑。如此激进的条文让不少支持新宪法的温和派感到难以接受。

最终，在2022年9月的公投中，62%的民众投票反对制宪会议批准的新宪法文本，第一次制宪尝试宣告失败，博里奇本人的支持率也跌至40%以下。为了应对危机，博里奇宣布改组政府，启用传统中左翼政治家担任内阁重要职务，展现了更加温和的姿态，并提出组建第二次制宪会议。然而这一回，左翼仅拿到了34%的席位，卡斯特领导的极右翼势力正在卷土重来。

现实是，国家体制改革不能一蹴而就，智利的政治气候不是一次大选的变局就能改变，新宪法即便通过也不意味着一劳永逸。

眼下，智利依然面临多方面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3年智利经济的增长预期只有0.5%），通胀率、失业率却不断上升；城市治安恶化；从北部边境涌入的海地和委内瑞拉移民潮达到了历史高点；以及南部土著马普切人的激进分子制造的暴力。

博里奇政府只有踏实解决好这些难题，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才有真正实现修宪的希望。

在拉美现代政治进程中，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相互竞争、交替发展、轮流执政，呈现出政治发展的独特“钟摆效应”。智利左翼从高歌猛进到修宪受挫，似乎再次应验了这条规律。

智利左翼能否经受住考验，就此在智利政坛站稳脚跟，还是成为钟摆荡到最高处那稍纵即逝的一瞬？智利作为21世纪拉美难得的通过民主选举实现权力交接平稳的“政治绿洲”，经历近年的动荡和两极分化，是否将走上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年轻的博里奇在努力摸索从政的艺术——妥协、统筹与耐心，其改革热情并未被当前的挫折所浇灭。他最终能否探索出一条全新的“智利之路”，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