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之国曾经的辉煌：阿根廷“第三条道路”为何失败？

19世纪10年代，西班牙在拉丁美洲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终于走到尽头。1810年5月，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爆发“五月革命”，西班牙总督统治被推翻。1816年12月，也就是玻利瓦尔再度登陆委内瑞拉的同年，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各省代表在图库曼集会正式宣布独立，成立拉普拉塔联合省，10年后他们正式改国名为阿根廷，意为白银之国（拉丁语银argentum变体）。

从白银之河变成白银之国的阿根廷并未进入安定，内战外战频频，直到1880年胡利奥·罗加（Julio Argentino Roca）就任总统才算大体结束了长达70年的混乱，实现国家自治党（简称国自党）治下稳定发展的“美好时代”。

1903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一批意大利移民正从一艘轮船上走下来。从1880年到1916年，阿根廷高速增长的经济吸引了大约300万欧洲移民，其中39.4%来自意大利

国自党的统治并非十全十美，但至少稳定。政局相对稳定使得国自党能够从容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阿根廷从前殖民地转型为以进出口贸易立国的近现代国家。拉普拉塔地区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天然适合发展畜牧业。阿根廷遵循“自由放任、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向欧洲出口牛羊肉、小麦以及羊毛等初级产品，然后进口欧洲的技术、资金、管理和劳动力，期间积攒了巨额财富。据测算，至1914年一战爆发前，阿根廷GDP年均增长超过5%，若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1880到1916国自党执政期间，阿根廷经济总量翻了8番，人口增加两倍，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高速发展畜牧业、农业带动的铁路运输、工厂基建热潮，刺激着阿根廷迅猛发展，高额的工资则吸引大批欧洲移民漂洋过海前来寻找机会，成为阿根廷人口增长的动力。从1880年到1916年，大约有300万欧洲人移民阿根廷，其中大部分来自意大利（39.4%）和西班牙（35.2%）——有趣的是，此时也有大量南意大利人移民美国，而去阿根廷则多是来自意大利北部农业区人。一位去了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写信告诉家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同欧洲一样……平均工资是4比索，没人低于这个数。”

谁不想留在此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呢？她生机勃勃，飞速发展，走在世界前列。

1910年，“五月革命”百年之际，阿根廷历史学家巴莱斯特莱（Juan Balestra）在向总统培尼亚（Luis Peña）写的信中夸下海口：“没有人可以预见阿根廷人的伟大，甚至在任何人疯狂的梦境中也绝不想到。我们发的电可以照亮整个国家，开放的经济使每个人富有，国库中的财富足以装饰整个首都，使它充满现代气息，成为‘美洲的巴黎’。”

约1905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卡亚俄大道上的德尔萨尔瓦多教堂和学院。20世纪初，发达的经济让阿根廷充满现代气息，被人称为“美洲的巴黎”

巴莱斯特莱的底气来自阿根廷发达的经济。不仅是他，此时整个阿根廷都泛滥天命在身、对标美国的思潮。早在1888年，曾出任总统的思想家多明戈·萨米恩托（Domingo Sarmiento）就宣称：“我们将会赶上美国……我们将成为美国。”《新闻报》则公开提出，阿根廷应立志向美国一样展翅翱翔，但不要学习美国的方式，而是融入法、英和德国特色，此言道破当时阿根廷人的心态，在他们看来，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的优越性源自大量欧洲移民带来的欧洲属性，正是这种欧洲遗产让祖国比其他邻国都要民主富足，“使阿根廷肩负着在南美洲传播福音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之初阿根廷对自己国家的定位是成为一个在美洲大陆同美国南北呼应、分享西半球霸权的强国。

然而雄心壮志的阿根廷精英却没有看到隐藏在繁荣之下的诸多隐患，以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彼时的阿根廷在国际贸易中虽赚取了巨额利润，依靠的却只是初级农牧产品出口，工业化能力的欠缺使得阿国内的工业消费品、工业技术和理念都完全依附于欧洲发达国家，实则将自己的繁荣大厦建立在国际市场下游端的沙滩之上。

国际形势的风暴很快就给骄傲的阿根廷人上了一课。1914年一战爆发，阿根廷虽保持中立置身事外，但出口导向型经济却遭到致命打击。阿根廷人原本以为陷入鏖战的欧洲会来向他们寻求后勤供应，带来海量订单，但他们居然没有想到一条基本原理——生产是需要原料，当欧洲陷入战乱无法提供工业品和能源物资时，没有完整工业链的阿根廷同样会陷入困境。战争刚进行一年半，阿根廷就已没有足够煤炭保证正常运转，就连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照明都无法保证，遑论“照亮整个国家”，其他行业的衰退更是可想而知。一战结束后，阿根廷同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一度复兴，但当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袭来时，阿根廷又遭受重创。国际市场上，阿根廷出口的食品和原材料价格暴跌，而需要进口工业品价格跌幅则相对较小，双重打击之下的阿根廷经济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事后看，阿根廷在20世纪上半叶的衰退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依赖于初级的农牧业经济，未能及时转型实现工业化，因而付出惨痛代价。人们自然会发出疑问：为什么阿根廷人不在经济状况最好的19世纪末抓时机实现工业化？

自殖民时代以来，阿根廷就以凭借潘帕斯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诞生出发达的农牧业，由此在国内催生出一个强大的农牧业利益集团。在后来的建国和早期内战过程中，实际上正是该利益集团利用自己发达的经济优势，打垮内地其他割据势力，最终完成了统一。毫不夸张地说，阿根廷建国和后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该集团金融和商业利益衍生的结果，而反映在政坛上就是代表农牧业利益集团的国自党寡头精英统治。在19、20世纪前后，他们利用大农场自身规模效应，加上用原材料直接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的确给阿根廷带来“美好时代”，可问题在于他们也由此形成了路径依赖。农牧业寡头看中的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不高的农牧行业，对需要长期投入密集资本和技术的工业不屑一顾，严重阻碍了阿根廷本土工业发展。当土地扩张达到极限，天然肥力枯竭之时，以农牧产品为主的出口经济自然也就走向衰落。从此意义上说，大萧条只是错过20世纪初工业化转型的阿根廷经济总崩溃的导火索而已。

经济衰退往往会引发政治后果，阿根廷也不例外。1930年9月6日，何塞·乌里武鲁（José Uriburu）发动政变，带领600名军校士官生和900名来自“五月营地”（Campo de Mayo）的士兵向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进发，在沿途群众的欢呼声中，激进党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仓皇出逃，正常宪政进程就此中断。20世纪军政府和文官政府频繁交替执政，经济陷入刺激—衰退钟摆式发展的阿根廷悲剧就此拉开序幕。

1930年9月6日，阿根廷将军何塞·乌里武鲁（左）发动政变，推翻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的统治，自此开启阿根廷近代军事政变频繁的序幕

由何塞·乌里布鲁创建的公民军团在街头行进。这是一支在1931年成立的志愿民兵团，与义务兵役并行运作，成员必须宣誓支持政府当局，满足“道德、能力和对民族主义忠诚”的条件

1929年，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左二）与阿根廷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左三）。伊里戈延统治末期，反对势力就开始引导舆论，指责政府煽动民众和试图发动左翼革命，精英特权阶层联合军队利用“大萧条”引发的混乱将其推翻

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出生于1895年10月8日，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次子。彼时，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想要在寡头与精英把持的阿根廷觅得上升之途，唯有像司汤达笔下的于连那样在“红与黑”中寻找机会，庇隆也不例外。他16岁进入军校，之后便一直在军队中打拼。

1938年，庇隆被派往意大利任使馆武官，1941年回国后于次年被任命为门多萨省安第斯山守备司令。这两段职业生涯给庇隆带来深刻影响。意大利的经历让他近距离观察法西斯的崛起，了解群众运动所迸发出来的威力，而在安第斯山区服役的经历又让他对阿根廷底层人民生活有足够的体会，为他日后走上政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43年6月4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期间的五月广场。自1810年五月革命在此爆发，这里就成为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中心

1943年6月，“统一军官团”发动军事政变，执政刚一年的卡斯蒂略（Ramón Castillo）被推翻，陆军部长拉米雷斯（Pedro Ramírez）建立军人政权。10月，新成立的军政府作出决定，任命上校庇隆为劳工和社会保障司司长。

后人很难知道此项任命是否出于庇隆主动要求，但人人都能看到的是，庇隆拿到此职务后就以百倍热情投入工作，为自己积攒巨大声望。到1944年2月，拉米雷斯军政府垮台，副总统法雷利（Edelmiro Farrell）取而代之。7月，庇隆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和副总统，距离总统宝座已不远。

不过，庇隆的成功引起了精英派强烈不满，他们指责庇隆是煽动劳工破坏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对他允诺给劳工大量福利极为反感，这也正是后世自诩自由主义人士——包括博尔赫斯——批判庇隆主义的要点：他们指责庇隆用超发福利的方式煽动民粹夺取政权，其结果使得国民经济不堪重负，使得阿根廷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阿根廷精英也不会说放任底层自生自灭，他们反对庇隆主义直接给底层发福利的理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涓滴效应”，即发达的上层通过市场调节，会自然而然地将福利带给下层，实现全社会利益均沾。但残酷的现实却告诉人们，完全放任自由只会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寡头不仅能通过优势地位榨干底层最后一个铜板，还能告诉他们全是福报。所谓超发福利，至少庇隆时代并不存在，有的只是返还寡头对阿根廷人民的积欠而已。

事实也正是如此，1945年10月上旬，一些军官联合起来逼宫，迫使法雷利政府将庇隆免职，随后又逮捕了他。然而在10月17日，30万工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迫使军政府释放庇隆。获释的庇隆在玫瑰宫向自己的支持者发表了演说，宣布将参加1946年2月的总统选举，再没有什么能阻止庇隆和他的“第三条道路”登场了。

出于意识形态的警惕，美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庇隆将会是一个麻烦人物，而当拉米雷斯被法雷利取代后，美国认定庇隆为该政权的核心人物，于1944年4月下令断绝驻阿大使同新政权的交往。

庇隆在美国人眼中“臭名昭著”，一方面是因为他支持劳工运动，触犯美国人的逆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坚决不按美国指挥棒转的“反美”态度。自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一直向南美诸国施加压力，要求放弃中立加入同盟国阵营，为此不惜使出制裁、武装巴西、冻结阿根廷在美黄金储备等种种手段，引起素来高傲的阿根廷极大反感。

1945年5月，庇隆的激烈反对者布莱顿（S.Braden）就任驻美大使，他一到任就要求美国政府暂停对阿输送油类，停止同阿根廷的军事谈判。1946年大选之前，他主持撰写一部题为《美洲各共和国关于阿根廷的协商意见》，简称《蓝皮书》，捕风捉影地指责阿根廷军政府——实际矛头指向的就是庇隆在二战中通敌，在阿根廷建立一个法西斯政府。然而，美国压力只带来反效果，《蓝皮书》发表之后，选举立即演变成代表阿根廷民众的庇隆同代表美国及本国寡头势力布莱顿间对决，被激发出反美情绪的阿根廷人用58%的优势选择了庇隆的“第三条道路”。

1946年6月10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即将卸任的总统法雷利（前排右三）向新当选的总统胡安·庇隆（前排右四，手里拿着帽子）赠送权杖和绶带

有了民意基础打底，庇隆执政可以不顾美国人脸色，大胆施行一些让他们“寝食难安”的政策。经济上，他全面加强国家干预，先后制定两个五年计划（1947至1951，1953至1957）和一个应急计划（1952年经济计划），以赎买的方式将一大批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外资企业（主要涉及铁路、保险、电话和天然气等）收归国有，控制了出口贸易和银行体系，并且通过成立工业信贷银行、外贸促进局和四大工业联合体（主要涉及民航、造船、冶金、化工和纺织等领域）推动民族工业发展。

在社会方面，庇隆以宣传社会正义和公平公正为出发点，实施扩张性福利政策，使得更多阿根廷民众真正分享到社会发展红利，而他的第二任妻子埃娃·庇隆（María Eva Duarte de Perón，昵称艾薇塔Evita）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1944年，阿根廷发生圣胡安地震，埃娃·庇隆出面组织救灾募捐活动，以此为契机进入社会慈善活动之中。1946年，她已为阿根廷筹建4000个学校食堂。

庇隆当政后，于1948年成立由她主持的埃娃·庇隆基金（简称埃娃基金），基金除获得捐赠外，还从全国赌场、赛马和彩票行业中按比例抽取资金。基金会面向所有阿根廷民众，在1948年之前主要以参与住房建设项目，发放现金、药品、物质等方式进行救济，1949年则主要转向健康、教育、老人公寓和住房等福利设施建设。埃娃基金只是私人救助组织，但放在时代大背景下，显然是庇隆政府有意为之的社会救济方式，此举不仅为庇隆获得民意支持，更让埃娃成为庇隆政府最可亲可近的形象。特别是她在1952年去世后，成为民众心目中主持社会正义的“阿根廷的圣母”。

但说到“第三条道路”的实际效果只能说喜忧参半。庇隆的社会福利和分配改革取得较大成效，但减少对外依附性的工业化政策却磕磕绊绊，很大程度就来自于美国的阻挠。阿根廷工业发展所需的机器和原材料大部分需要进口，急需美元外汇和物质支撑，而美国正是看准此点，对庇隆政府实行持续不断地打压。

按庇隆自己的诠释，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并非不选择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那么简单，而是平衡“理想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正义主义”。

1950年10月17日，布宜诺斯艾利斯，要求释放庇隆的示威游行发生5周年之际，庇隆和他的妻子埃娃·庇隆在总统府阳台上向人群致意

考察当时国际局势人们就会发现，庇隆上台前，美国已经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超级大国之一，对美洲事务的干涉日趋明显。当时的美国一定要逼迫阿根廷抛弃“第三条道路”，“现实地面对国内和国外问题”，也就是公开表态加入追随美国的西方阵营。

美国最先的招数是用“马歇尔计划”要挟阿根廷。二战后美国计划采购阿根廷粮食为欧洲提供援助，而阿根廷也希望借马歇尔计划换取宝贵的外汇。然而，美国经济合作署提出，阿根廷应用“合理价格”出售农产品，实质上是想打压阿根廷政府支持下的贸易促进会，因为阿政府想依靠贸易促进会提价回笼资金投入后续工业发展。事实上，美经济合作署此举的根本缘由在于“官员希望阿根廷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利用阿根廷的经济危机来毁掉庇隆政权”。

1955年9月2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清理解放者联盟建筑的工作正在进行。此前，在推翻庇隆政权的军人政变期间，这里被军队坦克和大炮炸毁

在美国持续打压下，阿根廷国际贸易环境持续恶化，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又遭遇连续旱灾，导致庇隆第二个五年计划遭受严重挫折，国内爆发经济危机。内外交困下，1955年庇隆不得不向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农牧业出口和外资集团做出让步，允许美资企业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参与阿根廷石油开发。尽管他事前多番宣传解释，此举却引起视石油为国家命根子的军队和工会不满，再加上庇隆采取的一系列世俗法案如允许离婚、取消学校宗教教育、给予私生子合法权利等措施触怒了教会。9月16日，军人再度发动政变推翻庇隆政权，虽然庇隆在20世纪70年代曾短暂回归，但他提出的风光一时的“第三条道路”却再也回不来，就这样，在美国人和阿根廷人的联合压制下迅速走到了尽头。

参考文献：

乔纳森. C.布朗《阿根廷史》

姜涵《制度选择与钟摆式发展：新经济史视角下的阿根廷》

莱斯利·贝瑟尔等《剑桥拉丁美洲史·第8卷》

张世轶《冲突与和解：美国对阿根廷的政策》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11月下，原标题为《跌入陷阱的白银之国 阿根廷“第三条道路”诞生与失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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