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

本文来源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ID：SouthReviews），原文首发于2021年6月28日，原标题为《这次，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

文丨何焰

两弹一星近乎一段分水岭。

此前的中国时刻遭受着来自美国的核威胁，掉落在日本广岛、长崎的核武器随时有可能掉落在中国人的头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已建立，但“再挨打”的忧虑并未消散。

而从1964年到1970年，中国连续成功发射“两弹一星”，继美、苏、英、法之后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才真正确立国际地位，迈入军事科技大国行列。

“只有枪杆子没有炮杆子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论断得到了验证。

但是，两弹一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功的呢？

思之令人心酸。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一共颁给了23人，但理当有更多人共享这一份荣誉。不止有被美国软禁5年、45岁辗转回来建设祖国的科学家钱学森；不止有只身入险、手捧核弹头，受到强辐射而早逝的邓稼先；不止有飞机失事，躯体烧焦、与身旁警卫员紧抱在一起，分开两人尸体后发现中间保护着机要文件的郭永怀。

还有一些奖章之外的人值得被记住。上到元帅聂荣臻，下到离家“不告父母兄弟”的无名小兵。

有在政治声浪中坚持信念的领导人、科学家，也有饿着肚子干国家事业的工人，还有大漠中成片的坟冢。

如果有人把“两弹一星”的故事当作过于浪漫的英雄史诗，不如趁早先打消这个念头。艰苦岁月中没有大人物，只有埋头干、奔波苦。

在建党百年之际，重看“两弹一星”，是一抬头和一低头——抬头重看星空宇宙，低头泪洒满地焦土。

文丨何焰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ID：SouthReviews），原文首发于2021年6月28日，原标题为《这次，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

但1949年前后，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们看到希望、拥回大陆，希望以毕生所学来帮助建设新中国。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后来诸多回忆录都有谈到，建国前后，萦绕在一些科学家心中的词都是：回去、回去。

钱学森。

他在美国并不是小人物，师承航空理论泰斗冯·卡门，36岁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建校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又受军方青睐，担任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

他在美国20年如漂萍，功成名就，却没有置办一处房产，也没有买一份保险。

1949年，钱学森筹备回国。

“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

当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一句狠辣的话，为这位科学家带来了归国的重重险阻。

钱学森先被美国认定为间谍，遭到逮捕，被囚禁在一座小岛上，后又迎来了漫漫无期的居家软禁。

5年，整整被软禁了5年，直到钱学森秘密向国内寄信，周恩来才在1955年通过外交手段帮助他回到祖国。

郭永怀。

他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也曾是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的学弟。

郭永怀的性格显然更烈一些，他在校园里公开烧掉了自己的几千册藏书、大量的研究笔记和授课讲义。

一个文质彬彬、东方面孔的教授，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本一本将书撕开、丢进火堆。

郭永怀知道，这些重要书籍和资料不管是带走还是送人，都可能被美国当局认定是“间谍行为”，成为自己归国的阻碍。不如干脆一烧明志，破釜沉舟。知识都在他的脑子里。

多么自恃天才、又归国心切的举动。

而这一位轻视材料、相信自己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多年之后的飞机失事时，断然决定以肉身来护住“两弹一星”的机要材料的呢？材料安好，身体焦黑——这已是后话了。

当时还有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

这一对物理学博士和郭永怀正相反，他们往北京、香港寄了近两千磅重的书籍和材料。就像打游击一样，夫妻俩每逢夜深人静时便整理书籍、资料，每6磅打包成一个的小包裹，抓住每一个邮寄机会，逃过移民局的审查。夫妇俩寄了整整一年多，才将三百多个包裹寄回国内。

书寄回来了，他们就放弃在美国的一切，把美国的两辆小轿车、家电、家具全部送人，立刻回国。

还有科学家赵忠尧，他从美国采购20箱器材想办法带回国内，后来为中国安装出了第一台静电加速器。

以及建国之前赶回的钱三强夫妇。

这些归人的名字如果一时记不住也没关系，只要你可以想象到——他们曾经吃了多少苦头，放弃了什么样优渥的条件和个人科研成就的诱惑，才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了什么而读书。

一边是1956年成立的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做院长。一边是原子能研究所，由钱三强任所长，牵头科学家们一起做。

项目虽上马，但一开始就犯了难——白手起家，谁来做第一批骨干？

当时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展开，各行各业都在加紧建设，科技专家都是单位里的宝贝，是稀缺人才，一些科学家经常被笑称是“老母鸡”，要承担孵化更多人才的任务，没有哪个单位舍得放人。怎么去跟各单位要人才？

聂荣臻元帅是受命领导全国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任务的人，他得帮着调集，把人聚拢起来。

周恩来支招，让聂荣臻组织国务院33位部委领导开会，直接开口要。

可当时一场会开下来，聂荣臻并不好受，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整个会场唯独只有“哈军工”院长陈赓鼎力支持，答应给6个人，且很快到位了。其他单位答应给的人迟迟不来，有的两个月过去了还没动静。

最后是聂荣臻列了名单找到了周恩来，请他亲笔批准，走行政手段才把人硬调来的。

就这样，数十位专家、中级科技人员，156位大学毕业生，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导弹、火箭事业的班底。

另一边的原子能研究所，情况也不乐观。

钱三强比钱学森回国较早，“要人”之路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更有目的性，也更加漫长。

钱三强心里有一张名单——因为他早就调查了全国自然科学专家的情况，也了解尚在国外的所有专家名单——写信求才、请国外专家转交、一一拜访，他都做到了。全职的、兼职的、全时兼职一段时间的，他都接受。

最有名的当然是钱三强去找邓稼先的故事。1958年秋天，钱三强找到34岁的邓稼先：“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这位“娃娃博士”一下就知道，大炮仗就是原子弹，他问：“我能行吗？”

钱三强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任务、意义、保密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诉妻儿”，从此以后不能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出国、不能随便和人交往、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在什么地方……

那一天，邓稼先回家很沉默，有一点反常，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许鹿希也没有睡着。

她后来回忆：“他突然说自己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到哪儿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我说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这不行。反正当时弄得我很难过。”

“我那时30岁，他34岁，孩子还小，我又不知道他干什么去。可是他态度很坚决，说如果做好这件事，他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就感觉他已经下决心了，后来他突然又说了一句，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说这句话时哭了。我说你要干吗去，做什么事情要下这个决心。”

次日，邓稼先带上妻子、4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一起去照相馆拍下了一张全家福。此后，邓稼先的名字就从外界新闻、学术刊物上消失了。

邓稼先加入之后，钱三强又找来了朱光亚、程开甲、郭永怀，然后是王淦昌、彭桓武等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阵容，这才基本确定了下来。

核原料——铀浓缩厂的选址就十分波折。

“要隐蔽、面积大、水要足、用电量还大”，为了符合这一要求，考察队20多人，从1958年初启程，从东到西，踏过了中西部好几个省区，勘探了18个场地，一路被上级否定，最后才到了兰州。

大家终于在兰州北郊黄河边看中了一块地，喜出望外。突然，树林里有一群人端着枪过来，包围了勘察队。

原来这地方已经被一家飞机制造厂看上了，而且已经设立了筹备处。

这个筹备处的主任叫作王中番，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军人，他见过美军轰炸机之下的战场惨状，发誓要回国做飞机。

他回国后，如愿当了飞机制造厂筹备处的主任，找了两年才为厂子找到这块宝地。王中番知道勘察队正在找场地，但不知道目的，热心问：“我这一带熟，你告诉我要做什么，没准儿我能帮你找个好场地呢！”

谁想到几天后，王中番接到上级电话，他选的地方被二机部看上了，叫他让出去，再另择厂址。

王中番急了，一下子从兰州找到北京，上门找二机部的部长宋任穷说理。

“宋部长，您凭什么把我们的地方给一锅端呀？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挪地方。只当我自己在朝鲜被炸死了！”

“王中番同志，你知道要你那块地干什么吗？”

“我不管，我只管造飞机，造轰炸机！你们不答应还给我，我去找彭老总，他去过朝鲜，挨过炸，他说过我们要造飞机！”王中番说着说着，眼泪快下来了。

宋任穷真的拨通了彭德怀的电话。

“老总，这个人有股子倔劲儿，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敢和人拼命，是个干事的人……麻烦您给航空那边打个招呼，这个人我扣下了，他叫王中番。”

王中番万万没想到，一下子泪水夺眶而出。“宋部长，您和彭总，你们不讲理。”

宋任穷这才说出实情，他定睛看着王中番：“原子弹，你知道吗？”

王中番一下子愣住了。于是，他就这样成了铀浓缩厂的副厂长。

史料记载中的这一段故事十分动人，尖端的“两弹”项目得到普通战士的心，或许只需要一个名称。

但可惜有一些战士，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服务的保密工作是什么。

1958年2月，导弹试验基地批下来了，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巴丹吉林大沙漠的边缘。

这个地方我们如今已经很熟悉，它后来又有一个名字叫作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两弹”三个基地中，导弹试验基地的进程最快，几万人加紧建设，只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数万工程兵刚来的时候，坐了半个月的罐子车不许往外看，一下车都傻眼了。这什么地方？

风沙、烈阳、毒蚊子咬，连司令员也睡帐篷。大部队待了不到半个月，就出现数百、上千人同时拉稀的状况。有人拉死了，有人被蚊子咬死了，有人累死了，有人饿死了。

这些军人、工人，只知道奉命来建设这个地方，却不知道为什么来。死人的事情还在发生，而他们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基地上士气日渐低落。

隐姓埋名、背井离乡、绝对保密，几乎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宿命。

但何以安抚人心，告慰亡灵？

司令员孙继先向上级申请，终于在1960年4月导弹试验基地即将竣工时，告诉几万工程兵：“我们来这，是搞导弹的。”

有史料记录当年一位参与施工的老兵的回忆：

当时一宣布好多人都哭了。

“为什么哭？爱导弹？纯粹是扯淡！没几个人知道那玩意儿，就是憋得太久了，那么多人一起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两年多，又不打仗，就是干活儿，拼了命干活儿，死了几百人。一宣布好了，总算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了，这苦没白吃，值得！”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接受批斗。

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国大炼钢，各地都在放“卫星”。而真的“两弹一星”的科学性却遭到了政治的冲击。

这一年，中国人造卫星工程上马，代号“581”，但研究所里经常争吵不断。

因为一群年轻科技人员不满所长、著名科学家赵九章。他们主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不放山药蛋那般大的，一上马就搞高能火箭、高能发动机，放几顿重的大卫星”。

赵九章也无法说服他们。

一天，在一番争执之后，这群年轻人将赵九章制作的一个卫星模型从三楼扔了下去，差点砸中下面推着自行车的51岁赵九章。赵九章当场泪水盈眶。

特殊年代里，荒唐事不断出现。

很快，1959年，此后是长达三年的大饥荒。

导弹试验基地上的工人有的饿得都逃了，中央拨过去一批粮食，半路上被农民抢劫了。北京的研究院里，科学家们也不好过。

邓稼先总是在半夜三更回家翻东西，再带回研究院给年轻人吃，他自己饿得瘫软，连30斤重的女儿也抱不起来。

因为饥饿，很多科学家患上了浮肿，接受周恩来接见的时候，彭桓武的脚脖子肿得快提不上鞋子。

然后是1960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在核工业领域的全部援华专家，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图纸资料。

碰到经济极端困难的时刻，全国对导弹、核武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议不断，开会时经常桌子拍得叭叭响。

“两弹一星”事业岌岌可危。

那是一段非常敏感的时期，连身边亲信下属都劝说聂荣臻，暂时搁置。不料元帅直接发火了：“不搞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一份5000多字的报告。

看似报告，其实是军令状。因为他作出明确承诺——四年左右可以制造一般的原子弹，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可以造出比较高级的原子弹。

伴随着美国持续不断地对中国大陆的核威胁，聂荣臻的报告增强了中央领导人的信心，“两弹”项目保住了。

当然不是到此为止。

随后“文革”的冲击，以及始终艰苦的科研历程，让“两弹一星”事业中心的科学家们始终在摇摇晃晃地前行。

他们大部分人一边忍受挫折、批斗、工作时间得不到保障，一边争分夺秒、刻苦钻研，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从1964年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再到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两弹一星”的艰苦历程，中国科学家们以生命、以精神，为它画下了一个传奇的句号。

1986年，邓稼先去世的时候只有62岁。

他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

至此，与其说“两弹一星”是军事项目，不如说它是一种精神。就像张爱萍将军说的，原子弹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

对于科学家们来说，也是一抬头和一低头，低头热爱脚下热土，抬头热爱物理世界、璀璨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