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实用主义的人才政策：金莲川国际化智囊团给了忽必烈多大助力？

中统五年（1264）七月二十八，因为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而陷入孤立无援的阿里不哥，狼狈地从中亚返回蒙古本土，向击败他的亲哥哥忽必烈低头认怂，前后持续五年的黄金家族内战落下帷幕。同时，结束大蒙古国两汗对峙的局面。摘掉“叛乱者”称号的忽必烈，意气风发地在八月十六改元至元，并大赦天下。

元代蒙古地图（局部）。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忽必烈能够成功巩固蒙古大汗的宝座，固然有他个人的“仁明英睿”，但他背后那个庞大的国际化智囊团对他的帮助，也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才是元朝建立的真正幕后导演，他们，就是金莲川“国际”幕府、即忽必烈的潜邸旧侣，如果没有他们的影响和启迪，很难说忽必烈能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随着西夏和金的相继灭亡，北方汉地就沦陷在蒙古铁蹄之下。文明落后于中原的蒙古人伐夏侵金的最初动机，只是出于掠夺财富的欲望，并没有统治中土的计划。他们不过是把之前短期的掠夺子民与强征贡赋，转变成对汉地财源和兵源的长期榨取，说到底，蒙古前四汗时代对征服的新领地“皆非统治而是掠夺”。

蒙古有一句谚语：挤驼奶前必须爱抚骆驼。但遗憾的是，蒙古人并没有把对骆驼的仁慈，施予到被征服地区的子民头上。华北汉地的子民们，不但要承受蒙古汗廷颁发的各种剥削敕令，还要面对诸王贵族下发的勒索敕令，这是蒙古帝国自太宗以后出现的特殊政治形态——黄金家族成员都有发号施令的特权，可以随意下发札儿里黑（即敕令）。

元代玉骆驼。来源/观复博物馆

贵由汗（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即位时就曾专门表扬过叔叔拖雷的遗孀和她的儿子们，因为他们母子从来没有滥发过敕令。蒙哥汗（元宪宗）即位后，也曾把“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并规定诸王如不首先咨询朝中的总管，不得颁发和宣写任何关于财务的敕令，但实际上并没有令行禁止。

在这种情况下，承受层层盘剥的北方汉地，局面极为糟糕，时刻都要面对蒙古贵族的杀掠以及无限制的勒索，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保障，生产力也被严重破坏，元好问的诗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就是当时哀鸿遍野的华北大地的真实写照。

将被征服地区视为蝼蚁的蒙古统治者却并不以此为意，甚至有大臣建议把汉地变成牧地，“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了阻止这个荒谬的主张，不得不用汉地的经济价值来投其所好，委婉地劝阻当时的窝阔台汗（元太宗）：“汉地的各种税赋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窝阔台听了果然提起兴趣，让耶律楚材经营汉地为他敛财，华北地区这才摆脱沦为牧场的厄运。

《三才图会》中的耶律楚材。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但蒙古贵族并不习惯，也不满足耶律楚材按部就班的经营方式，太宗六年（1234）七月，窝阔台任命失吉忽秃忽担任中州断事官，行治燕京。

失吉忽秃忽总领中原汉地诸道，标志着耶律楚材彻底失去主管汉地财赋的实权。太宗十一年（1239）十二月，窝阔台又把汉地财赋外包给回回商人，使艰难度日的汉地百姓彻底陷入地狱。

回回商人扑买中原银课的原额是2.2万锭，他最终以4.4万锭中标，多掏的钱势必要转嫁到汉地百姓头上，而窝阔台被回回人承诺的巨额利润吸引，根本不管他是否在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手段聚敛。

南宋僧道免丁银锭。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即便贵由汗后来处死这位回回商人，但依旧任命牙老瓦赤复任中州断事官，使“中原数十百州之命脉系焉”。在中亚执政声誉颇好的牙老瓦赤因为不了解汉地情况，才略也无从施展，蒙古贵族们便乘机大肆搜刮，最终“民力益困”。

到蒙哥汗即位后，尽管他颁布一系列革除弊端的举措，但从他任命在汉地无所作为的牙老瓦赤继续掌控中原就可知，他所谓的革除、更新不过是一般的、临时性的治标，并没有针对性的治本措施，北方汉地不治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旧弊未去新弊复生，到处都是荒凉、萧索、残破的惨况。

面对汉地不治的困弊局面，北方的有识之士都是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就在大家“怨愤彻天，然终无如之何”“生民颙颙，莫不引领望明君之出”时，一个蒙古贵胄进入了绝望的北方士人的视线。

他，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

明人绘忽必烈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虽然史料对忽必烈的年轻时代没有过多记载，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的蒙古人。忽必烈出生在黄金家族的核心家庭，是拖雷和嫡妻唆鲁禾帖尼的第二个儿子。出身克烈王族的唆鲁禾帖尼是位优秀的蒙古女性，她在拖雷死后，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严格教育子女，统御部众，尤其善于广泛搜罗各类人才并优待他们，以此维护、巩固拖雷系的实力并伺机而动。被蒙古人称为“赛因额客”（好母亲）。

元代《番骑图》中蒙古贵族妇女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在唆鲁禾帖尼的潜心教导下，她的四个儿子“熟悉、遵循蒙古传统的惯例与法律”，“每个都是汗和具有智力的人物，而且就机智聪慧说胜过了所有别的王子”。

但从忽必烈四兄弟的事迹看，唯有他继承了母亲善于学习的基因，他对任何不了解的东西，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譬如被蒙古贵族忽略的汉文化。

正是因为忽必烈善于学习，才让他得以具备超越前辈的见识和才能，“思大有为于天下”。而他家族最重要的经济、人才都源自其母的汉地封邑真定，也让他意识到中原汉地的重要性。

这时就不能不提对忽必烈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汉人，不是刘秉忠，而是经常被大众忽略的一个人——临济宗的海云大和尚。海云大宗师（1202-1257），俗姓宋，法名印简，字海云，是大蒙古国时期北方汉地佛教地位最尊崇者。

元代鎏金铜佛像。来源/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身为景教徒的唆鲁禾帖尼对海云和尚非常尊重，受母亲的影响，忽必烈曾在1242年邀请海云禅师赴漠北帐下问佛法大意。在问答中，忽必烈直接就询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此时的汗位仍然把持在太宗系，28岁的忽必烈还只是旁系宗王，居然就操心起安天下的问题，足见年轻时的忽必烈就已经野心勃勃。

面对忽必烈的询问，海云禅师简明扼要地回复：“若论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休戚安危皆在乎（仁）政”，他还把仁善、爱民归纳到佛法之中，增加忽必烈对佛教的信赖和好感，并给出可行的建议：“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

石雕海云印简禅师像。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海云南返时，把“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的徒孙僧子聪（即刘秉忠）留在忽必烈身边，此后一直追随忽必烈随行跋涉“逾三十年”，备受信任，忽必烈自己都说“得卿实契于朕心”，察必皇后也说刘秉忠“言则帝听”，整个元代能够和最高统治者沟通契合到如此程度的，恐怕只有刘秉忠一人。

就在海云给出建议的同年，云中名士赵璧即被闻其名的忽必烈召入王府，“呼秀才而不名”“命后（察必）亲制衣赐之”，宠遇无与伦比。

忽必烈喜欢听刘秉忠、赵璧讲述“前代帝王事迹”，对汉地的历史文化很是向往，“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始太平，喜而慕焉”。

清人摹绘李世民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如果说海云禅师的建议让忽必烈意识到汉地人才的重要性，那他对唐太宗招揽人才之行为的羡慕，就是他集结幕府、网罗士人的主要原因，他“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正是受唐太宗招十八学士的启发。

身为旁系宗王不好好去抱合罕的大腿谋求好处，却去学那些亡国之俗，能有什么用？忽必烈在聆听金朝状元王鹗对他讲解的“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时，就对此疑问做出回答：“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孝经》，敦煌写本，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为Pelliot Chinois 3382。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这句话把他的野心彻底暴露出来，也充分表明他征聘文学之士的目的所在，毕竟，不管处于什么时代，善于准备且有远大志向的人，距离成功都不会太远。

随着汉地精英陆续被忽必烈延聘，在这些“四方文学之士”的影响下，热爱学习的忽必烈，在定宗二年（1247）征召张德辉时，都能提出“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辽金真的是因为释、儒而灭亡吗？”以及“农家亦劳，何衣食之不赡”等问题，可见他对汉地制度文化以及民生已经相当了解。

清人摹绘孔子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对比其他绝不放下征服者的身段的蒙古贵族，忽必烈这位不那么以蒙古为本位、对汉地文化充满学习热情和态度的贵胄王子，自然让当时饱受兵祸之灾的士大夫们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大家以唐太宗那样的明君来引导他，殚精竭虑、群策群力，助他登上汗位。

忽必烈因为心怀野望，思大有为于天下，所以积极招揽四方人才，不分民族、不管地域、不拘一格，这些人才在他身边形成一个强大的幕僚集团，即声名赫赫的金莲川幕府。

忽必烈将自己的治所安排在金莲川（后于此建城，即大元朝的上都），并组建了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集团。上图为元朝上都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志向远大的忽必烈当然不是在金莲川开府时才广招人才，而是早在会见印简海云禅师之后就开始了，但在他有意识招聘士人之前，其实还有个经常被忽略的初期阶段，忽必烈也曾像其他蒙古贵族一样，按“有用”的标准，招揽过工匠、术士、宗教等技艺型人才。

简而言之，金莲川国际幕府是由三个阶段构成，即初期（123x-1242）、二期（1242-1251）、三期（1251-1260）。

初期阶段即忽必烈成年后的某年，到会见海云禅师之前，招揽的人以技艺型人才为主，以及分配给忽必烈的宿卫人员。

第二阶段（1242-1251）是从忽必烈会见海云，到蒙哥夺取汗位。这阶段是拖雷系夺取汗权之前，忽必烈开始有意识地招纳各界名流——以汉人士大夫为主，为未来积蓄力量。

第三阶段（1251-1260）是从蒙哥夺取汗位，到忽必烈自立为汗。这阶段是拖雷系夺权胜利时期，忽必烈的政治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开始更大规模地招揽人才，大有把天下名流网罗干净之势，势力之盛让蒙哥汗都感到威胁。

影视剧中的蒙哥。来源/电视剧《忽必烈传奇》截图

金莲川幕府中的诸多成员，按其特征又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没有备注民族的，均系汉人）：

①正统儒学：赵璧、王鹗、窦默、赵复、姚枢、许衡等。

②所学驳杂以术数著称：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刘秉恕等。

③宗教：禅宗海云，及其大弟子可庵朗（可庵智朗）、普安至温和尚、太一教教主萧辅道（即萧公弼）、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等。

④原属世侯幕僚：张德辉、郝经、商挺、徐世隆、宋子贞、李昶等。

⑤技艺型：孟速思（别失八里）、张惠，精通蒙语；札马剌丁（又译札马鲁丁，西域波斯人），科学家；也黑迭儿（阿拉伯），建筑学家；爱薛（西域弗林人，今叙利亚），精通西域诸部语言，工星历、医药；许国祯，医术精湛；贾昔剌，善烹饪。

⑥汗廷官员及宿卫：大世侯董俊之子董文用、董文炳、董文忠；京兆总管贺贲的儿子贺仁杰；以及叶仙鼐（畏吾人）、高良弼、赵炳、姚天福等，均以仕宦或子弟的身份，被招揽或分配给忽必烈充当宿卫。转运司副使马亨，武将张禧及其子张弘纲，则是仕途不顺被幕府人员举荐门下。还有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受失烈门的牵连差点被杀，是忽必烈助他脱罪，因此被耶律铸视为“再生之恩”。

⑦近侍以及帮闲：阿合马（回回人），以察必皇后的陪嫁身份进入藩府；阿里海牙（畏吾人），最初就是一个聪辨有胆略的小混混，有武力值，被忽必烈招揽；阔阔（蒙古蔑儿乞部人），善骑射，武力值高，被忽必烈选为近侍；其他诸如廉希宪（畏吾人）、昔班（畏吾人）、明里帖木儿等，均以降人子孙被分配或再分配，才进入忽必烈潜邸。

除了征聘四方人才，忽必烈还频繁结交、拉拢贵族官僚，比如他曾先后举荐杨惟中出任河南经略使、京兆宣抚使以及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抚使；举荐大世侯史天泽出任河南安抚使。还有太师国王木华黎家族的乃燕、博尔术的弟弟脱兀脱（阿儿剌部人）等蒙古亲贵，都臣服于忽必烈。

忽必烈甚至成功拉拢到宪宗朝廷的燕京断事官赛典赤·赡思丁（回回人），赛典赤当着大汗的命官，却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把属于朝廷的财赋提供给忽必烈。忽必烈后来还洋洋得意的向亲信大臣不忽木爆料：“彼事宪宗，常阴资朕财用”。不忽木批评他：“今有以内府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若何？”惊得忽必烈赶紧挥手：“卿止，朕失言”。

中统元宝交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从上述简单罗列可以看出，忽必烈的潜邸旧臣之民族、来源堪称多种多样，正是由于幕府成员的民族众多，才让金莲川幕府成为史上罕见的多元化、国际化幕府。

金莲川幕府如果按民族划分，主要分为汉族、西域色目、蒙古三大集团，以汉族精英士人为主。因为他们同处幕府，同僚之间多有交往，非汉族成员不免会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生出倾慕、仿效之心。

忽必烈主动命潜邸中非汉族侍臣学习儒学，像王鹗进入藩邸后，阔阔、廉希宪等人就师从王鹗；忽必烈还让姚枢、张德辉、窦默、王恂等，先后教授真金太子。

汉族的某些精英士大夫为了发挥所学，也为了汉地的生民得以残喘、经济得以延续，不得不屈己降志，接受忽必烈的征聘，像郝经几次拒绝征召，但最终还是为忽必烈的诚意所感动而出山，献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

忽必烈也的确礼贤下士，对德高望重的大儒非常尊重，丝毫没有征服者的颐指气使，譬如赐窦默貂尾裘帽，又赐适宜老人佩戴的玉带钩，“且太子见之，与见朕无异，庶几知所儆畏”。忽必烈对士大夫的各种尊敬礼遇，确实起到了效果，这也是四方英才纷纷来归的一大吸引力。

明人绘元太宗像。图中元太宗头戴貂尾裘帽。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在谋取权力之前，忽必烈只能一边招揽人才一边潜心学习，蒙哥汗上位后，忽必烈被任命统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终于等到改善汉地不治的机会，他采纳刘秉忠等人的建议，选用能臣，先后在邢州、河南、京兆三地恢复汉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在短期内就迅速改变这三地的面貌，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

在这个基础上，忽必烈本人奉命南征大理，圆满完成任务。各方面优异的成绩让忽必烈的实力大增，声望也获得很大的提高，他就让刘秉忠在金莲川营建开平府，作为经营中原的根据地。

忽必烈南征大理地图。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自然侵犯到习惯随意勒索汉地的蒙古、色目贵族的利益。很快就有人向蒙哥汗告发忽必烈及幕府人员，罪名就是忽必烈谋得中土人心、王府人擅权为奸利事。对胞弟势力大增感到不适的蒙哥汗，迅速以“脚病”为由解除弟弟的兵权，又派亲信前往忽必烈的封地钩考钱粮，借机铲除他的势力。

钩考事件对忽必烈的打击很大，兵权被夺，部下死于酷刑二十多人，以往所置诸司皆废，让他陷入艰难的困境之中。这时，又是幕府精英们的应付得当才避免忽必烈被挤出核心政治圈，暂时蛰伏起来等待时机。

机会很快就等到，在忽必烈重新获取兵权不久，南征的蒙哥突然驾崩。忽必烈没有立即北返，郝经迅速上《班师议》，催促忽必烈“速当退师，归定大事”。

蒙哥南征——钓鱼城之战地图。来源/纪录片《钓鱼台》截图

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民族、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幕府成员，从不同角度，给予忽必烈更加全面的谋略建议，爆发出强大凝聚力和执行力，才推动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

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设想：忽必烈可能准备凭借汉地立足后，来获得蒙古共同体的承认，然后用回回商人充当血液，把以草原为骨的军事，和以中原汉地为肉的经济，密切地连为一体，“融合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以及穆斯林商业力”建立起连贯欧亚的世界帝国。但遗憾的是，忽必烈和他的智囊团们都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忽必烈清楚的明白，他即位于开平的行为就是在破坏蒙古惯例，也是以汉地重心主义压倒蒙古本位主义的表现，是绝对不会被蒙古世界认可的。这固然有他本人的抉择，但更多还是其智囊团中的汉人精英推动促成的，被迫以汉地为中心建立的元朝，就是这样脱胎而出的结果。

忽必烈即位于开平，上图为元代开平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另一方面，不愿意让游牧制度在中原生根的汉人精英士大夫也很明白，因为“万世国俗”的束缚和“累朝勋贵”的阻挠，促使忽必烈政府全盘汉化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他们并不敢奢望蒙元统治者能悉数接受汉化，他们所求的不过是糅合蒙古旧制和中国治道，建立一个与辽金相似的“征服王朝”。可最终还是弄成四不像。

因为忽必烈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希望获得汉地精英的支持时，就表现得很喜欢儒生。他把蒙古游牧帝国改造成以农业为主的汉人式的朝代，也不过是为形势所迫，希望获得汉地人民的支持。

但他的身份和地位——蒙古人的大汗——决定了他不可能单一地去迁就汉人士大夫，他不能，也不敢背弃蒙古旧俗。更不愿意让汉人觉得汉文明比他的民族文明更高明，更不会超越蒙古人或自身的利益为一个世界帝国谋划运转的根基。

他的世界帝国，终究是一场梦。

参考文献：

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

陈得芝《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试论阿蓝答儿钩考的前因后果》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

苏天爵《元文类》张金铣点校.

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周俊宇译.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