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社 | 阿根廷问题的核心,是盲从西方的改革最终背叛了人民

作者:星社内参组

本文转载自:恒星通讯社(ID:FTPLab)

撰写 | 守常

阿根廷总统换届,这本来是阿根廷的内政,但总有一些人使劲想把话题引导到我们身上,说这是对我们的“沉重打击”,以及美国的“胜利”什么的,理由是新总统米莱竞选时说经济政策要和美元挂钩,然后和我们“脱钩”。

 

坦率地讲,先不说竞选语言和执政操盘是两回事的问题,我首先是看不出经济政策美元化和美国的“胜利有什么逻辑关系。

 

因为但凡对过去四十年来,阿根廷的“民主化”改革史有些许了解,就能知道这不是阿根廷第一次尝试用美元来锚定经济,而美国也并没有因此得到实质性的好处。

 

比如,1991-1999年梅内姆的改革就尝试过用锚定美元来遏制通货膨胀,甚至通过货币局制度来保障比索和美元的无限制兑换,结果是九十年代后期美元升值周期重创了阿根廷的出口,直接导致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和首次大规模国际债务违约,随后这种无限挂钩政策才被抛弃。

 

反倒是美国投资人在那场债务违约中损失惨重,因为阿根廷政府最后决定只按30%来兑付债券,搞得一众美国基金直接崩溃,官司打到今天还没个下文。

 

不知道这算不算美国的“胜利”,我感觉应该不算,甚至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

 

另外,我也看不出阿根廷的经济改革为什么是对我们的“沉重打击”。

 

因为中阿经济关系建立在产业互补基础上,而米莱奉行的是极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那不是更有利于促进产业互补、更能发挥我们善长做产品生意的优势吗,怎么会是打击呢?

 

事实上,过去四十年来,无论阿根廷经济政策如何左右摇摆,无论政府执政理念如何变化,中阿关系一直是向前发展的,韧性十足,就因为这种互补互利格局的存在。

 

因此,进入新世纪之后,中阿贸易额一口气翻了约十多倍,我们也一路成为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啥,我们才第二?

 

第一是美国吗?

 

别想了,不是美国,是巴西,又一个金砖国家。

 

是的,阿根廷与其他金砖集团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去年创下600亿美元历史新高,占阿根廷进出口总额40%,你猜以振兴经济为施政纲领核心的米莱总统会不会拿这种分量的伙伴来开玩笑?

 

这就是米莱当选后马上改口风,承诺尊重中阿之间签订的商业协议,且不干预私营部门开展对华贸易的根本原因。

 

我还看到有说货币互换协议吃亏了的,拜托,那是一笔一批、汇率随行就市的,风险完全可控,而不是说给一个大额度然后随意支取,请搞清楚再下结论好吗?

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只要把眼界放宽一点,实事求是一点,就能看到上面引述的种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站不住脚,为什么一时间又铺天盖地呢?

 

于是我特地留意了一下发表上述言论的社交账号,发现绝大多数都是零作品的私密账号,顿时恍然大悟。

 

好家伙,原来是想打舆论战和带节奏啊,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本来我们是没时间也没心思搭理这些人的,就想埋头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既然人家都主动打上门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不好好招待显得我们礼数不周,所以必须回应。

 

那么,阿根廷问题的真正核心是什么呢?

 

正是过去数十年间,盲目崇拜西方经济理论乃至政治体制的精英阶层所进行的改革违背了阿根廷的国情,才导致了历次改革的失败,最终使得阿根廷人民不得不承担全部失败的成本,陷入长期的经济灾难当中。

 

这才是问题真正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的对手把舆论焦点引导到对华关系时竭力掩盖的真正事实。

 

那么,这些满脑子西方思想的精英们推行的改革,究竟造成了哪些问题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改革成本由普通民众承担,而改革收益却由权贵阶层垄断。

 

一个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数据是,我们常说阿根廷经济不行,而实际上阿根廷的人均GDP比我们还高一点,去年是13700美元,是不是没想到?

 

星社 | 阿根廷问题的核心,是盲从西方的改革最终背叛了人民

一个人均GDP13700美元的国家,按道理已经快要迈进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怎么会出现国家违约和经济崩溃呢?

 

原因就在于,阿根廷的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会漠视国家和民众陷入困难,绝对不会施以援手。

 

因此,同样是在阿根廷,将近一半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青少年的多元贫困率更是超过60%。

 

星社 | 阿根廷问题的核心,是盲从西方的改革最终背叛了人民

是的,有钱的人财富多到可以推高整个国家的人均GDP,而将近一半的人却还要发愁孩子明天的早餐。

 

这就是西方体制在发展中国家原始积累阶段必然发生的弱肉强食,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球王梅西,小时候就差点因为家里没钱治疗生长激素缺乏症而错过足球生涯,13岁参加阿根廷本土球队河床队试训,也因为球队没有预算承担治疗费而被拒收,最后好在欧洲豪门巴萨罗那发现了他的天分,这才把这位旷世天才挖掘出来。

 

而被誉为阿根廷常务副球王的迪玛利亚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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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父亲常常在我们家院子里的铁皮屋檐下面干活,随后他会把所有的木炭都打包好,让人带到集市上去卖。在上学之前,我和妹妹通常会帮他一起干活。当运炭车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打包好的袋子从客厅里抬出来,经过前门,再给这些袋子搬到车上去。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可以在桌子上看到食物,我的父亲也才可以确保家里的房子不被银行收走。
……
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到了厨房的餐桌边,父亲说:“你有三种选择:你可以和我一起工作,你可以去完成学业,或者你可以再去踢一年球。但如果踢一年球还没什么成果的话,你就得和我一起工作了。”
我没有说一句话,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我们需要钱。
随后我的妈妈出面,替我做了决定:“再踢一年的球。”

幸运的是,在12月份,也就是一年之约的最后一个月,我在罗萨里奥中央完成了自己的处子秀。

拥有超群天赋且得以施展的梅西和迪玛利亚无疑是幸运的,但幸运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一个良性的社会,不能让它的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幸运上,而是要让每个普通人都有成长和发展的广阔平台和平等机会。
 
在贫困如乌云密布的阿根廷,还有多少普通人家的孩子因为家里没钱而遗憾地错过梦想,只能重复上一辈的艰难生活,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
 
我们只能说,这样的人肯定很多。
 
那么,阿根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的情况呢?

 

这就要说到它历次改革的内容了。

 

从1983年到1999年,不管是激进党的阿方辛政府还是正义党的梅内姆政府,改革的核心之一都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也就是卖国企,而且是能卖尽卖

 

卖就算了,关键是连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比如铁路、天然气、石油、煤炭、自来水、电信、邮政、民用航空等等,都一卖了之。

 

大家想一想,能买下这种重资产国有企业的,是普通民众,还是权贵阶层?

 

当然是权贵阶层。

 

要命的是,这两轮改革还包括全面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大幅贬值本币汇率等政策,所以还引得国际资本蜂拥而至,把阿根廷剩下的优质资产席卷一空。

从此,阿根廷的经济命脉就掌握在少数权贵和外资手中,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加深,社会财富则开始不断外流。

 

而这些财富,本来应该属于阿根廷人民。

再进一步深究,为什么阿根廷政府要采取这种对权贵和外资毫不设防的措施来进行激进改革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就是西方经济理论所谓的“唯一途径”,也是西方控制下的国际金融体系提供所谓“帮助”的达标条件。

 

不这么改,就拿不到所谓的“国际援助”。

 

2001年阿根廷遭遇经济危机——正是我们上面说的1999年阿根廷经济因为货币锚定美元而受到重创所造成的——而无力偿还外债,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然后就收到以下整改要求:

紧缩财政、减少开支、提高利率、放松汇率、进一步私有化国企、完全开放市场等。
 
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措施必然带来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削减、贫富差距扩大等后果,损害的都是普通民众的利益,而囊中羞涩的阿根廷政府没办法,只能设法满足其要求。
 
于是阿根廷人民再一次成为牺牲品。
 

那么,为什么阿根廷的经济改革必须以这种牺牲经济主权的方式来推进,而不能靠内生的经济动力来推进呢?

 

这就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政治体制

 

阿根廷历次经济改革,都没能解决阿根廷经济的核心顽疾——产业结构单一。

 

40年前,阿根廷开启“民主化”改革时,它在国际市场上的拳头产品是初级农产品和能源,如今小半个世纪过去,它的拳头产品仍然是初级农产品和能源。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国家长期靠卖初级产品和原材料来维持经济的话,一来会因为利润少而无法促进内部消费和提升国民福利,二来会因为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而失去抵抗经济周期和突发风险的能力。
 
因此,良性的国家发展道路应该是在低端产业站稳脚跟后,立刻着手推进产业升级,努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全力开拓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从而让更多国民获得更高价值和收入的工作机会。

 

比如我们,就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完成了从出口农产品到衣服鞋帽再到造车、造船、造应用软件的产业飞跃。

 

那为什么阿根廷不这么做呢?

 

就因为产业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逐步提高的国民教育和培养体系、持续改进的市场管理机制、长期稳定的内外部环境等等诸多因素。

这些都要求有一个开明务实高效的中央政府来进行战略规划和整体统筹,也需要地方政府的精心服务和推进。
 
而阿根廷的政治体制,很难做到这些。
 
阿根廷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民主制度,以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为主要特征。
 
这种制度在理论上看起来很美好,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很多弊端。
首先,这种制度导致了政治分裂和对抗,使得政府难以形成施政共识和执行力。
 
阿根廷的政党众多,政见各异,政治利益集团错综复杂,政府的决策往往要经过漫长的争论和妥协,还要面对反对党的阻挠和攻击,很难实施有远见和有力度的政策。
 
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阿方辛的很多改革最终就被反对党和工会组织联手拦截,使得本来应该是一个完整体系的政策只能落实一部分,另一部分无法落实,从而出现严重的系统漏洞。
其次,由于政党之间的竞争和交替执政,使得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很难保证,经常出现反复无常甚至前后矛盾的情况,造成大量的资源损耗。
 
这四十年来,每当一届政府的改革失败,反对党就会高举全盘否定的旗帜来聚拢选民,上台执政后便立刻推翻前任的做法,导致很多经过努力和妥协而达成的成果被轻易废弃。
 
比如货币互换,可能上一届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条件交换,如果下一届政府将其废弃,就意味着这些已经付出的成本只能白白浪费。
 
其三,西方政治体制极容易导致政治短视和民粹,使得政府难以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阿根廷的政治周期很短,每四年就要进行一次总统和国会的选举,政府的施政往往受到选举的影响,更关注眼前的选票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发展和改革。
 
为了迎合选民的需求,上台执政者往往采取一些短期内看起来很受欢迎,但长期来看却有害的政策,比如增加财政支出、提高福利、降低税收、放松货币、控制价格等。
 
这些政策虽然可以暂时缓解社会的不满和压力,但却会造成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经济失衡、债务危机等更大的问题。
 
而当这些问题爆发时,政府又往往会推卸责任,甚至把责任推给外部势力,从而引发更多的民怨和对抗。
 
也因此,这四十年来,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人权运动层出不穷,利益得不到满足的群体往往选择通过罢工、示威、暴力等方式表达不满,进而要求调整甚至停止改革,极大削弱了政府的权威性和社会的稳定性。
最后,西方政治体制极易导致深层次腐败和权力交易,使得一个个城市或行业沦为家族统治势力范围。
 
西方政治体制给了政治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合法空间,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甚至参与政府的决策和执行。
 
这些利益集团作为阿根廷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往往会阻碍和反对任何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但有损于他们短期利益的改革。
 
于是,他们会利用影响力来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垄断地位,甚至还会利用手上的资源来操纵和误导公众的舆论,放大阿根廷的内部矛盾,转移和分散阿根廷人民的注意力和力量,达到长期维护其非法获利的目的。
 
这几十年来,阿根廷有多少立法、司法、行政高官深陷腐败丑闻甚至锒铛入狱,又有多少欺压一方的犯罪势力和地方政府官员相勾结只手遮天,甚至犯罪头目本人当选政府官员的,只能说数不胜数、触目惊心。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所谓的投票,不管是国家选举还是地方选举,就都变成只能在一堆烂苹果里挑选一个,又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伸张自己的诉求呢?发展又如何谈起?
 
这种现象不仅是在阿根廷,在其他实行西方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尤其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更是因为靠近作为黑金源头的美国而成为重灾区。
 
这就是不顾自身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社会基础,盲目跟随西方体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种体制问题,才是阿根廷历次经济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阿根廷问题的核心,在于盲从西方理论的改革内容和政治体制最终背叛了人民,并由此衍生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问题,使得阿根廷从一个本来有着光明前景的发展中大国,变成如今常年徘徊在失信和破产边缘的困难国家。

 

而阿根廷人民,也在这样一场场里外合谋的掠夺式改革中被轮番洗劫,最终跌入贫困的深渊。

 

这才是那些想要颠覆我们的对手,以及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帮凶们,最想掩盖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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