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战一败，大明国祚只剩25年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紫禁城一如既往的宁静。

万历皇帝仍旧宣称身体不便，继续久居深宫。百官与皇帝之间的权力争斗，依然水深火热。为了尽可能攫取大臣手中的权力，皇帝不惜在帝国四方裁减官员，让百官惶恐不安。整个大明帝国陷入无声的危机。

这一天，远在关外。

虽是初夏季节，暖意未曾降临寒冷的东北。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老城），一身戎装的努尔哈赤等来了复仇的最佳时机。在他身后，八旗部队热情高涨，跃跃欲试。

努尔哈赤当着大家伙的面，宣布了所谓的“七大恨”，正式向关内的大明宣战。

后金与大明这对生死冤家的决战时刻，终于到了。

次日，这股士兵趁着抚顺集市开集之际，乔装成赶集的商贩，混入人声鼎沸的抚顺城中，发动了叛乱。由于事发突然，未及准备的守城部队一击即溃，抚顺守将李永芳等人被俘后投降。

大明军事重镇抚顺城陷落，努尔哈赤首战告捷。

三天后，消息传入紫禁城。万历皇帝看完战报，登时反应过来，要求兵部与地方一线官员磋商，尽早拿出围剿方案。

为给百官作出表率，一向身体素质欠佳的万历强撑起精神，一改多年来不理朝政的生活方式，忙得热火朝天。

按说，连万历这种出了名不上朝的皇帝也认真起来的话，想要解决努尔哈赤叛变引发的辽东困局，估计也不是太大的难事。

▲万历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但接到皇帝命令的代理兵部尚书薛三才却没有立即执行，而是向皇帝大倒苦水，称户部过去欠发的辽东军队兵饷已拖了三年，而自己坐镇兵部以来，答应给辽东士兵的粮饷也还欠缺十几万两。总之，对于出兵辽东一事，薛三才是十万个不愿意。

按照薛三才的意思，朝廷根本不需要专门出兵辽东，只要皇帝拨钱让他去安抚驻扎在辽东的将士，就能打赢努尔哈赤，妥妥的。

薛三才的“底气”，来自于距此百余年前那场被称为“成化犁庭”的关外重大胜利，更来自于万历二十年到二十八年间，明军相继发动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朝鲜战场，不可一世的日本关白丰臣秀吉被明军打得满地找牙，含恨而终；在西北宁夏和西南播州，无论是总兵哱拜还是盘踞播州多年的土司杨应龙，皆没获得个好下场，兵败身死。而且，从万历皇帝亲政以来，大明军队在国际战场上还有明缅战役这种“练手”机会。似乎从哪个方面上看，小小的后金，都不是值得让大明帝国正面重视的对手。

可惜，薛三才不明白，星星之火，也可燎原。

拿下抚顺后，努尔哈赤前进的脚步并未停止，反而比原先速度更快。在他的统筹下，另外四座拱卫抚顺主城的军事要塞也相继被攻陷，军民死伤惨重，人畜被掳掠者超三十万。

在辽东战局瞬息万变之际，蓟辽总督汪可受已经不能再等了。

拱卫大明、镇守辽东防线本就是他的职责所在。如今丢了抚顺，且不管朝廷未来是否会怪罪自己，就努尔哈赤大军这样凶神恶煞地到处掠杀，自己恐怕已在劫难逃。于是，在未得到朝廷下一步具体指示的时候，汪可受命令广宁总兵张承荫（胤）发兵进攻努尔哈赤大军。

但很明显，在造反的道路上，老天爷没有给努尔哈赤及其背后的八旗劲旅留有一丝退路。要么成功，要么成仁。他们必须一路朝前，直至打下大明江山，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张承荫一行，虽有万余部队，不过就是去送死，压根没有胜算。

努尔哈赤公开宣战一个星期后，四月二十一日，大明帝国地方上组织的第一场反击打响了。

但随即哑火——张承荫的援军在半道上遭遇八旗埋伏，全军覆没。

远在北京兵部衙门办公的薛三才接到战报后，总算明白自己低估了关外那群“饿狼”。

▲饿狼般的满洲八旗。图源：影视截图

在向皇帝上奏承认自己的过失后，薛三才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征调真顺、保河等地壮士，可得三万人；

第二、各边废弁家丁，皆许效用军前，可得数千人；

第三、山海关为蓟辽门户，须任命一员大将提兵弹压，兼为辽东声援；

第四、起用原任总兵杜松驻守山海关，总兵王宣驻守关内。

对于薛三才的建议，万历皇帝一切照准，立即下令让名将杜松星夜兼程赶往山海关坐镇指挥。

但针对薛三才挤牙膏一样募集到的这么点兵力，万历多少心存不甘。要知道，在此时的大明帝国卫所中，还有挂名士兵200多万。不管怎么看，都不像到了无兵可调的境地。

可大明军队体系就是如此奇葩。在沿用了200多年的军队卫所制中，士兵的身份是世袭的，只要你祖上被列为军户，你家祖祖辈辈都得当兵，免费替大明朝卖力拼命，保土守疆。如此庞大的人群，战时为兵，闲时种田。以军事屯田的方式养活自己，然后继续为朝廷卖命。

这种世兵制，固然有减少国家开支的优势，在明朝初年因为人丁凋敝、百废待兴，也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与所有实行世兵制的朝代一样，明朝也深受制度的掣肘：

一方面，按照世兵制“15岁袭职，60岁退役”的规定，新兵和兵油子混在一块，战斗力良莠不齐。

另一方面，军队内部的自给制，让军户与普通百姓完全脱节。为了过上好日子，那些世袭军官的子弟自然想尽办法压榨底层的军户。当兵本来就苦，再拼命压榨他们，军户逃亡乃必然现象。

因此，当国家真的有难之时，万历皇帝在紫禁城即便喊破喉咙，能召集到的士兵也寥寥无几，且多为无用之兵，于当时的辽东战事，其实并无裨益。

面对国土沦陷，作为帝国最大的“地主”，万历当然还是希望延续了200多年的卫所制度能发挥该有的作用。他下旨，要求辽东“各处城堡都要用心防守，遇有虏警，并力截杀，务挫狂锋”。

他还要求在辽东一线的督抚们应靠前指挥，用心调度，“随宜战守，务在万全”。

▲《出警入跸图》中的大明正规军。图源：网络

可这对于刚遭遇张承荫战败恶果的蓟辽总督汪可受而言，奉旨率兵出关，直面努尔哈赤，大概是其接到的最坏的命令了。

一到山海关，汪可受就踌躇不前了。在上呈万历的奏折中，他开始哭惨：第一、我军战斗力不足，还是想先等等装备精良的朝廷援军再说；第二、我军士气不足，打仗需要钱粮。

如此，又绕回到一开始薛三才问万历要钱的问题上。

这钱到底谁出？当初万历与薛三才之间就没谈妥。如今，形势迫在眉睫，这件大事依然没有着落。

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此事不宜再等，随即上书请求万历皇帝发内帑赈济辽东将士，先提振士气。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

万历只能抠抠搜搜地从内帑中拨银十万两，以赈军资。

但这笔钱，说到底算是万历自个儿的私房钱。不论万历是否就是传闻中的“守财奴”，要一个坐拥四海、“以国许家”的封建君主自掏腰包，为国为民，就实在高估了他的道德觉悟。

十万两，无论用于募兵还是振奋辽东士气，无疑都是杯水车薪。故而，在拿到钱后，方从哲还是上疏请求皇帝再给点。

结果，万历皇帝大怒，数落了一通：“每年户部按照祖制，就给内帑库进贡100万两作为宫中开销。这笔钱，朕还得拿去给嫔妃们发工资、修缮宫殿、改善伙食以及每逢年节采办礼物发放给你们。年年朕这都不够花，能给你们十万两银子，还是朕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再要，没有了，自己想办法去！”

▲故宫博物院。图源：图虫创意

万历的“哭穷”，着实难以说服诸位大臣。毕竟，当初刚打完“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战役时，福王朱常洵分府，他一次就从内帑里掏了三十万两银子出来大摆宴席，绝对不是他现在所说的这么“穷”。

可他是皇帝，方从哲等人是大臣。“君为臣纲”，皇帝一口咬定自己没钱，身为大臣，他们还能要得到吗？

没办法，万历朝的这群大臣，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腾挪腾挪，凑齐了一支约10万人的援军。

与之前明宪宗发起的“成化犁庭”一样，出发前，大明王朝照例致书自己的小弟——李氏朝鲜，要求对方发兵数万在外围打打下手，好歹也算报答一下当初大明王朝的“救国大恩”。

此时接替父王统管朝鲜八道的光海君却打起了“退堂鼓”。无他，此时的朝鲜政局不稳，内忧外患，除了要应对身边反对自己的大臣发动政变，还得防范着周边势力的乘虚而入。还有就是，上次朝鲜战役时，日本丰臣秀吉大军把朝鲜士兵揍得太狠，尚未缓过劲来。

对于后金势力的威胁，光海君的迫切感估计比万历还重。毕竟朝鲜半岛紧挨着中国东北地区，后金八旗只要想打，不用十天，朝鲜王朝就得开门投降。

据朝鲜王朝《光海君日记》显示，壬辰倭乱（即万历年间朝鲜战争）后，光海君元年（1609年），朝鲜八道常规军为76400人；而在壬辰倭乱刚发生时的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年），这个数字约为148500人。很明显，光海君在位期间的军队人数，几乎锐减了一半。

就这区区不到八万人，还得给你大明“数万大军”，难啊！况且，若把兵借给了明朝，打不赢的话，招致后金八旗怨恨，那么，朝鲜王朝日后再出现灭顶之灾，谁能救？

说实话，光海君着实矛盾。他紧急召集了身边的两班大臣商议国是。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两班大臣的意见出奇一致，全体赞成出兵帮助明朝。

朝鲜王朝领议政（相当于明朝内阁首辅）郑仁弘甚至说：“上国（明朝）有事，则当奔走尽诚，思效其万一，况有征兵事乎？”

最终，朝鲜方面筹措了13000人军队交付明朝。随军出征的，还有无偿献给明军的战马700匹。

殊不知，此举为李氏朝鲜埋下了祸患。当然，这是后话。

万历四十六年，冬。

征剿努尔哈赤的大明劲旅终于集齐，整装待发。

根据明人程开祜的《筹辽硕画》可知，这次大明王朝算是下了血本，不仅超额集合了近9万的大明士兵，更是破天荒地起用了杜松、马林、李如柏、刘綎等四员久经沙场的宿将，分率四路兵马，配合主路大军作战。

临行前，万历特授予此次战役主帅、辽东经略杨镐一柄尚方宝剑，准许其便宜行事，总兵以下有不听命者，皆可先斩后奏。

可万历终究还是错付了他人！

大军到了辽东之后，杨镐并没有立即发动反攻，仍在静待时机。此时，努尔哈赤再度率领八旗部队进犯大明边境，连下数城。兵部急报频频，看得万历眼睛直生疼。

内心颇为不满的万历皇帝下旨诘问杨镐：“经略任事已久，各处援兵俱集，如何又有会安之失？”按万历的想法，兵我给你们了，钱粮我也给你们了，你们好歹给朕打两场漂亮仗出来瞅瞅。

皇帝这种迫切的心理需求，无疑给一线将士带去极大的压力。

▲辽东总兵李如柏画像。图源：网络

而坐在后台指挥的兵部要员及内阁成员，其实也都有跟皇帝一样的心理。只不过，他们并非单纯关心战争胜败的结果，他们更为忧心的是，如果战争时间拖得久了，粮饷损耗大，帝国的经济负担持续加重，势必引发国内一系列动乱。

总之，在皇帝和百官眼中，打仗若不能速战速决，还不如不打。故杨镐在接到皇帝的圣旨时，也多次接到来自兵部的催促檄文。

可打仗岂是儿戏，更何况，像这种动辄十几万大军调度的军事行动，不探听清楚前方战报，贸然进军，无异于带着大家去“送人头”。杨镐虽是文官，但战场上的这点逻辑还是懂的。

最终，经不住皇帝和朝廷频频催促的杨镐，只得下令出兵攻打努尔哈赤。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杨镐下令，兵分四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一举围歼后金军。

萨尔浒之战正式打响。

根据进兵方略，四路总兵杜松、马林、李如柏、刘綎各带一路人马从沈阳、开原、鸦鹘关（在今辽宁省辽阳县）、宽奠（即今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四个方向出击，约定好日期，到达二道关后，再统一进攻。

这行军策略乍看天衣无缝：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城的东南西北四路方向，均被有效围堵得水泄不通。不出意外的话，“万历犁庭”估计也能立马上演。

但自古以来，分兵作战、四面出击乃兵家大忌。因为这样做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无法准确约定精准的时间同时进攻。战场百态，瞬息万变。贻误战机，必败无疑。

那四路大军的统帅估计也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不知是惧怕杨镐的先斩后奏还是其他原因，四路总兵居然都没有站出来反对杨镐错误的战略部署。

于是，大明与后金的“萨尔浒绞肉机”如期启动。

因气温突降，明朝大军出发前，辽东平原上正下着鹅毛大雪，大部队不得不再度推迟进攻时间。

但事情总有例外，四路大军中，负责从沈阳东进的总兵杜松是个贪功冒进之人。面对大雪，他一马当先，率着麾下大军，星夜兼程，先到抚顺城稍作休息，再冒风雪急行军百余里，一天时间就到了浑河北岸，距离汇兵地点——二道关，只有一河之隔。

第二天，杜松不顾其他几路大军尚未跟上，孤军冒进，一头扎进了浑河南岸的萨尔浒地区，与前来阻击明军的八旗精锐展开遭遇战。

分兵冒进的杜松部队很快被杀得大败，全军覆没。杜松及其手下副将等人，皆力战而死。

闻讯，从开原出发才走到三岔儿堡（今辽宁铁岭县横道河子镇）的马林大军，赶紧停下脚步，固营自守，严密监控战场上的一切信息。结果在猝不及防间，被乘胜追击的努尔哈赤部队发现，包了“饺子”，落得与杜松一样的下场。

▲萨尔浒之战示意图。图源：网络

其实，三岔儿堡离马林出发的开原城不过百余里而已，如果马林大军能够及时回城固守，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但历史没有如果。

在接到两路大军先后大败的信息后，杨镐赶紧叫停了其余两路大军继续进军的计划，让李如柏和刘綎大军原地待命，再图进攻。

可惜，从南边北上的刘綎大军由于道路不畅、通信中断等诸多因素，对杨镐的新命令无从得知。在率军深入敌阵300余里后，凭借自己多年的战场经验，刘綎夺得了此次萨尔浒大战中，明军仅有的局部胜利。但此后，遭遇努尔哈赤大军重点打击的刘綎，寡不敌众，兵败身亡。随同作战的朝鲜军队也损失惨重。

至此，萨尔浒大战中，明军四路大军，除了李如柏外，其他都没了，合兵会攻早已没有意义。

消息传回紫禁城，京师震动。万历皇帝完全不敢想象，自己辛辛苦苦筹集的十余万大军居然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化为乌有。

作为此次大战的主要责任人，辽东经略杨镐被下锦衣卫诏狱论死，以慰死节将士之心。

后来的历史学家说，萨尔浒之战是明清战争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指出，明清之兴亡交替，此战是“最大关键”。

尽管败象已显，但大明帝国并非没有补救的机会。

萨尔浒之战惨败后，万历皇帝在朝臣的举荐下，任用赋闲在家的熊廷弼经略辽东，以图改变明朝国运一蹶不振的困局。熊廷弼还未到任，开原即失守。

比起前任，这位曾巡按辽东多年的文官军事家有着更清晰的认识。熊廷弼认为，“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欲保河东，开原必不可弃……不复开原，必不能保辽、沈”。因此，他向万历建议，应先想办法重夺开原，然后以开原为据点，一步步夺回其他领土。

对此，万历皇帝深表赞同，立即像之前授予杨镐尚方宝剑那样，授予熊廷弼辽东地区的最高决策权。

▲熊廷弼画像。图源：网络

万历这回人是选对了，可自己的命却不长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没能看到辽东成果的万历皇帝驾崩了。而辽东地区的重整筹备，才刚刚开始。

根据皇帝的圣旨，熊廷弼到任后，立即着手安抚军民，杀逃兵祭奠死难将士，上疏罢免了此前在八旗进攻开原、铁岭时拥兵不救的李成梁第三子、总兵李如桢，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辽东地区的局势。

可那座皇帝们住了两百年的紫禁城，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党派之争。

在帝国的风暴中心，不同政见的大臣对远在辽东宵衣旰食的熊廷弼指手画脚，致使其最终卷入大明朝吵闹了百余年的党争之中，成为无休止的口水战的牺牲品。

天启五年（1625年），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辽东局势每况愈下，大明帝国终究失去了最后一次救命的机会。

这一年，上距萨尔浒之战惨败仅6年，下距明朝亡国不到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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