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刘倩：印媒对华舆论战——以“印太”语境下的策略性叙事为例

2023年6月印方变相驱逐全部中国官媒记者引发国际哗然，被公认为是对华舆论战升级的标志。实际上，印度政府不仅长期歧视性对待中国驻印媒体。更是纵容印媒对华污蔑攻击，早在2009年9月就曾出现印媒对华“集体宣战”，歇斯底里炒作“中国入侵”的闹剧。值得警惕的是，2020年以来，随着中印关系复杂化与美印关系升温，印度国内民粹势力抬头，主流媒体开始在“印太”战略语境下。利用策略性叙事炮制反华新闻。舆论战、信息战成为印度对华攻势的重要手段。尤其是污蔑中国军队“非法进入印度领土”抹黑“一带一路”、挑拨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将俄乌冲突与“中国对台海威胁”相类比，配合西方反华攻势，为“印太”战略营造合法性舆论环境。鉴于印度主流媒体集中反映精英阶层诉求。塑造民众认知偏好。对外交决策具有重要战略导向，因此，研究印媒如何利用策略性叙事进行对华舆论战，并制定针对性措施具有重要的学理和政策意义。

从传播学的视角而言，策略性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是指叙事主体“通过阐释因果关系和制定解决方案突出特定问题”的手段，理论框架聚焦于作为叙事主体的国家如何解释世界秩序主张、外交政策立场与身份认知定位。卡斯特在其名著《传播的权力》中强调“权力关系通过传播实现。”策略性叙事是强有力的话语武器，传播力更胜一筹的叙事更易成为主导性叙事，既能压制对手形成话语强制，又可通过争论性沟通塑造身份认同，进而凸显国家话语权力、建构行动合法性与道德优势、赢得公众支持。

在媒体舆论战中，策略性叙事是指作为叙事主体的媒体如何策略性地夺取新闻报道的话语权。其叙事特征体现出鲜明的目标性和策略性：将主体的利益和目标结合，通过建构情境或采取行动，实现既定目标并完成利益最大化。作为舆论战的重要手段。策略性叙事兼具两大显著功能：

一是重塑叙事框架，即媒体选择特定的叙事框架对国际舆论进行策略性“形塑”，设置议程发展的情节线，控制受众按照传播者希望的方式进行理解，完成主体间“共意”（shared meaning），最终影响政治行为体的决策方向。在“去中心化”背景下，叙事框架正从“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向“多重叙事框架”转变，主要包括政策、体系、身份三个框架维度，分别具有框定政策动机、建构国际秩序、塑造角色关系的作用。

二是重构叙事文本，叙事的本质是一种“战略性文本”，即一系列时间和身份的表征，一种话语交流的工具。在舆论战的实践层面，媒体通过策略性叙事的话语“包装”手段，操纵安全话语、构建话语危机、传播己方核心价值、削弱对方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在国际舆论场中占据优势。通常而言，重构叙事文本的策略包括利益捆绑、情感操纵以及科学伪装，通过语境转化强调某些内容、隐蔽其他内容，使叙事文本以特定形态呈现出来，最终实现舆论战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战略目的。

本文通过分析2020年1月1日至222年12月31日《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在“印太”语境下的策略性叙事，深入研究其对华舆论战的阶段性叙事框架与策略性叙事手段。选择2020-2022年的涉华报道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追踪对比印度媒体洲华舆论导向与叙事策略变化。

选择《印度斯坦时报》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两点考量：一方面，印度英文媒体脱胎于英属印度的英资报刊，订阅群体庞大，新媒体的崛起未撼动其绝对优势地位，作为重要舆论力量具有强大的话语主导权，反映政治精英的战略认知；其涉华报道数量仅次于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国际形象塑造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另一方面，1924年创刊的《印度斯坦时报》是印度著名英文大报，政治立场相对中立，以高质量报道享誉印度。仅德里版的纸媒年发行量就超过114万份，官网拥有6400万独立访客，每月浏览超4亿人次。此外，在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官方账号有超过2122万订阅用户，共发布130万次视频推文，在获取信息源与采编方面头部效应明显。因此，掌握其对华报道的题材、风格、手法，有助于准确认识印媒对华叙事策略，针对中国夺取媒体舆论战的主动权、塑造战略传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出对策建议。

在研究方法上。通过道琼斯FACTIVA数据库有关“China”（中国）和“Indo-Pacific Strategy”（“印太战略”）的关键词检索，共获得有效样本278篇。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利用wordii3.0语义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系统考察《印度斯坦时报》如何在“印太”语境下以策略性叙事进行对华舆论战。在宏观层面，通过触发议题划分报道阶段及其叙事框架；在微观层面，通过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进行文本解构，洞察策略性叙事的话语特征。

在此基础上，主要回答以下问题：

（1）印媒对华舆论战的策略性叙事呈现怎样的阶段性报道框架？

（2印媒对华舆论战的策略性叙事采用哪些文本重构方式，具有何种话语特征？

（3）针对媒体舆论战的策略性叙事。中国在夺取国际话语权方面应当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2020-2022年《印度斯坦时报》在“印太”语境下共发布涉华报道278篇。其报道趋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如图1所示：峰值1（2020年10月）月度报道量26篇；峰值2（2021年3月）月度报道量33篇；峰值3（2021年9月）月度报道量29篇；峰值4（2022年5月）月度报道量23篇，四大峰值的报道量之和占三年报道量的39.9%。为达到既全面又聚焦的研究目的，本文从策略性叙事的三个框架维度，即政策叙事、体系叙事、身份叙事入手，考察阶段性的叙事特征与舆论攻势变化。具体而言，政策叙事侧重两点：一是政策性质叙事，即印媒在“印太”战略下对华关系的基本定位，二是政策意图叙事，即如何解读中国与“印太”各方的政策动机；体系叙事侧重评估中国对“印太”的秩序认知；身份叙事侧重分析中国在“印太”格局中的角色与身份定位。

一、冲突阶段的策略性叙事

2020年中印关系经历重要转折，冲突与纷争是本阶段的主导词。5月初的边境冲突余波未平，印度又以“国家安全”为由封禁中国APP，因疫情蔓延攻击中国。如图2所示，“Ladakh”（拉达克冲突）、“pandemic”（新冠疫情）、“Quad”（四方安全对话）、“Malabar马拉巴尔军演）是本阶段高频议题。

首先，政策叙事层面，一是在政策性质上，印媒对印太战略下对华关系的基本定位分为经济维度叙事与政治维度叙事。编码结果表明，经济维度叙事21篇（31.3%），37篇报道（55.2%）采用政治维度叙事。二是在政策意图上，39篇报道（58.2%）认为，印太战略与四方安全对话旨在“应对中国崛起”与“后疫情时代”的地区均势。其次，体系叙事层面，24篇报道（358%）倾向将中国塑造为印太体系的挑战力量，各国需联手防范其对“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的威胁。同时，印度应坚持战略自主的外交政策，避免选边站队。最后，身份叙事层面，17篇报道（25.4%）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挂钩，认为中国旨在塑造“海上强国”与“经济大国”的“霸权身份”，是印太格局的“修正力量”，印度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军演正是本阶段的标志性反击。

二、对峙阶段的策略性叙事

2021年1月—6月，中印关系仍在低谷徘徊。虽然两国在班公湖与加南达坂脱离了接触，但边境对峙仍未消失。双方在锡金北部的纳库拉再起冲突。因此，除上阶段的“四方安全对话”外，印媒开始强调“integrity”“sovereignty”（主权完整）“Biden”“India”（美印关系）、“navigation”“freedom”（航行自由），显示出印度联美制华倾向上升，不结盟政策出现松动。

首先，政策叙事层面，一是在政策性质上，经济维度叙事明显下降，政治维度叙事显著上升。编码结果显示，本阶段经济维度叙事14篇（20.1%），45篇报道（65.2%）采用政治维度叙事。二是在政策意图上，41篇报道（59.4%）认为，“中国的强硬政策”促使四方安全对话深入合作；印度应联合美国制衡中国“持续挑战印度主权”的“冒险行径”。其次，体系叙事层面，29篇报道（42%）围绕中美印太体系之争展开：12篇报道指出中方“警告”印太“阵营化的小圈子”破坏地区稳定；17篇报道强调必须捍卫印太“航行自由”与“民主价值观”。最后，身份叙事层面，11篇报道（15。9%）将中印边境冲突与美印军事合作挂钩，将印度定位为主权完整遭到“侵犯”的“受害者”，污名化中国为“挑衅者”与“施害者”。

三、僵持阶段的策略性叙事

2021年7月-2022年1月，中印关系僵持不下。双方在达旺发生对峙，印媒转述苏杰生的发言，将“处境糟糕”归咎为中国“在边界西段持续采取单边行动并多次违反两国协议”。印度加快对华“脱钩断链”，首次主动介入南海问题。因此，本阶段印媒对华舆论侧重有所改变，新增高频搭配有：“chains”（供应链）“Afghanistan”（阿富汗问题）“ocean”“security”（海上安全）。

首先，政策叙事层面，一是在政策性质上，经济维度叙事继续下降，政治维度叙事持续上升。编码结果表明，本阶段经济维度叙事9篇（11.8%），61篇报道（80.3%）采用政治维度叙事。二是在政策意图上，27篇报道（35.5%）认为，中国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嘲讽”与“愤怒”恰恰说明“中国正在使用话语霸权维护有利于己的地缘格局”。其次，体系叙事层面，23篇报道（30.3%）对比中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和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抵制，曲解为中国对印太安全格局构成新挑战。与之对比，14篇报道（18.4%）认为，在阿富汗局势变动背景下，印度支持四方安全对话合作应对南亚反恐。最后，身份叙事层面，11篇报道（14.5%）使用“安全化”与议题联系的叙事策略，强调“对于海上贸易设置障碍将损害全球经济”与“呼吁弹性供应链的全球整合”挂钩，将印度建构为南海安全的“相关方”和“局内人”为针对中国的批评话语提供合法性身份。

四、低迷阶段的策略性叙事

2022年2月-12月，中印关系“负重前行”。印方加快对华经济脱钩，安全上小动作不断，展开印美边境联合军演，升级了印日澳三边合作，利用乌克兰危机制造反华舆论，高调欢迎欧盟国家的印太设想。除前文讨论过的搭配外，本阶段新增高频议题还有“India”“Japan”“Australia”（印日澳三边合作）“Ukraine”“crisis”（乌克兰危机）、“Europe”“Indopacific”（欧洲印太战略）。

首先，政策叙事层面，一是在政策性质上，编码结果显示，本阶段经济维度叙事12篇（18.2%）49篇报道（74.2%）采用政治维度叙事。二是在政策意图上，印媒将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勾连，影射中国的“地缘扩张野心”。其次，体系叙事层面，18篇报道（27.3%）援引四方安全对话声明，“警告中国不要改变印太地区现状”，认为印度应与日澳加强合作，“乐见”法德等欧盟国家在印太发挥“积极影响”。最后，身份叙事层面，9篇报道（13.6%）通过主体转换将乌克兰危机引入印太语境，将乌克兰与台湾进行身份类比，建构起对中国“潜在威胁者”的对立话语，以期达到两点目的：一是协调印太国家批评中国的一致立场；二是塑造中国与印太国家的对立身份，构建印太话语同盟。

“印太”语境下，《印度斯坦时报》通过策略性叙事文本重构威胁定位、威胁领域以及威胁对象，进而塑造“中国威胁”的安全话语，目的在于削弱中国的印太话语权和影响力。

一、利益捆绑、构建印太话语同盟

媒体舆论战中的利益捆绑是指统合不同话语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建构水平结构的话语同盟，进而创造累积批评性话语。印太语境下，《印度斯坦时报》的利益捆绑主要通过重构叙事文本聚合印太各国的共同利益，引导听众关注度与特定议题建立联系、达成一致立场，使舆论话语符合冲突情景利益诉求的话语策。

在叙事文本中，《印度斯坦时报》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塑造为经济和军事的扩张，即“挑战印太规则、激化地缘政治竞争”。在此背景下，印度既要捍卫主权利益、抵制中巴经济走廊、防止中国“渗透”南亚又要扩展地区共同利益、积极回应“印太经济框架”与“亚非增长走廊”倡议，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邀请其加入马拉巴尔军演，从默许到支持美国影响南亚事务，协调英法在印太部署航母。2021年9月22日，《印度斯坦时报》援引莫迪在四方安全对话的发言，强调“印度与美国的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和日本、澳大利亚的战略合作有助于应对中国“日益强硬的地区政策”。通过将自身利益关切扩展为地区国家的共同战略诉求，媒体将话语主体进行利益捆绑，寻求印太伙伴的话语同盟。

二、情感操纵、激发印太邻国对华敌意

媒体舆论战中的情感操纵是指针对特定议题采取直线延续和模糊跳跃的叙事文本，操纵话语将中国因素妖魔化，以共情方式激发印太国家对华敌意，达到离间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目的。具体而言，在直线延续的语篇模式中，前后句子的主位对应衔接，属于种属、同一或派生关系，在叙事文本中形成话语建构的逻辑闭环；而在模糊跳跃的语篇模式中，前后句子主位、述位的表层意思联系模糊，没有衔接关系，但语义和主题却是连贯一体的。通过强弱主体身份替换，博取受众共情。《印度斯坦时报》的情感操纵主要针对中印边境对峙与俄乌冲突捏造中国对印“蛮横无理”和台湾受到“安全威胁”。挑起民众对华情感对立。

2020年6月加勒万对峙后，《印度斯坦时报》使用大量的直线延续话语，虚构出“中国挑衅—印度自卫—中国扬言时刻准备较量”的逻辑闭环。报道聚焦外长苏杰生的发言，强调“中国破坏双边协议导致印中关系受损，中方单方面改变有争议的边界现状导致对峙，根本问题是中方能否履行维护边境和平的承诺。”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斯坦时报》接连刊文，以模糊跳跃的文本重构策略影射“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与日俱增，四方安全对话应提高警惕，避免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2022年6月12日和8月9日，更是以层层递进的话语刊登了《奋战到底，中国誓死阻止台湾独立》与《中国的地缘野心不会止步于台湾》的评论文章，声称中国防长魏凤和发表“警告意味”的“激烈演讲”，即“如果有人企图将台湾从大陆分裂出去，中国将战斗到底。”将中国军演有意曲解为改变台海现状。认为“威胁蔓延至东南亚和南亚，印太国家应共同遏制‘威权主义的扩张’。”

三、科学伪装捏造误导性言论诋毁中国形象

媒体舆论战中的科学伪装是指在新闻报道中引述研究报告与科学考察的专业文本，以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的叙事策略将带有偏见性质的议题伪装成科学理性的话语表达，目的是以科学的方法和名义进行文本前切、重组，捏造误导性言论将中国形象与负面信息联系在一起。《印度斯坦时报》的科学伪装聚焦中国与南亚国家水资源争端与印度禁用中国APP的信息安全议题，以看似客观中立的话语安全化与污名化中国的国家形象。

2020年12月5日，《印度斯坦时报》刊发了《中国正利用西藏的水资源对抗印度》的文章，借助学术报告将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下游修建大坝曲解为“侵蚀印度领土”与“加剧南亚水资源安全困境”，声称“下游国家正被迫面临极端洪涝灾害的威胁”。2022年2月14日，又发表了《出于隐私安全以及间谍活动的担优印度政府下架54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的文章，援引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声明，言之凿凿地宣称：“应用程序收集的用户敏感数据被传输到敌对国家的服务器上，使敌视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势力利用个人数据从事危害印度国家安全的活动。”声称根据《信息技术法》紧急条款，应立即停止“通过摄像头/麦克风访问精确位置（GPS）的间谍和监视活动”。显然，两篇文章先是利用科学报告污名化中国“咄咄通人”的“资源掠夺者”形象，以舆论攻势助长对华不满情绪；又将数据信息与领土主权挂钩，以安全化操作煽动受众对中国“蛮横无理行径”的敌意。

《印度斯坦时报》对华舆论战的策略性叙事呈现阶段性变化特征，将中国议题框定在“印太”语境内，以政策叙事、体系叙事、身份叙事曲解中国的政策动机、误读中国的秩序认知、污名化中国的身份定位；采取利益捆绑、情感操纵、科学伪装的文本重构策略，为“印太”战略升级营造正当合理的舆论环境，严重威胁中国地区安全与国际形象。对此，中国亟需扭转舆论战中话语缺失的不利局面，在改变旧话语、创造新话语的基础上争夺叙事边界、掌握舆论主动权。

相较印媒利用多叙事对象构建话语同盟、制造话语威胁的舆论战手段，中国应着重扩展叙事对象，推动垂直话语主体和水平话语主体的协同联动。一方面，统合官方、媒体、智库、学者等垂直话语主体，通过顶层设计，分层构建、直接资助的方式将分散的话语主体有机统一，不断积累创造舆情语料库。形成统、采、编、发的跨部门协同运作，保证第一时间获悉最新动态，明确自身职责。并以互文的方式发布针对性新闻报道、政治评论和科研报告。

另一方面。鉴于印媒安全化、污名化中国、煽动对华敌对情绪的舆论战目标，中国应主动协调与印太国家的水平话语联系，而非回避其针对特定议题的关切。尤其是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水资源与南亚安全等地区热点中国可主动构建制度性话语平台，召开国际会议、邀请国际媒体、专家学者、意见领袖参观调研，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形式增加多主体话语互动，改变话语主体单一、回应方式简单的舆论困境，提供证伪外媒“科学话语”的有力证据，塑造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

场景传播是新媒介舆论传播的重要方式，以真实形象的现场感为基本特征。社交媒体、移动设备、定位系统、大数据、传感器是场景传播的五大技术支撑，有助于增强新闻报道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印度斯坦时报》充分利用场景传播的优势，通过对乌克兰与印度“弱者身份”的场景替换，设计引入“支持弱者”的场景角色。利用全媒体+全场景的冲突叙事，增强了乌克兰危机与中印边境冲突的话语互文，通过重构趋同修辞的叙事文本博取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同情，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因此，中国需在两方面提升叙事技巧。

首先，解构场景角色。在中印边界冲突与南海争端中，印媒大肆报道印度士兵死伤和中国在争议海域“恐吓”菲律宾船只，有意将中国的场景角色歪曲为“霸权主义者”“局势挑起者”、“资源掠夺者”，便于以同情心打动受众。对此，中国在叙事技巧中应重视解构场景角色，通过专题报道挖掘揭露印度对南亚邻国的大国沙文主义侵略事件，拆穿“基于规则的印太海洋秩序”掩盖下“强权即真理”（Mighty is right）的双重标准，在避免被安全化和污名化的同时以正视听。

其次，调动多场景叙事。一是以主场景与次级场录制造场景化时空，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联结，达到舆论传播和受众时空感的统一；二是以多种叙事手法，将宏观的战略传播与微观的策略叙事相结合，共同构建议题的叙事框架。针对印媒有意识地设计不同的叙事框架，且通过文本重构误导公众对事件理解的策略，我国媒体需要围绕传播战略进行有效修辞，利用策略性叙事的情感维度进行“语境重构”（Recontextualization）和“再框架化”（Reframing），引导受众接受有利于我的话语传播，抢占舆论主动权。

舆论引导是应对媒体舆论战的重要手段。但是，舆情的复杂性与舆论引导面对的意识形态冲突使得传统引导策略在国际舆论场上收效甚微。因此，国际传播需要主动设置叙事议程，利用大数据舆情风险评估机制建立“防御-反击式”的议题管理策略，在议题发酵到扩散的全过程有意识地建构相应的话语表述和解释机制，影响受众对议题的理解，使其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引导。

一是掌握报道态势。语义情感分析发现，近年来印媒涉华报道整体呈负面趋势，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密切相关；印美两国舆论互动频繁，特别在转引、转载方面，印媒涉华报道提及美国媒体的频次远高于中国媒体，表明其更热衷传播美国、而非中国声音。与此同时，印度学者、退役将领与外交官充当反华急先锋，在全球知名媒体积极发声。呼吁西方国家对华遏制施压。

二是厘清报道热点。高频词谱显示，“边界争端”、“去中国化”、“一带一路”的地缘挑战是印媒涉华核心议程。通过捏造中国“霸凌”形象与印度“受害者”身份，呼吁抵制中国“扩张”；通过炒作“中国科技威胁”，煽动联合印太国家与中国“脱钩”；通过以地缘竞争视角报道“一带一路”，迎合四方安全对话等封闭排他机制的升级扩展。

三是健全防御-反击能力。为有效应对计算机信息战和政治宣传操控，应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追踪技术的运用；借助大数据平台全面研判他国舆情特征与风险等级，构建全球舆情实时监测、信息搜集、引导研判机制。与此同时，运用信息采集技术对搜索引擎中涉华实时关键词、海外社交媒体的重大消极言论、最新发布的中国报告进行数据挖掘、关联量化和汇聚整合，在第一时间完成溯源工作，对引发负面效应的国际舆情制定快速预警与主动反击策略，密切追踪热点事件的后续联动效应。

当前，中印紧张关系仍未缓解，印度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对华敌对情绪明显，以《印度斯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华舆论战有升级之势。本文将策略性叙事引入媒体舆论战中，系统剖析其重构叙事框架与重塑叙事文本的策略手段，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理解印度对华关系走势与中国夺取制度性话语权提供了新思路。一方面，在“印太”语境下，印媒对华报道的的竞争与冲突话语凸显，既承认中国发展的现实，又疑惧中国在印太与全球影响力的扩展威胁自身的“大国诉求”。另一方面，中国对印传播面临复杂挑战，印度受众对华存在负面刻板印象、认知偏差以及情感失真的问题。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强化问题导向，有针对性的进行策略创新与战略布局。例如。降低硬性价值输出，加大软新闻的报道比重，以柔性叙事提高人情味与感染力，有助于培育中印信任关系，逐步化解战略竞争的消极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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