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世界2023——转型与冲突相互激荡的中东

从冷战结束到2011年中东变局前，美国是中东事务的绝对主导者。但自中东变局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已经发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变化，其典型特点是从美国独霸中东转向多元力量平衡。这种趋势在2023年得到了进一步延续。

首先，美国对中东的影响持续减弱。

伴随美国将国家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并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其对中东的影响呈现出持续走弱的趋势；但美国又基于排斥中俄影响力上升和适应地区形势变化的需要，动态调整甚至增加对中东的资源投入。

2023年，美国对伊朗政策有所松动，推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都旨在服务其战略收缩。同时，美国提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增加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又是其增加对中东资源投入的体现。

总之，美国对中东影响减弱是总体趋势，其中东政策的内在矛盾也更加突出。例如，美国因巴以冲突爆发不得不增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但巴以冲突爆发本身就与美国战略收缩特别是片面推动阿以关系正常化密切相关。

其次，中东仍是俄罗斯战略突破的重要方向。

中东变局以来，俄罗斯不断利用中东事务平衡西方，并与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中东国家在经贸、安全、军购、能源、反恐等领域进行密切合作，进而使中东国家在俄乌冲突中并未按照美国意志选边站队。

2023年，尽管俄在中东的影响受到俄乌冲突的限制，但俄仍高度重视中东。俄与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均保持着程度不等的合作。2023年12月，普京高调对阿联酋、沙特进行“旋风式”访问，随后又回国会见伊朗总统莱希，足见中东仍是俄进行战略对冲和外交突围的重要方向。

再次，中国在中东的建设性作用迅速上升。

2023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积极落实2022年底中阿、中海、中沙“三环峰会”的精神，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获得全面提升。中国成功斡旋沙伊和解，不仅推动了海湾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缓和，而且对于缓和伊朗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关系、增进阿拉伯世界团结、维护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稳定，以及推动也门和叙利亚等热点问题降温，都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面对巴以冲突不断升级，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呼吁停火止战，并通过会见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代表团、召开联合国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等方式，为缓解巴以冲突作出了最大努力。

此外，印度、日本以及众多新兴大国对中东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总之，域外大国在中东影响力日趋多元平衡，有助于改变少数大国通过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主导中东地区体系的状况，更有助于增强中东地区国家的自主性。同时也要看到，美国仍是影响中东事务的最大外部力量，尽管其在中东的建设性作用下降，但破坏性作用仍十分突出，这也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首先，地区和解潮缓解了地区安全困境。

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后的10年间，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构成了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特别是地区大国关系的核心特征，并呈现出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代理人化等特征，形成了民族、教派等矛盾相交织的集团对抗，极大影响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安全。

自2021年以来，伴随域外大国的影响趋于多元，推行战略收缩的美国对中东干预能力下降，中东地区大国因对抗性外交导致严重透支，地区国家转型压力沉重，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开始出现缓和。2022年，中东地区和解持续深化。

2023年3月，中国斡旋沙特和伊朗实现和解后，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缓和的积极互动，中东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地区和解潮。

中东地区和解潮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带动了阿拉伯国家、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主要力量之间，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部关系的改善。

2023年，伊朗和沙特互派大使且实现高层互访，土耳其与埃及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叙利亚恢复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资格，各国之间高层互访频繁，经济合作热络，这都是地区和解潮的积极成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为应对巴以冲突召开特别峰会，组成联合代表团进行外交斡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地区和解潮的特殊体现。

其次，中东国家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

2023年，中东国家均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愿景，积极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如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埃及“2030愿景”、阿联酋“2071百年计划”、阿曼“2040愿景”、科威特“2035愿景”、卡塔尔“2030愿景”、伊朗“2025愿景”以及土耳其“2023愿景”等，而海湾国家的经济多元化转型最为引人注目。

此外，中东各国还提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战略，如土耳其的“2023工业和技术战略”、埃及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阿联酋的“工业4.0战略”等。

2023年8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中，23个国家正式申请成为金砖合作机制正式成员，最终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联酋6国获邀加入，其中埃及、伊朗、沙特、阿联酋4个国家为中东国家。

中东4国人口总和约2.3亿，进一步提升了金砖在国际上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东4国已探明石油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34%，已探明天然气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27%，为金砖发展注入强大推动力和续航力；中东4国GDP总和超过2.2万亿美元，货物贸易总额约1.9万亿美元，将为金砖经济增长提供巨大潜力和空间。

由此可见，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中东国家已成为金砖国家等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

巴以冲突循环往复并不断升级，直至酿成新一轮大规模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其中既有巴以双方及各自内部的复杂矛盾，也与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忽视乃至背离“两国方案”，通过所谓《亚伯拉罕协议》片面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密切相关。

异常惨烈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两个月有余，并对巴以双方、地区形势乃至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尽管巴以冲突十分惨烈并有所外溢，但由此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中东地区的和解潮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并不会因巴以冲突的影响而破裂。

首先，巴以双方都是冲突的输家。

巴以在本轮冲突中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双方不仅无法达到既定目标，相反还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巴勒斯坦方面，哈马斯在战争中遭到重创，其对加沙的实际统治很可能因本轮冲突而终结。目前，加沙地带已有近2万巴勒斯坦人付出生命代价，超过190万加沙民众流离失所、生活无助，包括社区、医院、学校在内的加沙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加沙陷入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在以色列方面，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袭击并造成1200多名平民伤亡，以色列情报、安全、国防部门的系统性失灵，不仅打破了以色列的安全神话，也证明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失败。以色列既无法通过战争实现解救人质、消灭哈马斯的目标，还遭遇国内经济损失惨重、政治危机不断加剧，在国际社会陷入严重孤立，在加沙政治安排方面也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

此轮大规模冲突必将进一步加深双方的仇恨心理，并使短期内重启对话谈判更加困难，国际社会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将更加艰巨。

其次，本轮巴以冲突尽管不会导致地区性战争，但是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在军事和安全层面，巴以冲突的外溢突出表现为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等什叶派政治力量对巴以冲突的介入和参与。

一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其最有可能延续甚至升级，但升级为大规模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不大。

二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与美国的冲突，其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主要表现为美国和以色列出于威慑目的对叙利亚进行空袭，以及什叶派民兵武装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方式进行报复。

三是也门胡塞武装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也门胡塞武装以发射导弹及无人机的方式对红海附近的以色列和美国目标发动袭击，但受距离遥远和能力有限等因素影响，胡塞武装无法直接参与巴以冲突，其影响也相对有限。

在政治层面，巴以冲突的外溢主要表现为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但除伊朗与以色列长期对抗外，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会走向彻底破裂，而伊朗也不可能直接参与巴以冲突。

总之，巴以冲突外溢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不致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最后，本轮巴以冲突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第一，联合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准则遭到严重破坏。在本轮巴以冲突中，由于以色列一意孤行，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阻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美国多次否决旨在缓解和结束巴以冲突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使安理会难以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此外，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中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也使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遭到严重破坏。

第二，全球范围内的族群和宗教矛盾更加突出，全球安全风险上升。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反犹活动和“伊斯兰恐惧症”同时有所抬头，针对犹太人、穆斯林的暴力和犯罪活动增加。此外，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社会内部因巴以冲突导致撕裂加剧，政治动荡和安全风险加剧，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大。

实践证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只有其得到全面公正的解决，中东地区才有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