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时间里，水资源与粮食、能源等其他全球重大问题存在相互交织的“联接”（nexus）已成为各界共识。所有这些问题也都受到冲突、资源短缺压力和气候变化的威胁。生活在一个“超级联接的世界”，应对挑战就不能仅仅依靠“头痛医头”的线性思维，对待水资源问题也应该如此。

这么看来，生态决定论（eco-determinist）就存在根本性的局限：它仅关注一个地区的水资源的天然禀赋，却未能重视其他导致供需不平衡的因素，即未能考虑到现代水资源安全还受到技术、能源供应、农业政策、贸易、暴力，以及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等因素的影响。水资源领域需要综合治理的思维，以满足与水有关的多样需求和利益。

然而，“联接”话语背后隐藏了一系列难以实现的新自由主义预设。

相关论述首次诞生于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水资源倡议”（Water Initiative），此外还有数十个拥有此类议题平台，都有一系列问题颇多的企业合作伙伴，比如可口可乐，反复被指控造成了印度地下水污染和枯竭；雀巢，全球瓶装水行业的头号玩家；陶氏化学公司，1984年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India Bhopal gas leak case）的首要责任方。世界经济论坛的水资源倡议重磅推出了水资源的“联接”概念，其报告主张采用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水问题，强调创新、水定价、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性。（或许这不足为奇，毕竟雀巢的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莱特马特曾认为“水是基本人权”是极端观点。）

“联接”话语看似相比线性分析更加规范，但现阶段只提供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表面解释，并且还带有部分误导性——似乎水资源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其“串联起了食品、能源、气候、经济增长和人类安全”。与此相关，当代水资源挑战被认为根本源于稀缺性，“口渴现在是全球性的”，而“世界在此面前异常脆弱”。在“联接”话语体系下，生态决定论的危机修辞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建议交汇，反而更让人不安。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水与相关领域之间的关系呢？接下来会先依次考虑水与贸易、农业、能源与资本四组关系，界定其中转化和循环的整体图景，进而对水安全做出评估。最后，我们将转向未来，关注气候变化对上述问题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将得出四个核心论点：

• 与联接话语观察到的现象一致，转化和循环过程（将一种物质转化为另一种物质）是影响水资源安全的关键因素。

• 然而，与联接话语推崇的“水中心主义”相反，水对于其他领域更多是一个依赖性要素而非独立性变量。现代水资源退化和脆弱的模式更多地受到贸易关系、燃料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反之不一定成立。

• 更具体地说，现代水安全的模式受到复杂的“联接”关系塑造，既不由自然资源的可用性决定，也不由相对市场效率决定，而是由各国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特定地位所决定。

• 随着全球继续变暖，上述情况依然成立。

从“联接”话语出发，就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虚拟水”这个概念（virtual water，指在生产产品和服务中所需要的数量，即凝结在产品和服务中的虚拟水量。农业和工业生产占人类水资源利用的80%以上，随着产品的国际贸易，各国都在以“嵌入”或“虚拟”形式进出口水资源。

有人据此指出，水资源匮乏的地区和国家能够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导入虚拟水，减轻了局部水资源局部的压力，同时也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提高了全球资源使用效率。这些人进一步宣称，许多水资源匮乏的国家已经这样做了，尤其是通过进口小麦和大豆等食品原料，然后将其有限的内部供应重新分配到生产和国内高价值用途。他们的一个核心论据是，借助“虚拟水”贸易，可以解释为何缺水的中东和北非国家尚未爆发“水战争”；从此出发，他们认为这个模式可以影响未来全球贸易格局变迁的趋势。

事实上，“虚拟水”以及相关的“水足迹”（water footprint）概念遭到了各界的严重挑战。首先，其被批评为“水中心主义/生态决定论”，我们此前已论述了相关观点的不切实际。此外，其过度自由化的观点，也可能影响水资源相对匮乏国家的农业，特别其中的小农经济。

我们认为，“虚拟水”概念的最大问题在于其错误假设。贸易品的结构本质不由水资源的稀缺决定，而是依附于发展、财富和权力的模式。在思考水资源的安全问题时，我们可以借鉴“虚拟水”的概念，但必须承认其局限性。首先，美国、欧盟和东亚的主要贸易集团主导了国际贸易，但他们的决策不完全依赖水资源匮乏程度；此外，各国的人均“水足迹”（国内居民消耗的总水量和“虚拟水”）存在巨大差异，实际上是从贫困和低水足迹的国家流向富裕和高水足迹的国家。随着收入翻倍，人均虚拟水进口量会增加80%以上。在极端情况下，英国的全球水足迹是其内部取水量的6倍。

“虚拟水”叙事的相关推论更不成立。全球的“虚拟水”贸易的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如今南美洲因其不断扩大的大豆产量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出口国，这些国家的决策动机更多是利润。如果真的要将“虚拟水”和贸易结构联系起来，那其背后的决定因素还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虚拟水会流向金钱和权力，就像将科罗拉多河引入亚利桑那州一样。

今天，最大的虚拟水净进口国都是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相反，最大的出口国几乎全部是发展中国家，前三大出口国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虚拟水”的视角出发，反而大量“缺水国”的出口比例更大；各国现行的进出口策略，往往就是导致“缺水国”水资源恶化、枯竭和稀缺的重要因素，这在全球南方体现得非常明显。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实例详细论述上述问题。

首先，苏丹是大规模虚拟水净出口国。在1990年代末，苏丹每年以粮食作物形式出口了超过1.7立方千米的虚拟水，是进口水平的三倍以上；其畜牧业和肉类出口所包含的虚拟水超过了进口水平的20倍以上。此外，苏丹还通过棉花出口虚拟水。这些商品进入到了欧洲、北美和波斯湾最富裕的国家，尤其是其畜牧业产出正大量流入沙特和阿联酋。与此同时，海湾国家也在苏丹的土地和第一产业进行大规模投资。而叙利亚是更加突出例证。在1995-1999年期间，叙利亚每年出口超过5立方千米的作物，其中棉花出口规模巨大，达到1.75立方千米/年。然而，叙利亚依然坚持以农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将导致其曾经丰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继续恶化。

相比之下，更富裕的国家往往是虚拟水的净进口国。就水资源可用性而言，塞浦路斯的与地中海东部的叙利亚大致相当，但这个国家却能大量进口虚拟水并且用于发展旅游业。以色列的情况也如此，1999年，该国出口了约0.7立方千米的农作物虚拟水，但进口量却高达7.4立方千米：该国的“农业奇迹”其实名不副实，并且严重依赖各种农产品进口；相较而言，其出色的污水再利用系统或滴灌技术的贡献度可谓真的“杯水车薪”，也很难说真的能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的情况其实凸显了“虚拟水”概念的缺陷。发明“虚拟水”概念的地理学家托尼·艾伦（Tony Allan）曾声称，他的启发来自以色列经济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相关论述：“以色列应该重新调整其产业，转向水资源需求更少的领域”。讽刺的是，以色列政府完全没有参考这个建议。自那以后，该国农业的主要产出中谷物比重逐渐下降，用水量更大的蔬菜和活牲畜产量相应增加，总体来看该国用水量也是要么保持稳定，要么上升。

“虚拟水”的贸易问题，其本质上只是全球贸易格局的一个缩影，水资源禀赋的多寡并非决定性因素。在1971-1974年期间，当全球南部大片地区因谷物价格上涨而陷入困境乃至饥荒边缘时，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谷物进口量依然超过整个非洲的总和。而在约旦河两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农产品及出口格局也截然不同。总的来看，水相关的贸易结构调整的方向，依然是以更高利润为导向，“节约用水”很难成为首要因素。

关于水资源的使用中，农业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如今各界似乎已达成共识：通过技术创新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至关重要；这其中包括耐旱作物的开发、更广泛地使用洒水和滴灌技术、改进的除草剂和杀虫剂以降低水的浪费、优化化肥，以及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

然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通常不会导致总体资源的减少。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曾在其1865年的著作《煤炭问题》（The Coal Question）中写到：“如果单位产出生铁所需的煤炭投入减少，那么该行业的利润将增加，这将吸引到新的资本，降低生铁的价格，导致总需求增加；最终，更多高炉会投产，而总的煤炭消耗并不会减少……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庞大的工业体系的搭建过程。”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对资源的贪婪渴望，所谓“节约”和“效率提升”最终都会因为其他领域的消耗增加而丧失。

在水资源的利用领域，上述“煤炭问题”依然存在。对滴灌等节水技术采用，将促使农业生产者转向更高价值和更耗水的作物，进而增加对水的需求。此外，随着灌溉的经济效益增加，生产者会扩大灌溉面积，要么通过耕种迄今未开垦的土地，要么通过从雨养农业转变为灌溉生产。这种更复杂的灌溉系统，虽然具有相对较小的“水损失”，但也会减少从灌溉地点返回到土壤、地下水、河流、溪流和下游水用户的回流。

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监管的情况下，现代化灌溉可能会对环境、经济和分配等方面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强化农业生产、促使新土地的”开放”或占领、减少自然水循环、限制各用户之间的水分享，并且会增加总体水需求。就滴灌而言，其可能减少洪水流动对土壤的冲洗，进而导致土壤盐度增加。

上述问题在现代滴灌技术的发源地以色列体现的淋漓尽致。上世纪50年代晚期，水利工程师辛卡·布拉斯（Simcha Blass）在该国的内盖夫沙漠北部开始发展该技术，此后还创建了耐特菲姆（Netafim）公司开展全球推广。如今，以色列灌溉系统中75%采用滴灌。

然而，滴灌技术带没有真正实现宏观上的“节水”。效率改进推动了以色列的农业扩张，不仅使其从谷物转移到更高价值和更资本密集的蔬菜生产，更刺激了该国对周边水源和土地控制。以色列曾承诺要向约旦河下游增加流量，但这从未实现；相反，其本国地下水和对周边水资源的开采与日俱增。

就像“虚拟水”进口不能解决水安全问题，灌溉效率也不能。所谓“高效”的话语，最终也只是另一种服务资本扩张的叙事。滴灌和其他类似创新所需的资本必然赋予小农模式“低效”的标签，并且对“高科技出口导向型农业”进行合法化。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利的“灌溉科学”消灭的其实是长期作为野草生长的昆士菜（khubbiza）——传统上是巴勒斯坦穷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滴灌技术是对水循环的一种“截流”（尽管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并没有证据表明其在宏观层面缓解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关于水和贸易、水与农业的“联接”关系的讨论，往往带有很多“水中心主义/生态决定论”的幻想。如果由这种错误假设推导出的政策，最终也会与“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目标背道而驰。然而，水与能源领域的关系则更加现实，且共识明确：在当代，能源是决定水资源供应的主要变量。

在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尼日利亚东北部和叙利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由柴油机驱动的管井，加剧了地下水的抽取，并开辟了新的农业疆域。在1988年，获取燃料就已成为达尔富尔扩大灌溉的最大制约因素。在叙利亚，特别高的燃料补贴同样推动了地下水的超常开采，而2008年燃料补贴的突然取消则可能导致了内战前夕农村人口外迁。同样，在苏丹，20世纪70年代以燃料补贴为支撑的“粮仓战略”也因国际油价高企和补贴削减而崩溃。在约旦河西岸，家用柴油发电机对于灌满屋顶水箱至关重要。从叙利亚到南苏丹和加沙，每次战时对能源基础设施的破坏，都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用水安全，因为水井、水管和废水处理厂都无法正常运转。

即便在所谓发达国家，电力（通常来自煤炭和天然气）对现代水力系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例如，以色列水利部门的用电量约占全国总用电量的10%，主要用于抽水向山上蓄水和海水淡化。在发展频谱的另一端，2012年，南苏丹只有12%的城市地区和不到4%的农村地区用上了电，大部分电力来自小型柴油发电机，这可能造成了其相对落地的卫生设施和供水效率。

化石能源领域对水安全的影响不局限于供给：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及其所产生的出口收入，往往都会对自然水资源和景观带来巨大改变。尼日利亚于1957年开始石油生产，到上世纪70年代早期，石油出口就占所有出口收入的90%，正是这些巨额石油收入支持了该国的众多重大水利和灌溉项目，包括巴加坡德尔（Baga Polder）和南乍得的灌溉项目，以及科马杜古-尤贝河（Komadougou-Yobe River）及其支流上的众多水坝，同时也促使该国扩大农业补贴制度。总之，尼日利亚东北部逐渐转变成为一个“面包篮子”，或许正是该国有意识“将石油租金变成谷物”的策略的体现。众所周知，石油产业能产生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后果，从国内军阀崛起到地区军事冲突。

苏丹的情况更加复杂。该国的“面包篮子”战略也得益于石油资金的支持，但其中很大的比例来自海湾国家的投资人。苏丹自1999年起成为石油生产国，在随后的十年中，石油占总出口的平均85%，占政府收入的近50%。与此同时，海湾国家和中国的资本也纷纷涌入，不仅参与该地区新的石油繁荣，并且共同重构了苏丹的水资源政治格局。如权力巨大的大坝执行局（Dams Implementation Unit, DIU）的成立、麦洛维（Merowe）和其他大型水坝的建设，以及新的土地租赁和灌溉计划。其中，中国不仅是近65%苏丹石油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也在当地水电发展中提供了大量支持。如今，苏丹的国家大会党、军队及其情报部门拥有的公司也成为了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合同的主要接受者，他们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苏丹经济中的关键行为者。

叙利亚的水利和农业革命起源于“国际收入”，这也与石油关联颇深。在1973年的战争和石油危机后，前苏联和海湾国家的援助占政府收入的50%以上。此后，石油出口成为该国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在巅峰时期，石油占出口总额的75%以上，政府收入的近60%。这些收入与阿萨德政权的农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结合，推动了水利和农业发展，而战略作物小麦的产量也随石油收入波动。2001-2010年，石油出口对政府收入的贡献减少三分之二。2007年，叙利亚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这导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7%的燃料补贴被削减。随着“石油财政”的崩溃和国家补贴的减少，小麦生产下降，农村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近郊，成为此后内战暴发的一个导火索。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干旱和半干旱的后殖民国家中存在一种普遍的趋势，即动用化石燃料租金以推动水利开发。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再到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往往都致力于使用石油收入资助大型水利项目，补贴地下水枯竭，并推动极不可持续的农业发展。从1980年到2005年，沙特阿拉伯花费了大约850亿美元，占其石油收入的18%，在化石含水层中种植小麦。伊朗对水资源和农业补贴规模巨大，并成为全球第二大地下水资源消耗者，仅次于印度。化石能源领域的发展导致了多层次的资源出口，首先是燃料本身，再到水资源等其他资源，形成了众多“自然资源出口社会”。相反，欧洲不仅是最大的净虚拟水进口地区，还是最大的化石燃料进口地区，也形成了世界上第一大“自然资源进口社会”。

在高度依赖能源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中，水似乎并不能成为“新石油”——即也不会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也不是迫在眉睫的冲突根源。如今，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依然具有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是在诉诸生态决定论，并且也不鼓吹“食利国家理论”（rentier state theory）。单一模式并不能完全解释化石领域的“租金”如何影响国家建设和发展：俄罗斯、尼日利亚和卡塔尔，甚至西方的“碳民主国家”，都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国际和历史轨迹。

可以总结的是，相比水资源的政治生态，化石燃料领域大不相同——后者是大规模工业生产、大规模消费和交换的“主要动力”（自不必说，现代水资源的供给体系，本就严重依赖能源的发展），并且产生了远高于水资源的租金和利润；无论是精英还是百姓，更大的财富和军事效应相辅相成，并带来更广泛的想象力和影响力。

上一节中的讨论已经揭示了化石资本与水资源的关系，本节提供一些简短的补充说明。

水与资本关系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资本转化为水”，水资源开发和供给很大程度上受到融资渠道的影响，除石油租金和收入外，还可以有很多其他形式。例如，以色列的国家水运输系统于1952年启动，主要资金来自德国的1952年的赔偿协议以及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其他投资；土耳其的北塞浦路斯浮动供水管道由土耳其和马来西亚的私人财团建设，并获得了其国内众多国有银行提供的廉价贷款；埃塞俄比亚大坝项目（GERD）未能获得国际开发银行融资，则通过GERD专项债筹得资金。无论是通过石油美元回流、国内税收、援助资金还是金融市场，大规模的水利开发和补贴都依赖于资本的可获得性，其总是以某种方式反映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模式。

反过来也是如此，水也可以“转化为资本”。如今，农产品显然并不是通过水牟利的唯一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主要水务和水力工程合同中，利润会受到当下权力斡旋的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殖民统治的遗产。仅仅就城市供水服务而言，法国苏伊士（SUEZ）、美国柏克德（Bechtel）等大型企业长期从中攫取了丰厚利润，也由此常常引发了各种直接冲突。在市政层面，将供水服务外包给地方资本家正是产生垄断利润的理想模式。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的主阵地”世界经济论坛，也多次鼓吹水资源具有“自然垄断”的优势。一个经典案例发生在1799年，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美国副总统亚伦·伯尔（Aaron Burr）达成协议，一举成为纽约市供水的垄断供应商；双方并从中获得了大量资本，以至于能够启动一家新银行，也就是今天的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在一个“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的时代，天灾人祸似乎并不能威胁到现行秩序，反而成为了资本扩张的机会。即便存在所谓的水资源稀缺和供水危机，也是在进一步拓展前述的水与资本的“伴生”关系。事实上，盈利机会已经不仅依赖于官方的一纸垄断协议，还需要通过“危机”（干涸、稀缺等）话语来完成进一步的合法化。

海水淡化产业最能说明问题。自2000年代初以来，在以色列和塞浦路斯，政策和媒体长期提供“干旱引发的水资源危机”的误导叙述，进而推动海水淡化相关重大投资的合法性。在两个国家签署的特许建设和经营协议中，不仅工厂的规划产能严重过剩，还附带了定量的淡化水采购承诺（否则将支付补偿金）——这意味着即便降雨充足和传统水资源足够，国家也会保证淡化产业能够获利。通过提高水价，国家可以将特许权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水资源保护计划失败了也没关系，这说明国家水资源“安全”，消费者也就“无需担心”了。国内供水的私有化，也是大量的公共利益输送过程。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两国的淡化产业中的牵头企业是IDE Technologies，其背后股东是以色列的德雷克集团（Delek Group）和Alfa Partners（前以色列化学品公司）。德雷克集团由该国财阀伊扎克·特苏瓦（Yitzhak Tshuva）所有，其与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能源巨头诺布尔（Noble Energy）同时拥有以色列新天然气田的垄断权，这将为IDE的淡化工厂提供能源；德雷克集团还参与了塞浦路斯的天然气生产。以色列化学品公司则由奥弗（Ofer）家族拥有，曾经是以色列第二大企业集团，同样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

诚如上一节所展示的，水资源产业的规模并不是最显要的，但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尝试改变这一局面的努力。在更严密的国家-企业关系和随之而来的垄断协议下，人为制造的“稀缺”似乎有望将水制造为高度有利可图的生意。对于部分跨国企业和政治领袖及其媒体盟友而言，为“缺水的世界”提供解决方案已是重要讨论话题和销售策略。水“危机”正成为一个重要的商机和资本再生产要素。

在新自由主义下的“联接”话语的世界中，基于“虚拟水”和“水足迹”的概念，通过自由贸易的形式，基于高科技灌溉的投资，全球水安全问题将得到解决；未来，水资源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有望成为“新石油”和“新资本”，获得更多政治和经济重视。

纵观水资源的转化和循环过程，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真的关注“虚拟水”的贸易就会发现，水资源往往是从“缺水国”转移到了资源富裕国，因为这些“后发国家”希望追求更多的国际贸易利润，就需要发展更耗水的产业。从宏观统计来看，滴灌等技术并没有节省水资源，其本质是降低用水成本，进而刺激了对资源的开发和土地的扩张。化石能源作为现代供水系统和产业体系的核心驱动力，其相比水资源产业的政经价值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据此，媒体对“水危机”叙事的大力推广似乎也是另有所图——旨在通过恐慌巩固其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

重新考察水与贸易、农业、能源和资本之间的互相“联接”，可以总结出如下“货币-水-货币”的国家发展模式：资本可用性、技术创新和国际规划使得水力和农业不断发展，农业贸易的资金被回收到水力工程项目中，这反过来刺激了水供应、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化石资源作为重要能源和资金来源，是很多国家起步的前提。随着水供需关系的升级，海水淡化行业得以发展，带来新一轮的投资和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分裂的“交换生态系统”，全球北方基于经济和金融实力获得大规模的虚拟水以及能源进口，而像叙利亚和苏丹等南方国家则被迫采取侵略性的农产品出口战略。显然，南方国家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并不是水，而是经济权力和资本的可用性。

换言之，当前的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秩序才是造成所谓“水安全”问题的根源。叙利亚哈塞克省（Hasakah）的曾经丰富的水资源陷入危机，苏丹的努巴和努比亚社区被迫搬迁，首要原因不是气候变化，而是为了通过农业出口积累资本；相反，以色列或英国等地的相对水安全是经济实力支持的食品和虚拟水资源进口的结果。气候变化根本上是由于资本主义对廉价、可交换和流动能源资源的无限渴望，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消费、竞争和积累的需求。只要这些基本原则和需要保持不变，与水相关的侵害、剥夺、不平等、脆弱和恶化的形式将会继续存在，这与全球温度控制无关。

此外，当代资本主义具有强烈的“灾难资本主义”倾向，因此气候变化可能会成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重要促进机会。今天，水“稀缺”和“危机”的话语已被动员起来扩大企业和寡头的权力，但“气候变化导致干旱危机”的叙事中间还有大量漏洞。真正的问题在于全球农业生产的格局，由于我们依赖于少数国家的生产，导致整个供应体系面对干旱和其他气象冲击时高度脆弱，而水资源短缺只是其中的一个中介变量。

“新能源”发展或将重塑当代的政治经济格局，分布式的太阳能和风能产业将形成新的地方治理模式，自然也会重塑供水领域，但水与能源（资本）的双向关系依然存在。来自阿富汗、也门等地的新证据表明，光伏泵正在取代了柴油泵，成为扩大地下水开采的“新动能”。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更大的地理尺度上，可以看到电力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崛起背后往往存在着化石资本的影子，“快速扩张”的海水淡化产业亦如此。因此，无论气候如何变化，与其相信关于权力秩序重塑的预测，不如从实际的经济和军事关系得出结论——水资源的重要意义依然将次于化石燃料。

*文章摘编自《分裂的环境：气候变化、水与安全的国际政治生态学》（Divided Environments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logy of Climate Change, Water and Security. Cambridge, 2022），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Jan Selby

作者：简·塞尔比

英国利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

Gabrielle Daoust

作者：加布里埃尔·达乌斯特

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与国际研究系助理教授。

Clemens Hoffmann

作者：克莱门斯·霍夫曼 

斯特灵大学历史、遗产和政治系国际政治资深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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