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称为“真正的人”，这位奇女子是谁？

一百年前，一艘红船从嘉兴南湖驶出，引领一个民族书写救亡图存的壮丽史诗；一百年后，红船驶过的地方，红色土地换了人间。

在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中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他们身先士卒、鞠躬尽瘁、舍生忘死。瞭望智库推出#革命先行者#专题，缅怀革命路上的优秀共产党员。

今天，我们走近王会悟，走进那艘红船。

她不仅是中共一大的会务总管、为一大保驾护航的女卫士，还终身致力于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奇女子。

1898年7月8日，王会悟出生在浙江桐乡县乌镇。王会悟的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也是当地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这使得她能够在私塾中与男孩子一起念书。

好景不长，13岁那年，父亲病故，家中经济拮据，王会悟不得不从嘉兴师范学校退学回家，女承父业，帮母亲分担生活重担。

后来，王会悟向本镇宝阁寺借了间殿堂，创办了全县首所女子学校。初时，人们普遍持观望态度，于是，她让大家先行免费试听，很快就获得了一致认可。乡亲们都说“小王先生教得极好，跟老王先生一样。”他们不仅将自家孩子送进王会悟的学校，还帮她四处打广告。

不久，这所女子学校学生规模便突破了百人。王会悟积极向学生传授新知识、宣传科学、倡导新观念，还极力反对养童养媳，大力宣传婚姻自由，鼓励学生剪辫子、破除缠足等陋习。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小姑娘双脚裹得紧紧的，便动员她把脚放开。小姑娘为难地说：“那样将来会没人要的。”王会悟听完扑哧一笑：“社会在进步，你裹成了小脚后，才没人要呢。”

在那个年代，她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这所新型学校最终被迫关门。

1916年前后，王会悟前往湖州，进入湖郡女校半工半读。这所教会学校的教学思想较为宽松，学生们多是有理想、有追求的新时代女性。她们常聚在一起阅读各种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探讨如何恢复妇女独立自主的人格，怎样冲破封建礼教对女子的压迫与束缚。王会悟是一众女学生中，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

年轻时的王会悟。

当时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新思潮很多，宣传各种主义的刊物满天飞，颇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但王会悟却对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情有独钟，她觉得，这本刊物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与她平日所思所想不谋而合。

于是，王会悟提笔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表达自己决心为民主、自由战斗到底的坚定信念。陈独秀欣喜地回信：“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勉励她“多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王会悟经人介绍，结识了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负责人、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并被安排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书工作。王会悟热情开朗的性格、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得到徐宗汉的器重，她自己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历练，于次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由于工作关系，王会悟时常出入陈独秀寓所。在这里，她遇到了刚从日本回国并寄居于此的李达。多次接触后，王会悟被李达崇高的信仰和渊博的学识所吸引，而她自身对工作的热情和对新思想的追求，也让李达产生了爱慕之情。

李达是湖南人，王会悟是浙江人，他们各自的乡音都很重，接触之初要听懂彼此的话颇费功夫。于是，他俩便常用纸笔交流，谈了一场“沉默寡言”却又轰轰烈烈的恋爱。在那段甜蜜的日子里，他俩常常带上几个饼作午餐或晚饭，依偎在淞沪炮台边，遥望滔滔的黄浦江水和江面上来往的船只，交流彼此对中国革命的展望与期许。

1920年4月，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做证婚人，王会悟与李达在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

1921年5、6月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联络频繁，准备派代表齐聚上海，商讨建党事宜。由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陈独秀早在半年前就已南下广州，因此党的一大诸项筹备工作主要由李达和李汉俊负责。其中，寻找合适的开会地点、安排与会代表食宿等会务工作，全由王会悟操办。

这是项看似不起眼，却颇为琐碎且不容出差池的细致活儿，交给王会悟这样思维缜密、心思细腻的新时代女性来办，再合适不过。

王会悟打听到位于法租界白尔路（现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拟于7月中旬放暑假，认为将与会代表安排在这里落脚不会引人注目。于是，她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找到该校校长黄绍兰，声称最近有个学术团体要来沪召开学术讨论会，想在学校借宿一下。校长不疑有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时值盛夏，校内并无床铺，王会悟买来些芦席铺在楼板上。一大开会期间，毛泽东、邓恩铭、王尽美等大多数代表就住在博文女校里。

住宿问题尚好解决，但要找到一个安全而又安静的会场，却并不容易。王会悟先后找了好几个地方，都觉得不理想。最后，她发现李汉俊寄居的胞兄李书诚的寓所各方面条件不错：这栋独立洋房位于法租界内，开会时可将外界干扰减少到最低程度；李书诚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左派，时任国民党部长，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租界警探会有所顾忌；李书诚全家当时正在外地避暑，房子正好空着。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召开。会议期间，王会悟忙里忙外，不仅承担着各种后勤保障工作，还负责会场警戒。

7月28日上午，王会悟坐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突然，她发现一个年轻人手里托着件尚未抖开的湿衣服急匆匆地从厢房里跑出来，直奔楼上。当时，代表们正在二楼开会，会议室的大门就对着晒台。王会悟连忙向正在为代表们准备午饭的厨师打听此人来历，厨师回答说：“大概是少爷家的朋友到楼上晒衣服吧。”

2021年6月23日，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

心思细腻的王会悟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她赶紧跑上楼，把坐在会场门口附近的翻译杨明斋叫了出来，告之这一可疑情况。杨明斋立即进屋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汇报。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警惕性很高，他当即宣布休会。

与会代表们的讨论正在兴头上，有些人觉得可能有些“神经过敏”了。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带着责备的口气冲着李达抱怨：“王会悟怎么搞的？把会给搅散了！”

事实证明，王会悟的直觉是对的。就在代表们离开会场后不久，两辆警车呼啸而至，几个法国巡捕闯进来，一个劲地盘问“独守空房”的李汉俊：上午在此聚会的人哪儿去了？开会做什么？镇定自若的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回答：“上午是我几个朋友在此讨论十九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争论起来了，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们四处搜查，没找到可疑物品，只得悻悻而去。事后，马林对与会代表们说：“这个女孩子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开会地点被敌人盯上了，党的一大为此休会两天，商量另择开会地点之事。有人建议在上海找个旅馆，有人主张移师杭州西湖……大家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在上海，这么多人聚到一块儿，容易引起警特的注意；杭州西湖是达官显贵的游乐场所，护卫军警较多，也不安全。

王会悟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于是开口说道：“我今天又要多嘴了，我来出个主意吧。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像杭州西湖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

董必武听后首先拍手赞成：“王先生提的这个建议好！她是个靠得住的人，是个有知识有思想的女孩子，我们应该相信她。”何叔衡接着表态：“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合适。”两位年龄最大、阅历较深的代表率先赞成了王会悟的建议，其他同志再未提出更好的方案，新的会议地点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根据王会悟的回忆仿制的“红船”。

7月30日晚，王会悟前往上海火车站，打听次日前往嘉兴的车次，并先行前往嘉兴打前站。

第二天拂晓，与会代表们乘坐最早的一趟列车，于8时许抵达嘉兴站。王会悟安顿大家在张家弄鸳湖旅馆歇脚、洗脸、吃早饭，请旅馆的账房先生帮忙租画舫。她原准备打算租条大船，但大船已被旁人提前预订，便只好花4元5角钱租了条中号画舫，又花3元钱订了一桌菜作午餐，连同小费在内共付了8元。

一行人于9点多钟离开旅馆前往南湖时，王会悟向旅馆借了副麻将牌，并对账房先生说：“请给留两间好点的客房。如果这里好玩，我们晚上再回来住。”这一切都与寻常游客无异。

抵达南湖后，代表们在王会悟的陪同下，以赴烟雨楼游玩为名，观察画舫停靠在哪里比较合适。随后，王会悟带着大家先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乘拖梢小船转至王会悟包下的画舫上。

画舫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分为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王会悟让船主将船撑到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外，一处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上午11时，与会代表们围坐在画舫中舱的八仙桌前开会，王会悟独自坐在船头放哨，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一旦有别的游船接近，她就哼起嘉兴小调，用扇柄敲击船板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安全起见，早上订下的午餐，她请船主用拖梢小船转送到画舫上来，让代表们边吃边谈。

傍晚时分，远处突然传来疑似巡逻艇马达“突突突”的声音，代表们临时休会，假装打起麻将。王会悟马上乘拖梢小船上湖心岛打听，探知是当地富绅乘私人游艇游湖兜风。警报解除了，会议又照常进行。

就这样，在嘉兴南湖的这条画舫上，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代表完成了一大最后议程。下午6时许，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后宣告闭幕。全体代表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从这一刻起，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

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下船，当夜分散离开嘉兴，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中国历史从此开启全新篇章。

党的一大顺利闭幕后，王会悟于1921年12月10日创办了我党最早的一本妇女刊物《妇女声》。她先后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妇女运动新动向》《湖南女工之觉悟》等文章。《妇女声》虽因种种原因只出了10期，但作为党的第一本妇女刊物，在传播解放思想，介绍各国女性解放运动先进经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2年，王会悟参与创办了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并担任该校工作部主任。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半工半读学校，同时也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王会悟的家中召开。王会悟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李心田在门口放哨。继中共一大之后，她再次为中共二大做警卫工作。

上海平民女校教室旧址。图｜人民视觉

会后，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前往长沙的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则在该校附属中学教英语。毛泽东当面夸她：“你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敢到这个地方（指南湖）去开会。”

1923年4月，湖南自修大学因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反动军阀强行关闭。李达、王会悟夫妇辗转于武汉、长沙等地授课。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会悟依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32年，她化名“王啸鸥”，创办笔耕堂书店，不仅编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还于1937年5月编辑出版了李达撰写的《社会学大纲》。

王会悟想办法将这本凝聚了她和李达无数心血的书送往延安。毛泽东读后作了详细的眉批，并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这本书，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写给李达的回信中，毛泽东热情地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李达。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王会悟恰好也在重庆参加进步活动，因此参加了重庆妇女界为毛泽东举办的欢迎大会。会议进行中，毛泽东获悉王会悟也在场，连忙吩咐：“请她不要走，留在这里。”

散会后，王会悟被请到毛泽东住处，她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急切地说：“蒋介石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你千万别上他的当。”毛泽东哈哈大笑：“会悟还是老样子，说话直来直去，请放心吧！”

全国解放后，王会悟被安排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工作。1959年，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决定筹建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展出的“红船”就是根据王会悟回忆，并经董必武审定认可后仿制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会悟虽年过八旬，却依然积极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中国早期妇女运动史、家乡县志和中共一大会址的考证工作，提供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晚年王会悟。

1993年10月20日18时25分，王会悟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奇女子，虽从未身居要职，但她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在各个历史时期从未动摇过。她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参与者，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见证人，她对党、对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