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恒星通讯社(ID:SNA2049)
撰写 | 守常
我个人不喜欢日本,但我不赞同我们部分同志对日本遭受自然灾害时所表现的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理由有三:
一、这种态度只会让我们的主要对手拿到攻击我们的趁手武器。
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时刻紧抓主要矛盾。
这几天有一股势力是真正地开心坏了,那就是我们的对手及其各类帮凶,它们在做什么呢?
在忙着地把我们那些在网上幸灾乐祸的言论搬运出去,然后添油加醋进行宣传。
搬运给谁看呢?
不单单是搬运给日本民众看,还搬运给它想要迷惑的目标国家的民众看,以此宣扬我们的负面形象。
在这个过程中,它绝口不提“是什么让日本如此被中国人仇视”的前因,只单纯突出“中国人正在为灾难欢呼”。
其核心目的,就是希望搞乱我们的战略方向,陷入不断解决次要矛盾的泥潭中,从而达到淡化其主要矛盾色彩、掩护其自身行动的效果。
这么多年,它每次苦于找不到我们是“坏人”的证据时,就会在舆论场挑起各种对立话题,然后来回搬弄是非、挑拨矛盾,到处煽动对立甚至敌意,如今一有灾难话题,它更是如获至宝。
那它是会客观报道、理性评论,还是会混淆黑白、故意引战?
当然是后者,这些年我们都见识过它毫无底线的操作,对此应该非常熟悉。
所以,它现在就在大力炒作,甚至是下了死命力气,必欲将这个话题提升到能掀起敌意浪潮而后快。
在这套操作下,我们一些情绪化的言论很容易就被它操作成政治问题,为其破坏地区团结、瓦解地区纽带的分化战略提供难得的素材。
它最不希望,或者说最怕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展现出大国的广阔胸怀和深厚道义,主动慰问灾区、帮助灾民、共克灾难。
它为什么最怕看到我们这么做呢?
就因为这种大国姿态能直接摧毁它挑拨离间的努力,让它的不正心术暴露无遗。
也因此,它这次还增加了一种新的打法,那就是有意识地带节奏攻击我们当中的理性声音,甚至引导攻击我们的官方慰问行动,其核心目的就是把水搞混,越混越好,最好是让我们内部舆论陷入完全的混乱,从而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我们绝不能让它这种阴险目的得逞,尤其是在战略博弈白热化的当下。
这是我们不应对灾难幸灾乐祸的第一个原因。
二、这种态度不符合我们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同为我们传承不息的民族精神,一个日本并不值得我们放下厚德载物的高贵精神,哪怕只是短暂的放下。
诚然,日本这个民族的历史很多时候符合“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强必盗寇,弱必卑伏”的描述,比如1923年其遭受关东大地震时,中国人民不计甲午战争和民四条约前嫌,不分政见、不分地域地动员起来捐钱捐物慰问,并派遣医疗队赴日开展救援,换来的是716名华人在日本被军警和市民以“担心趁机暴动”的小人之心无端掠杀,换来的是丧心病狂的九一八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这种恩将仇报的民族可耻行径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这种寡义廉耻是日本犯的错误,而不是我们践行仁义准则的错误,如果一定要说我们犯了什么错误,那就是在自身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高估了当时日本主流认知的道德底线,同时低估了他们的狼子野心,从而导致被反噬。
换句话说,我们的出发点是没有错的,导致出现错误结果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的善行,而在于我们当时不够强大,在不够强大的情况一味乐善好施往往是要招惹上失去人性的强盗的,所以才会行善换来恶果。
搞清楚这个关键点和问题本质很重要。
历史上诸葛亮七擒孟获,最终孟获心悦诚服,蜀国从此获得稳定的战略后方,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担心放孟获回去是放虎归山或者养虎为患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只有仁爱为本,才能真正感化顽固抵抗的孟获,南中才能真正成为蜀国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来实行这套攻心为上的方针,在这两个前提下,他才坚定不移地实施这套大胆的战略。
可以说孟获最终是在诸葛丞相仁德和实力的强大双重压制下,才被彻底折服的,双方都皆大欢喜。
为什么这个故事会传为我们民族的千古佳话呢?
我想,不仅仅因为它取得了双赢的结局,更在于这个故事体现了自强和厚德不可偏废的深刻道理,离开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事情的结果大概率是一场悲剧。
看懂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我们讲仁爱道德是没有错的,错是错在在自身不够强的情况下只讲仁爱道德。
那么,既然出发点没有错,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丢掉这种精神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够强大吗?
当然不是,现在就是给日本一百个胆,它也不敢说这句话,不但它不敢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敢这么说了。
是因为厚德载物的精神没意义了吗?
当然也不是。
道德的本质是嵌在底层逻辑的行为规范,能填补实力和法律所不具备的软性影响力。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层出不穷的霸权为什么会一个接一个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轻视了道义的力量,或者仅仅把“普世价值”视为侵略与干涉别人的工具,最终一旦实力稍有不济,毫无道义基础的全球帝国立刻分崩离析,退回原形。
而我们作为东方文明的原生文明,之所以屹立五千年而历久弥新,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强大的道德精神,这种具有深厚感召力的精神不仅让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保持了团结和稳定,也让我们赢得了远近文明的长期敬仰。
1742年,充满中国元素的宫廷画《梳妆》
作者为法国美术院院长、皇家首席画师布歇
因此,如果我们因为一个日本的错误行为就放弃我们自身的道德准则,实属自降身份的行为。
换句话说,我们愿意帮助日本,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好人,和日本人怎么样、甚至是不是日本,都不相干。
这是我们不应幸灾乐祸的第二个原因。
三、这种态度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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