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睡懒觉，怕见领导，上班想唱歌……古代隐士是反内卷先锋吗？

隐士隐士，自然首先要是士，然后才说得上隐。

西周的贵族等级制，简单化说是分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士即是最低等级贵族的专称，也不妨是所有贵族的统称。《诗经·周颂·清庙》里所谓“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士”就包括诸侯在内。

清刻本《诗经读本》。来源/长子县博物馆

贵族垄断政治资源，身为贵族而主动远离政治，则就是所谓隐士。

士，为何选择“隐”，他的目标又是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他如果真的隐了，今天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他存在过……

文献不足的时代没法讨论，所以很多事只能从春秋战国谈起。

这是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对政治失望的人自然很多，《诗经》里有些诗，就是写隐士的，比如著名的《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清代禹之鼎《蒹葭书屋图》。来源/镇江博物馆

这一首诗是“诗无达诂”（没有通达的或一成不变的解释，因时因人而有歧异）的典型，不过古人虽然众说纷纭，倒从来没有认为这是首爱情诗的，或者可以翻译为：这里本来是周天子的王畿，如今却成了秦人的土地，美好的旧秩序可望不可即。于是一种理解是：深爱旧秩序的“伊人”，也就只好归隐了。

而到《论语》里“隐士”的存在感就更强了。孔子周游列国，路上时不时会碰到一些人，嘲笑孔子的努力是瞎耽误功夫，孔子对这些人却都尊敬。孔子有名言曰：“贤者避世。”承认了隐士是贤者，孔子还说“作者七人”，即有七个人做到了避世。这话更是影响深远，弄得后世设计隐士组合，都要凑七个人，如著名的“竹林七贤”。

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局部）。来源/孔子博物馆

孔子尊重隐士，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共同点，即都对现状不太满意，区别是孔子觉得世界还有变好的可能，隐士则觉得好不了了。众所周知，今天打鸡血，明天想躺平，片刻前还心灰意冷，转眼间又骚动不安，原是人生常态，所以孔子和隐士的不同态度，并没有本质矛盾，随时可以无缝切换。

战国隐士，可以拿庄子做代表。《庄子》书里，努力给人营造一种庄子很穷的印象。不过庄子的职务是“漆园吏”，而先秦的漆十分名贵，显然庄子想要发财十分容易。当然，可以假定庄子品质高洁没有从中谋取过私利，但还有一则记录是：庄子临终时，学生想厚葬他，庄子没接受。——如果这段不是寓言，那倒也说明，厚葬的经济条件是有的。更重要的证据是，庄子的学问“无所不窥”，在那个书籍十分昂贵的时代，没有富庶的家境和良好的出身，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说明庄子至少青少年时代生活水平不低。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庄子当隐士应该是真心实意。

清涂金庄子铜像。来源/民权县博物馆

战国时代隐士流行，各种上古隐士的故事，也就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毕竟，中国人总是相信，好东西总是古代就有的。大体上，这类故事的模式是：一位古代的圣王，想把自己的天子之位让给一位隐士，隐士不屑一顾，圣王见到隐士的风采，却不免怅然若失。

战国时代，隐士的魅力确实很大，著名的隐士可以吸粉无数。照例，巨大的民间影响力，总会引起统治者的不安。《战国策》里说，一位赵国掌实权的太后，问齐国使者说，我听过贵国有个隐士，不做王的臣子，不管自己的家务，对和诸侯交往也没有兴趣，这样的人成为表率，会把百姓都变成无用的人，贵国怎么还不把他杀掉呢？

这也不是孤例。《韩非子》里还有一堆这样的故事——既然道家爱讲上古圣王推崇隐士的故事，韩非就讲古代明君杀掉隐士的故事。比如说太公望就任齐国国君，第一件事就是杀掉当地两个有名的隐士，并讲了一番“隐士是对国家和社会无用的人”的道理。

民国《韩非子集解》。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县数字博物馆

综合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里影响最大的儒法道三家，对隐士的态度大致如下：

道家，我就是隐士。

儒家，我不是隐士但能够欣赏隐士，实在混得不好我也可以当隐士。

法家，我不但不是隐士，而且我认为应该杀掉隐士。

话是这么说，不过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三家的关系其实总体上还不错。

儒家、法家的共同点，是都很尊崇君主，区别是尊君之外，儒家贵民也贵官，法家贱官也贱民。儒家尊重君主的崇高地位，更强调道义的伟大价值。按照“道”来运作的政府与社会，才合乎理想，而士人出身的官员，正是道的承担者。于是大家道德责任感爆棚，相应的，也就要有严格的道德自律。法家不同，按照法家的逻辑，对官员和权贵，一定要建立严格的制度约束。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只讲道德自律不讲制度约束，还是只讲制度约束不讲道德自律，都不足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所以一定要儒法互补。

至于庄子一派，有个很实际的功能，就是给权力斗争留个退场的后路。争权夺利失败了的人，读读《庄子》，大概率能“看开了”，也就安于退场的状态，不想卷土重来了。这对当权者其实也是好事，聪明的当权者大概都会满意于这么安置退场者。

清光绪二年刻本《庄子》。来源/浮山县博物馆

这样，儒、法、道三大思想体系，在现实政治中，就构成了一种表面上互相争吵，实质上分工明确而合作良好的关系。

因此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总有些留给隐士的位子。

中国历史上，隐士文化玩得最“嗨”的，是魏晋。

傅抱石竹林七贤图轴。来源/故宫博物院

这是门阀大族垄断政治资源的时代。出身高门的名士们，对隐士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名士们最憎恶法家（会公开说），他们不想接受制度监管；也不喜欢儒家（通常不会公开说），不想寻求道德自律；他们喜欢老庄，但是不甘心喜欢了老庄就退场，和荣华富贵说再见。

这样看来，竹林七贤里的嵇康，其实是隐士里的传统派。

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我们且不论这封信牵涉到的政治背景，只看信里的文字，嵇康是怎样论述自己绝不可以为官的呢？

赵孟頫《与山巨源绝交书》（局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嵇康说自己受不了的七件事是：

第一，我爱睡懒觉，但官场上不能睡懒觉。（“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第二，我怕带下属。我情绪一来，就要弹琴唱歌，射箭钓鱼，身为领导在下属面前还这样不合适（“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局部）中的嵇康（左）和阮籍（右）。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第三，我怕见领导。穿上官服，一本正经坐着，腿脚麻痹了不能动，身上痒了却不能去抓虱子，这个我受不了（“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第四，我怕写信。当官了交际就多，人家给你写了信，不回复就是“犯教伤义”，勉强回复几封，很快就感觉顶不住了（“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

第五，我怕吊丧。但官场社交最重视吊丧，这个问题无解（“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

第六，我怕见俗人。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眼前全是白痴而不能骂（“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程大利《嵇康》。现藏于清渭楼美术博物馆

第七，我怕处理公务。（“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

这就是所谓“必不堪者七”，看起来狂狷不羁，但换个角度看，嵇康还是承认，官场规则就是官场规则，不该为谁就发生改变。

嵇康说“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说追求“自然”，就摆脱“名教”；羡慕隐士，就远离官场。隐士比较自由，官场可以富贵，二者不可得兼，挑一个就得放弃一个。

但竹林七贤里年纪最小的王戎，观点显然是有所不同。

王戎做到了司徒这样的高官，一次他问一个叫阮瞻的年轻人（竹林七贤里阮咸的儿子）：“圣人推崇名教，老庄明于自然，他们的核心观点，有什么同或不同呢？”

阮瞻回答说：“将无同。”

“将无”二字是语气助词，表示不大确定的意思，所以这句应该翻译成：恐怕一样吧。这是阮瞻跟大人物说话留有了一点余地，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一个字：“同”。

王戎得到这个答案，对阮瞻欣赏得不得了，直接就让他到自己的部门来上班。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局部）中的山涛（左）和王戎（右）。现藏于南京博物

“将无同”这个理论高明在哪里呢？就高明在如果采用这个理论，那便可以既当隐士又留在官场了。

根据这个理论，王戎大可以批评嵇康的境界还是有点低：你嵇康喜欢老庄，不喜周孔，可是你真读懂老子、庄子，又真的读懂周公、孔子了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在终极意义上，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吗？你把自然和名教对立起来，但难道没有发现，名教正是基于自然本性创建出来的么？归隐，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追求的是内心而不是身体的自由。那么，身体在哪里，有那么重要吗？在山林，内心可以归隐；在官场，内心仍然可以归隐。碰到俗人就愤怒，看见公务就厌烦，说到底还是修为欠缺的结果。真正自由的灵魂，是可以做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仍然与天地精神往来。

这就是所谓“大隐隐于朝”啊！

睡懒觉，想唱就唱，不给人回信……这是嵇康认为进了官场就不能再干的事，后来的名士在官位上，哪一件少干了呢？但有了这套更高明的对《庄子》的理解，这些就都不但不是混闹，而且是境界是情怀了。

“三语掾”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对话基本一样，但主角换成了阮修和太尉王衍。版本会多起来，正说明了这种价值观有多么受到名士欢迎。

到了隋唐时期，这套“将无同”的理论很少再被提及，但“终南捷径”的典故倒是常被说起：

一个叫卢藏用的人，中了进士后，一时没选上官，就跑到终南山去，辟谷、练气，琢磨修仙的法门去了。于是名气越来越大，就“捞”着官做了。当然，卢藏用也不是一直在终南山，要看皇帝在哪里。他生活的年代，主要是武则天时代到唐玄宗初期，这段时间里皇帝一会儿在长安，一会儿在洛阳。而卢藏用则是皇帝在长安，他就是在终南山隐居修仙，皇帝到了洛阳，他就到嵩山隐居修仙。总之，如果皇帝有需要找他，他还是可以随叫随到的，因此还得了外号叫“随驾隐士”，紧跟皇帝车驾的隐士。

这哪里是想到终南山隐居，分明是想凭借隐居之举抬高自身声望，以此来谋求官职！于是被人当成梗来讥讽了一千多年。

雪后的终南山。来源/纪录片《千年菩提路》截图

唐代时期官员工作相对清闲。在朝廷里做官，每年有一百来天的年假，工作日上半天班，安史之乱后更是改成两天才上半天班（仍然算两个工作日不算假期），可以去游曲江池，逛平康里，所以不少官员仍有隐士的心态，如白居易的《中隐》说：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曲江池景区。摄影/摄影师涟青，来源/图虫创意

这大概是古代隐士最后的流风余韵，足以让后世的官员和隐士都羡慕嫉妒恨。因为再往后的朝代官场则是越来越“卷”，留给隐士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少。

明朝朱元璋立了“不为君用”的罪名，当隐士成了犯罪行为。而《清史稿》里，固然还有隐士的传，但“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云云，说的是隐士们不愿意为新王朝服务，已经是表彰忠义的意思了。

参考文献：

1、（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战国）庄子著；贾云编译；支旭仲主编. 庄子[M].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8.05。

3、张茜著. 韩非子[M]. 沈阳：辽海出版社, 2016.05。

4、王华宝注译. 战国策[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06。

5、吴广平，彭安湘，何桂芬导读注译. 诗经[M]. 长沙：湖南岳麓书社有限责任公司,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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