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会被上海取代吗？

一场风波，将香港卷入动荡，连带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被上海取代”的猜测甚嚣尘上。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讨论一下，这一猜测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凡是财货汇聚之地，总会跃跃欲试发展金融业，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古今中外莫不是如此。不但如今天的纽约、伦敦、新加坡、上海如此，数世纪前的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君士坦丁堡如此，甚至连内陆城市如巴黎、法兰克福也是先成为内河航运的节点，才有了今天的基础。

但是反之，当这些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航运物流中心的角色开始弱化的时候，它们作为金融中心的角色是否会受到拖累，从而衰落呢？

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简单来说，回答是否定的。

纽约和伦敦都早已从过去辉煌的世界航运中心地位跌落，甚至可以说已经连前几名的车尾灯都已看不见，但是这都不妨碍它们继续扮演世界金融中心城市的角色。

类似的情况套用在香港上也是一样的。

香港曾经在上世纪末常年位居世界港口规模排名前三，李嘉诚除了其庞大的地产投资外，其对香港诸多码头的牢牢把控很说明航运对香港的重要性。

只是近年来由于经济格局的变化，香港的航运才不断被内地的上海、深圳等港口超越，同时也遇到了其他后来居上的港口如新加坡和釜山的挑战。但即使如此，香港至今仍然能保持前十以内的地位，且暂时不会掉出，比起纽约那是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单位：万TEU，数据来源：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2020年全球前20大港口生产形势评述》，图：通用运费网

同时，也如同纽约和伦敦一样，航运业的相对衰落并不必然能动摇其金融业的基础。这背后的道理其实也不复杂，无非是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本身的高门槛、发展的惯性、司法和市场监管的优势等，使得“货”流虽不如昔，而“财”却依旧滚滚而来。

香港的天然地缘和特殊政治环境决定了它是一个相对孤立、规模有限的经济实体。因此，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舍弃一些大国或者一定规模的经济体必然顾忌的限制条件，从而专注于某些行业的发展。

具体来说，香港本土几乎没有多少空间来发展制造业，其土地以山地居多，论各方面的生产要素条件都比不过紧邻的深圳，因此它可以不必考虑保护本地的制造业，大胆采取零关税政策，从而使得各种商品的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吸引各种贸易投资，从而带来了庞大的资金需求。

其次，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

对于香港特区来说，它可以牺牲独立的货币政策，以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联系汇率），因为毕竟香港特区没有十几亿人口需要养活，即使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总体上也是利大于弊，还顺带解决了利率市场化的问题。

与很多依托国际市场发达繁荣的小型经济体一样，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市场，牢牢占据某个分工角色形成比较优势，才是它们小而精的生存之道。这类经济体如果是主权国家，甚至可以在事实上放弃国防自主，完全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其他国家，专心搞钱。这点是稍有规模的经济体或者独立主权国家所不敢设想的。

再者，为了吸引消费和“高端”产业人才的聚集，香港可以采取极低的所得税率和零资本税率，目的就是引进并且留住高收入人群。这些人只要在香港生活消费，那他们的财富就会在消费和交易环节上给政府贡献大量的税收，抵消在所得环节上的低税率损失。

这点从以下香港最近三年政府的税收来源和占比统计里可以一目了然：

可见其政府税收的三分之二来源于经营利得税（非资本利得）以及各种交易中征收的印花税，对工资收入的税额相当之低。这就使得大量中高收入人群乐于选择定居香港，从而在给金融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就业人口的同时，又降低了相关企业的人力成本。

与此相对比的是，其他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就不得不以个人所得税，或者流通税作为主要的征税来源：

来源：德勤报告

聊完税收制度和货币政策，我们再来看更高层级的制度问题。

撇开价值判断不说，以目前的世界现实来讲，相对于以民法典为基础的大陆法系，资本还是相对更青睐于以判例法为基础的普通法系。这点上香港由于长期被“殖民”的关系，自然也继承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普通法体系，客观上也更加适应国际资本环境。

普通法并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文字来裁决，而是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解释和裁量权，而英国的司法传统又特别注重限制国王的权力，同时异常重视保护财产持有者（贵族）的利益。因此可想而知，具备以上特点的普通法体系对于重视私有财产保护、灵活操作的现代金融业有多大吸引力了。

经过一个半世纪，香港目前订有相当严谨的商业法及财产法，涵盖知识产权保护、合约法、公司、财务及竞争法例的所有范畴；这套法律体系对于参与金融和财产交易的专业从业者来说相当熟悉。对此，可以说中央在推进国安法立法的时候很清楚这点，没有完全推倒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因为既不现实也没必要。维持既有成熟的普通法体系，有助于保持香港政治经济的稳定繁荣。

反过来说，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任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的惯性，没有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建立在空泛的政治理念上的。中国内地城市要发展出一个高度对接世界资本市场的金融中心不是不可能，但是客观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人才积累，也需要考虑制度和社会惯性对未来发展道路的影响。

整体上中国的政治传统始终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而非欧美普遍实行的松散的联邦或者邦联制度。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更多偏向于集中管理和统一架构，反对松散的治理结构和对规则的随意解读。这是出于国家统一和规模效应的客观需要、经过长期的政治博弈和历史演化形成的制度传统，不可能一朝一夕为了某地某行业而做出根本性的大调整。

改革开放后虽然在个别地区建立了诸多经济开发特区，以特事特办的方式既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又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整体的稳定治理，可以说是很有意义的实践创新，也体现了我国体制上的灵活性。然而如今发展和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地方性的改革难再会如过去那样局限于地理行政区隔，经济活动的空前丰富和规模必然会影响到全国范围。

因此利用好香港现有的制度优势，最大程度服务于全国统一的一盘大棋才是最合理也是效费比最高的方案。

最后，作为金融中心，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要看是否具备一个健全的金融银行体系。除去大家所熟悉的股市交易和商业银行，一个健全的金融银行体系需要完整的金融产品和对应的市场规则以及成熟的监管体系。

就产品丰富程度来说，全亚洲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个金融交易中心中，除了各种常见的期权、期货等场内交易衍生品之外，香港也有大量的掉期、奇异期权等场外交易。同时在目前内地对金融对冲产品交易限制较大的背景下，众多机构和投资者都非常依赖香港和新加坡提供的、针对中国A股头寸的期货或期权产品，利用它们进行风险对冲。尤其是对于个股的结构性产品方面，香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权证（warrant）和牛熊证市场，为机构和零售客户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使其抗风险能力得以加强。

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在制度、监管、专业人才储备、成熟度方面还需要一定的发展和积累，尚需要时间来准备全面对接国际资本市场。同时，我们目前的资本市场也需要有一个缓冲，来隔离国际资本市场的风险事件对内地市场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因此，香港这个目前在市场规则上更加对接国际资本市场，同时又具备与内地市场充分对接的特殊管道（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以上特点使得香港依旧在回归之后具备一个理想的对外接口所需要的各种条件。

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也需要香港发挥其特殊作用。一方面来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需要与世界资本市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深化对外开放。比如离岸人民币交易落地在香港不是没有原因的。

从总体上来看，虽然新加坡也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和普通法体系，东京也有规模庞大的资本市场，上海更是具有直接投资的优势，但是诸多要素结合在一起以后，香港依旧还是在总体上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可见的未来，香港在金融中心上的功能非但不会受到显著削弱，反而依托其现有优势仍然将在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

当然，香港也不会是过去那个孤傲的“英女王王冠上的珍珠”，而是共和国治理下沟通中外的桥梁和窗口，作为国家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发挥自己特殊的作用。

这里我们要特别反对某些民粹思维，这种思维受到一部分“港独”极端言行的刺激，认为香港问题只有通过“弱化”香港的经济地位才能根本上解决。

这里我们必须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一个繁荣的香港也是全体中国的财富，珍惜香港的繁荣就如同珍惜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任何一地的繁荣一样。

仅以少数宵小的幼稚言论就对香港的经济地位产生厌恶，正好中了反华势力的险恶用心。他们朝思暮想的就是一个在红旗下衰落的香港，试图以此证明只有西方的制度才能给香港带来繁荣。

而我们该做的，反而是继续用心去耕耘香港这片土地，证明我们不需要西方少数人的指手画脚也依然能够让香港的明天在红旗下日新月异，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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