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街流浪汉，这才是美国梦的真相？

（一）

美国“流浪博士”孙卫东持续引发关注。昔日“天才”“精英”沦落街头，令不少人相当唏嘘。

实际上，美国游民问题由来已久，近些年愈发严重。2022年底，洛杉矶甚至一度因游民数量全美第一且持续激增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的游民人数猛增12%，达65.3万人，再次刷新自2007年以来的历史峰值。

游民中，有色人种的比例更高。其中人数增长最多的为拉丁裔族群，较上年多了3.9万人；增幅最猛的为亚裔族群，较上年增长40%。非洲裔虽然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3%，却占无家可归人数的37%。超五分之一的无家可归者年龄在55岁及以上。

（二）

经济危机、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因素是游民数量激增的直接原因，但其根源是美国社会的诸多系统性问题——

经济不平等的“弱势者”。据统计，1989年以来，白人家庭的财富中值增加了两倍，而非洲裔、西班牙裔和拉丁裔家庭的财富几乎没有增加。种族间经济的高度不平等导致较低的阶层流动，劳动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资本收入的增长。

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非裔、拉丁裔等群体的购买力出现实质性停滞，增加了一般家庭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承受巨额的房租、医疗保险等费用，沦为资本市场中的无家可归者。

据统计，美国近1/6的人口所获得的遗产数额超过最低的50%人群平均的毕生劳动所得，而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群体则是这一财富代际传递过程中的直接受害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预测：到2030年，美国10%的人口会占有国民收入的约60%。

（三）

公共政策失灵的“提袋人”。游民群体多以提袋拾荒为生，因此也被称为提袋人。美国公共政策的失灵是造成提袋人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首先教育政策的失灵导致游民难以重返家园。教育状况的不平等使劳动者在技能获取上也不平等，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不平等，循环往复，进而阶级固化、种族边界硬化。贫困家庭的孩子往往因高昂的学费以及住宿成本无法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这使得他们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高昂的受教育成本使那些已经陷入困境的人们更难以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其次医疗保障的缺失致使游民的生命权难以为继。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系统性不平等，有近3000万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一些美国人失业后付不起医疗保险费，又没有多少储蓄，生病后陷入财务困境。截至2020年6月，全美医疗债务总额估计高达1400亿美元，低收入者是受此类债务冲击最大的群体。雪上加霜的是，社会救助管理严格，救助对象认定程序复杂，致使游民所获得的社会救助相当有限。

最后，露天的毒品交易市场、猖獗的盗窃行为和松散的露营管理制度，使游民遭受巨大身心压力。海洛因、冰毒等毒品随处可见，性侵、肢体暴力高发频发，结核病、肝炎、艾滋病等传染病广泛流布，部分游民由于长期吸毒或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而无法正常工作。

（四）

对外战争的“悲惨者”。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美国有超过35000名退伍军人无家可归，每10000名退伍军人中就有22名无家可归者。退伍后缺乏社会支持是造成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的主要因素。当然，这背后的根源是美国频繁发动的对外战争。美国政府宁可每年把数千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军费开支，也不愿投入资源真正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

总的来说，数量庞大的游民群体背后隐藏着住房、就业、贫困等民生问题，同时全面折射出美国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刑事司法政策、种族主义等系统性痼疾。

（五）

近年来，随着人数增长，游民群体成为政治选举博弈的筹码。政治左翼势力以为游民提供恰当的居住和重返社会选项为口号，争取其支持。右翼则将游民群体描述为劣等人、福利制度寄生虫和罪犯等，以获得政治保守者的支持。围绕满街游民的话题沦为政客们的选秀口号，但这些演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美国雪城大学米切尔教授指出，在美国，一个又一个城市通过的反无家可归者的法律以一种有害的方式起作用：通过重新定义公共空间中可接受的行为，通过实际上消灭人们必须居住的空间，这些法律只是想消灭无家可归者本身，而不是问题。

2022年12月，拜登政府曾公布一项无家可归者问题应对计划，目标是2025年让无家可归者数量减少25%。现在看来，这项计划已经落空，而根除游民问题在种族资本主义的操控下也难如登天。这个意义上，美国街头的游民群体数量恐怕会越来越多，由其引发的危机也会越发严重。

撰文：王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