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不需要特货

1935年9月18日，长征一年的中央红军抵达甘肃哈达铺，缴获大批物资，极大缓解了红军的经济困难。

毛泽东给同志们讲话的时候说：“大家都要吃好点。”

红军在哈达铺休整的时候，毛泽东让侦察连长梁兴初找些精神粮食，也就是供他阅读的报纸杂志。

梁兴初接到命令，便去搜罗了厚厚一堆的报纸，不管有没有用，都送给毛泽东，让他自己选择。

而就在7、8月份的《大公报》上，毛泽东看到一段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

陕北红军是刘志丹的红26军，另外徐海东的红25也过了终南山，威逼西安。

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分享报纸的信息，大家非常兴奋，原来陕北红军发展的如此猛烈，那就不用继续长征了，可以北上找同志嘛。

于是政治局召开会议，放弃了“接近苏联”的策略，改为和陕北红军会师。

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随后进驻瓦窑堡，和已经合并为红十五军团的陕北红军取得联系。

经过一个月的行军，在哈达铺得到补充的中央红军又穷了，毕竟没有大规模缴获，也没有正常经济来源，谁都扛不住。

于是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借条，让后勤部长杨至诚去找军团长徐海东，看能不能借一千大洋，然后买点物资给部队过冬。

红十五军团的全部家底，差不多是七千大洋，原本准备买物资过冬的，但是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徐海东找来供给部长，让他抽出五千大洋，送给中央红军。

毛泽东说借，徐海东说送，一来一去，区别可就大了。

毛泽东等人收到五千大洋，以及徐海东的回信，感动的哭了一顿……后来彭德怀见到徐海东也说，要感谢你这位财神爷啊。

有了徐海东的帮忙，中央红军才勉强过了一个冬天。

1936年春，毛泽东领导两支红军东征山西，经过三个月的征战，扩红八千人，筹款五十万元，虽然没有完成“经营山西”的目标，最终返回陕北。但有了这些人和钱，不论买药或者买粮，足够党中央和红军维持一段时间了。

不过也只是维持而已。

“瓦窑堡会议”上，为了降低革命的难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党中央废除“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这就减少了经济收入来源。

而陕北地狭民贫，基本收入不足以供养部队，如果不能打开新局面，经济问题，就能把红军困死在陕北。

幸好，西安事变和抗战爆发，提供了打开新局面的机会。

徐海东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9人联名致电蒋介石：

“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致电先生，当断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为全国民族唯一之路。”

他们的姿态特别低，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战议和，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谈。

然而蒋介石不愿意，好不容易把红军赶到陕北了，怎么可能在最后的时刻放弃，他觉得三个月内一定能消灭红军。

结果不到半个月，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在重兵包围之下，才无奈同意。

你要是体面，就让你体面。

要是不体面，我们就帮你体面。

停战抗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变红军。

党中央的意见是改编成4个军、12个师。蒋介石觉得编制太大，担心将来控制不住，死活不同意，只愿意给3个团的编制。

1937年3月，周恩来亲自去杭州，和蒋介石谈了新拟定的15条意见书，放弃原先的编制要求，只要能给4.5万人的编制就行，而且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经费，必须国府来支付。

蒋介石还是不同意，谈了几天都没什么结果。

等到“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坚持不下去了。

全国到处是战场，蒋介石需要一支军队在北方牵制日军，于是同意给红军3个师、12个团的编制，每月按时拨付军费。

至此，红军便改编成八路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也改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

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次重要转型。

只从经济和财政问题来说，困在陕北的边区政府，正式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以生存下去了。

国府给八路军的军费，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按照4.5万人来算，每月可以领到63万元法币，包括30万生活费、20万战务费、1万医疗费、7万补助津贴等等。

当时的法币信用不错，1元法币能兑换1块大洋，所以这笔钱对于边区政府而言，不是一笔小数目。

直到1940年国府停止供应之前，这笔钱基本没断过，总共收到1640万元，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边区政府和党中央的运转。

至于新四军，国府答应每月给18万元，其实只能给到8万，叶挺和项英觉得差距太大，连续几次要求增加军费，国府才扭扭捏捏的涨到每月13万元。

我们都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爆发不久，便迎来兵员的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八路军，1939年就达到25万人，1940年打“百团大战”的时候，已经有40万人了。

国府给的军费，远远不够开销。

而且国府给八路军的军费，边区政府要截留相当一部分，做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分给军队的钱没多少。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什么办法，只能由部队自己筹集了，比如在新建立的根据地筹粮、缴获日伪军的物资、爱国人士捐助等等，总之日子比较艰苦。

1937年8月，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要求党员做榜样，鼓励人民缴公粮，并且说“多缴一升公粮，就是在前线多杀一个敌人”，让根据地的人民觉得，缴公粮就是杀日本人，非常光荣。

于是在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成为风气。

山西娄烦县总共4万人口，便有8000人参军，每年缴公粮300万斤。而且完成缴公粮的任务之后，他们还节省口粮借给八路军。

2012年在娄烦发现的一张麻纸，上面写着：“借择石村周模旦谷子1担，民国三十年秋。”

民国三十年是1941年，时隔70多年发现借条，娄烦县人武部给周模旦的后代，送去3袋白面、2袋大米和2000元现金，算是给八路军还债。

除了军费和根据地筹粮以外，另一项财政收入是外援。

这里说的外援，不是共产国际的援助，而是海内外爱国人士，给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抗日捐款。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我党调整了不合时宜的政策，希望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得到海内外人士的认可，再加上平型关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延安成为抗日和革命的圣地。

每年大批爱国学生奔赴延安，就是革命圣地的吸引力。

在这股潮流之下，抗日捐款也向延安汇聚，而且一年比一年多。

据统计，1937年收到3.6万元，1938年收到197万元，1939年是600万元，1941年达到890万的规模。

5年时间收到的捐款，将近1700万元，比国府给八路军的军费都要多。

这笔钱成为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每年占到财政收入的50%—80%不等，毕竟国府军费要分配给八路军，外援则全部归党组织和边区政府支配。

在稳定的财政收入之下，是严格控制的供给标准。

按照1937年制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标准，分区、县、乡级干部，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3.9元。

八路军总部规定的机关部队标准，有些区别。

粮食标准分为每人每日1斤半（750g）和1斤4两（625g），菜金按照不同等级分成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和1角。

夜班工作人员有加班补助，每月是1.5元。

抗战前几年，虽然党、政府和军队的财政不充裕，但特别稳定，和现在体制内上班一样，几乎不可能大富大贵，起码能活下去。

但是到了1940年代初期，出问题了。

八路军战士

1940年8月爆发的“百团大战”，彭德怀指挥八路军打出了军威，给日伪军极大的杀伤，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件好事，对吧。

但是蒋介石感觉不对劲。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只有4.5万人，根本不足为虑，怎么仅仅过了3年时间，八路军就冒出100多个团来，这种扩军速度也太恐怖了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蒋介石决定，不给八路军发军费了……

几个月后，新四军又遇到“皖南事变”，被国军突袭牺牲惨烈。事变后新四军的军费也停止发放。

延安的一条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断了。

国府在停止发放军费之后，派兵武装保卫延安，并且挑动起大量国共摩擦，想把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困在陕北，就像用碉堡战术围困中央苏区，最终逼红军走上长征路一样。

被围困的延安，逐渐失去海内外捐款的渠道，于是另一条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也断了。

延安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而且那几年到处是天灾人祸，日本军队掘开运河、滹沱河等河流，导致沿岸的大量农田被淹，没收成的农民便成为灾民。

山西、河南、河北等华北地区，遭到百年难遇的干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冯小刚的电影《1942》，讲的是河南旱灾，非常凄惨。

在八路军的太行山根据地，就有35万灾民，再加上河南跑来的十几万，灾民人数达到50多万。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可能任由灾民自生自灭，必须得安顿下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太难了。

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里说：

“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那怎么解决呢？

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1941年初，王震和359旅奔赴南泥湾，风餐露宿开垦荒田，在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上，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战争。”

其实南泥湾是树立起来的一个样板，当时各部队和359旅一样，都是一手枪杆一手锄头，在打仗之余自己种粮。

而且在开荒的时候，其他手工业也在跟进。

毛泽东在院子里种菜、朱德背着箩筐拾粪、周恩来成了纺线标兵……那张经典的八路军战士集体纺纱，其实是当时的正常现象。

到了1943年，不仅南泥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陕甘宁边区经过大规模开荒种田，耕地面积达到1338万亩，年产粮食181万石，各单位基本能保证3个月的粮食自由。

毛泽东在《组织起来》里写到：

“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笔墨纸张，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不过“大生产运动”的成果，也只能维持最低保障而已，要保证党组织和边区政府的运转，甚至支援前线部队，大生产远远不够。

我们之前一直在说，陕北地狭民贫，能长出来的东西极其有限。

真正摆脱困境和发展经济，还需要另外一些利器。

大生产运动

第一支利器是食盐。

陕北“三边”自古以来就是产盐的地区，长城内外分布着近20个盐池，尤其是定边和盐池的盐，颗粒大颜色白，质量非常好。

在管理不善的旧时代，这些盐池每年能产30万驮，每驮150斤，差不多是4500万斤盐。

抗战爆发以后，沿海的产盐区都落入日本之手，甚至连山西运城的盐池都被日本占领，中国内地人民的吃盐选择不多，无非是四川井盐、宁夏、青海和三边的池盐矿盐。

但是四川的盐要供应西南国府，青海路途遥远，宁夏的产盐量不大，所以“三边”池盐突然成了紧俏货。

只要增加池盐的产量，并且出口到国统区，就能赚大钱，解决党和政府的财政危机。

据高克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如果每头驴子能驮150斤盐，除去生产和路上的成本，可以赚115元。

如果大家还记得江西钨砂的故事，基本就能理解“三边”池盐的作用了。

1940年成立的盐务局，承担起组织生产、管理盐池的重任，盐，也正式成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利器。

国府为了断绝陕北的财路，便和陕北打贸易战，花费巨大代价从青海运盐到内地，准备用青海盐占领内地市场，结果青海盐的运输成本高导致售价高，根本卖不出去。

于是陕西人民做了一个违背蒋委员长的决定。

商人和盐贩纷纷向边区政府买盐，甚至连武装保卫延安的国军军官，也和商人合伙买盐，然后运到其他地方大赚一笔，而边区政府用盐换回紧缺的药品、布和棉花。

毛泽东曾说，每年只要运30万驮出境，换来3000万元的物资，就实现了财政的收支平衡。

事实上，整个抗日时期，边区政府共产盐200万驮，除去自己用以外，出口了180万驮，盐税成为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从1940年的4.4万元，一路攀升到1945年的1.78亿元，占工商税的34%。

既然出口池盐这么赚钱，为什么才占工商税的34%？

这就要说到第二支利器了——工商业。

早在1937年，边区政府就废除各种苛捐杂税，以前那种提前征收几十年税收的破事，再也没有了，而且把田税也定在极低的标准。比如年收入不足300斤小米者免税，300—450斤者征1%，以此类推。

即便以最高标准来算，年收入1500斤小米以上，才征收5%的税收。

不论从哪个维度来说，这都是非常低的。

经过几年休养生息，很多陕北人民有了存款，便开始投资工商业。而边区政府本着公私兼顾的原则，也通过减免税收、保证安全环境等方式，鼓励发展工商业。

短短3年时间，陕北的商业资本总额，就翻了10倍。有些商家原本是几百块的小个体户，结果到了1940年初期，便拥有几千甚至几万的资本。

延安是陕北首府，一般人看来，肯定是没有私人工商业的吧。

结果恰恰相反，原本是150家商户的延安，1940年就发展到280家，其中7家商户的资本超过10万元。

是不是感觉，和电影里的延安不一样，但这就是事实。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几十年前的陕北就出现了。

根本原因就是“公私兼顾”而已。

进入国府封锁的困难时期，边区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对收税的行业提高税收，对一些免税品征税，于是边区政府有了工商税的收入。

但工商业不是一锤子买卖，必须不停的扶持，让工商业发展壮大，才能有持续不断的收入。

杀鸡取卵，不是共产党的风格。

扶持工商业的金融，就是第三支利器。

1937年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原来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改组成陕甘宁边区银行，曹菊如出任财政厅长兼银行行长。

因为是国共合作，边区银行不能发行独立货币。但国共合作这种事吧，不能太认真，还是要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于是曹菊如领导边区银行，成立了延安光华商店，并且以“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发行了小额货币，基本在法币流通之下，建立起边区货币的护城河。

到了国公合租破裂以后，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然后逐渐换回光华代价券，让边币成为边区的唯一通行货币。

这样一来，便保证了边区政府的金融稳定。

如果没有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准备工作，遇到突如其来的国共合作破裂，边区政府没有物资、没有准备金，整个金融市场就垮掉了。

到时候物价飞涨，人民的财富被法币洗劫，都不用国军进攻，陕北老汉就能把延安给拆了。

这种事在世界上无数次上演，幸好，边区政府的货币替换成功了。

有了稳定的货币，就可以投资工商业，而且投资额度一年比一年大，几乎是翻倍增长。

1940年的生产建设投资只有1047万，1942年就增长到1507万，主要集中在农业、纺织、运输、手工业等领域，年底便建立起纺织、印刷、造纸、煤炭、石油等工业部门74家，资本总额近6000万元。

那个地狭民贫的陕北，竟然开始尝试工业化了。

虽然体量非常小，但这份眼光和远见，谁都得服。

而且在这套工业体系里，有一座年产1279吨的延长油田。当这个数字报上去的时候，朱德激动万分，把自己用过的卡车划给油厂，让他们运输石油。

时间进入1944年，边区政府年度总投资超过20亿。

数量巨大的边币花出去，换来的是边区经济繁荣，也就是党组织总结的那句话，边区终于度过困难时期，完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边区开始反哺农业。

征收的公粮数量，从1943年的18.4万石，降低到1945年的12.4万石，只占粮食总产量的7.75%。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模式，简直是改开至今的预演。

而在党中央领导下繁荣的边区，即将参与到解放战争中去，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奔向全国各地，把战争和经济的成功经验告诉更多人，直到攻破南京一统山河。

总有人说，陕甘宁边区能走出经济困难时期，是因为有“特货”，这是什么东西，我不具体说了，你们可以自己查。

文章看到这里，到底有没有特货，恐怕大家也心里有数了。

边区的经济这么好，抗战结束的时候，1.78亿的盐税才占工商税的34%，那么整个工商税差不多是5.2亿元。

有这些阳光收入，倒卖那玩意干什么？

以后千万别说什么特货了，暴露智商。

反倒是蒋委员长，十年如一日的和杜月笙勾结起来，通过法租界倒卖特货，用赚来的钱维持国府运转。

要是没有这门生意，杜月笙不过是上海滩的青帮混混，怎么可能和国府高层谈笑风生。

事实上，越高级的政治博弈，越讲究光明正大，尤其是涉及改造国家的大事业，耍阴谋诡计基本没什么用，只有踏踏实实的做事，认认真真的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王道荡荡，得民心者得天下。

如果非要说陕北有什么特货，那也是几条看起来假大空、实际上是真理的老话：

不惧强敌封锁的勇气。

公私兼顾的灵活政策。

战争经济并列的眼界。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参考资料：

那时的文化界   陈明远

鲁忠才长征记   高克林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盐业   黄正林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   侯天岚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石油工业   庞培法  荀玉森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闫庆生

定边盐业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   魏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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