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徐霞客不会是穿越者吧？地学思想竟然超越20世纪？

（徐霞客的）游记读起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他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崇祯十三年（1640）农历六月盛夏酷暑，徐霞客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江阴马镇（今徐霞客镇）故乡。

还在云南鸡足山的时候，他就“一日，忽病足，不良于行”。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双腿瘫痪以后，徐霞客卧病在床，已经不能按一般礼节迎送客人，其最大的心事就是整理编辑出版他奋斗一生旅游探险、科学考察所写的日记、诗词、论著等文稿。

大龙湫瀑布，位于浙江省乐清市雁荡山。徐霞客在崇祯五年再游雁荡山时，终于找到雁湖，并核正了《大明一统志》中大龙湫瀑布源自雁湖的错误说法。

这时，徐霞客家里正延请季会明设私塾教育子弟，他们经常见面，也成为可以恳谈的朋友。季会明常到榻前，徐霞客便向他叙述旅途所见，每至深夜不倦。他拿出箱子里的手稿交给季会明看，并嘱托说：“余日必有记，但散乱无绪，子为我理而辑之。”他知道自己一病不能再起，便把整理游记这个未了的后事托付给季会明。季会明也没有辜负徐霞客的重托和期望，挑起了这整理编辑游记的重担。

最终，这部数十万字的神州大地游记巨著终于问世。当时的文坛巨擘、明末清初时期文学领域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徐霞客的故交知己钱谦益，为使好友的“游记”不致湮没，便竭力推荐刊印此书。他在《嘱徐仲昭君刻游记书》中写道：

“唯念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仁兄当急为编次，谋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间亦不可无此书也。”

他在另一《嘱毛子晋刻游记书》中亦曰：

“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惜其残缺，仅存数本。仲老携来，思欲传之不朽。幸为鉴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书，不没于后世，则汲占之功伟矣。”

钱谦益在名为《徐霞客传》的长文里，更是以“贤人勿谓天不可登，但虑无其志耳”一语形容徐霞客这位“奇士”，实在是评价极高了。

东林书院石牌坊，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明天启年间曾被魏忠贤下令连同书院一并毁坏，后重建。

细考与徐霞客有着深厚渊源的黄道周与钱谦益两人，前者与晚明时期的“东林党”关系密切，后者更是“阉党”王绍徽在《东林点将录》中“认证”的东林党重要人物——“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另外，崇祯六年（1633），徐霞客还为长子徐屺操办迎娶缪昌期孙女的婚事。同为江阴人的缪昌期在阉党编列的黑名单里排名第四（天机星智多星左谕）。甚至高攀龙（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曾作《题秋圃晨机图》诗相赠；孙慎行（地损星一枝花礼部尚书）也曾为庆祝徐霞客母亲八十大寿而手书沈奎《题秋圃晨机图寿徐母王孺人》诗。以此可见，徐霞客与东林党人交往甚密，实在是不言而喻。

徐霞客与东林党人这种引人注目的交往，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地理上的便利，徐霞客的家乡马镇是江阴最南面的一个镇，紧邻东林党人活动的大本营无锡（两地当时都属于常州府），当地口音也带“无锡腔”，因此往来十分方便。更重要的是，徐霞客虽然一生不曾为官，更没有卷入晚明“党争”，但他痛恨阉党祸国扰民的政治立场也与东林党人接近。徐霞客在《随笔二则》中就认为魏忠贤的专政是当时西南地区边患的主要根源。

所谓“人以类聚”。徐霞客既与东林党人志同道合，在彼此往来中，思想就不能不受后者的影响。明代后期正是大儒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的兴盛时期，王阳明继承宋代陆九渊的思想，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但“阳明心学”发展到嘉靖年间，却变得越来越流于形式，空谈心性，少行实践。对此，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就曾直斥“阳明心学”空谈心性的危害。针对“阳明心学”核心理论“致良知”一说，顾宪成提出，“此窍一凿，混沌遂亡，往往凭虚见而丢精魂，任自然而藐视兢业”。在他看来，“心”是最难把握之物，故而不能将人的自然思想和感觉是非作为评判思想的标准。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东林党人大力提倡、强调重视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号召人们以务实的精神勇于实践。东林党里的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就说，“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所以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 ”他将学问的来源归结于根本实践，而把是否通达时务、融会贯通上升到贻害还是造福天下的高度。这种讲求实践，提倡学为所用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早期经世致用色彩。

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南直隶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

顾宪成与高攀龙的这些看法，确实表现了“东林学派”的主旨，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当时许多有成就的学者、科学家就是在这种思想和风气的感召和熏陶下，创出惊人的成绩。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宋应星编著《天工开物》等一大批实用的科学著作，都是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同样也是在东林学派“金贵百炼，学贵实历”，重实践、重考察学风的感召和熏陶下，徐霞客成为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即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实用科学）”的躬行力践者和杰出代表者。

据记载，徐霞客从小虽聪明好学，却讨厌四书五经，而“特好奇书”；特别是史学传记、舆地方志和“古人逸事与丹台石室之藏”。徐霞客与其父徐有勉一样，淡泊名利，读书注重实效，讨厌科举，不求虚名，他更厌恶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据说他平生只进了一次考场，没有考中，从此以后再也没进入科场；后来更是身体力行，走出书斋，在三十年间，“倜傥负奇，天下奇胜无不游，奇人无不交，奇书无不鬻，大都小五岳而隘九州”，并在历尽千难万险，行程数万里，游历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撰写出千古不朽的名著——《徐霞客游记》。

当然，徐霞客不是思想家，所以没有留下牵涉到哲学思想的言论，但他通过实地考察求得对自然界的真知这个主导思想却是非常明确的。他在长期旅游探险、科学考察过程中，坚持“不行不见”“不行不知”的认识路线，以实际行动批判“阳明心学”“以知代行”的观点。

有人曾经对徐霞客的考察进行了粗略统计，在地貌方面，记载了61种地貌类型，各类地貌名称2016个；在水文方面，记载水体类型24个，各类水体名称848个；在生物方面，记载植物133种、动物42种；地质矿产方面，记载矿产18种，产地25处以上，温泉11个，热泉5个，气泉4个；气象气候方面，记载1636—1639年在西南地区旅游期间有624个晴天、274个雨天、21个阴天、1个下雪天，并记载浙、湘、桂、滇四省发生干旱的资料8条；地名方面，记载县以上地名415个、县以下居民点2670个；建筑方面，记载寺庙等建筑730多个、桥梁361座；少数民族方面，记载了十多个少数民族名称；农业方面，记载了45种农作物和农产品；手工业方面，记载矿场（井）65个、造纸工场7处，水碾、水磨6处；经济贸易方面，记载了19个交易市场；渔业方面，记载淡水养鱼6处……这些数字不很精确，且有许多事物是描述性的，无法统计，却足以看出徐霞客凭一己之力进行的实地考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徐霞客在旅游探险、科学考察活动中，遇到问题必问个为什么，遇到事情必寻根究底，探究其理。天台山的石梁飞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初一，徐霞客经宁海入天台，在考察华顶后于初三“过上方广，至石梁”。他对石梁飞瀑先后观察了六次。才能对石梁的位置作出正确的结论：“万年山为天台西境，正与天封（山）相对，石梁当其中。”

福建省南部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流。崇祯元年（1628），徐霞客游福建时仔细地观察了建溪和宁洋溪（今九龙江）。他身经险滩，对溪流形势做了精细的观察、比较和分析后提出诸多科学理论

关于《徐霞客游记》，它究竟是一部文学游记，抑或为舆地游记，由于视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亦不尽相同。不过，《四库全书总目》称：

“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考证；是亦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矣。存兹一体，于地理之学，未尝无补也。”

这就说明，在乾隆朝的四库馆臣眼中，《徐霞客游记》堪比“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无疑是一部地理著作。但传统的地理志或方志中的疆域、建置、沿革、山川、风俗、物产等内容都是为疆域沿革地理服务的。而张骞、玄奘、汪大渊、郑和等著名旅行家的旅行也并不纯以地理考察为目的。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的革命性贡献正在于，他跳出了传统疆域沿革地理（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和开拓地理空间视野（如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老路，开创出具有现代地理学意义的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深入解释地理现象，并上升到理论思维高度的全新方向。

譬如，崇祯九年（1636）后，徐霞客开始远游东南、中南、西南各省。在西南之行中，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岩溶地区进行考察。他不仅观察这些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而且研究了岩溶地貌的构造和特征，创立许多专有名词，并进行了分类。今天我们常用的许多名称还是当年徐霞客创造出来的。如裂隙、漏斗、竖井、盘洼（溶蚀洼地)、天窗、天生桥、石峰、孤峰、岩洞等。

经过自己的考察，徐霞客不仅正确地指出某些岩洞是由于流水机械侵蚀造成的，还认识到岩洞中的钟乳石和石笋的生成是由于石灰岩中的水滴下后，蒸发凝聚而成。他在游云南保山水帘洞时，就明确指出：“崖间有悬于虬枝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另外，徐霞客也提到，在岩溶地区，常有下陷的圆洼地，在洼地中又常有漏斗、竖井和落水洞。这些不同地貌，都是因为水流的侵蚀作用所成。他在湖南茶陵以西的东岭考察落水洞后说：

“山下俱石骨玲龙，上透一窍，辄水成井。”

就这方面而言，徐霞客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早的岩溶学家和洞穴学家。

从把握静止的个别事物到认识变化的联系的事物，是人类认识的一个飞跃，许多有价值的发现都由此而来，这方面徐霞客已达到了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最高水平。崇祯元年（1628），徐霞客游福建时就认真仔细地观察了建溪和宁洋溪（今九龙江）。他身经险滩，对溪流形势做了精细的观察、比较和分析后提出：“宁洋之溪，悬溜迅急，十倍建溪。盖浦城至闽安入海，八百余里；宁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余里。程愈迫，则流愈急。”用现代科学术语说，这就是河流的流速与流程成反比例关系。徐霞客进而提出，流速越快，对河床的下蚀力量越强的科学结论。同时，徐霞客通过仔细观察分析，首次提出河流基准面（河流垂直下切侵蚀的界限）的概念。欧洲地貌学家鲍威尔直到19世纪后期才提出这个概念，比徐霞客要晚两个多世纪。

实际上，徐霞客之所以如此重视实地考察，以致终生献身山水之间，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传统地理学的研究和舆地著作的内容感到失望：“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以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当然，这并不是说徐霞客不重视文字资料。他在考察途中，在野外看到有价值的碑文、崖刻和其他文字资料，便探囊取笔，及时抄录、摹写或拓下，因而在《徐霞客游记》中提到的碑文石刻就多达130多处。与此同时，他还在旅途中购置许多喜爱的图经方志，积累最多时有200卷以上。出门考察时行囊中总放有《大明一统志》及地方志等多种志书。《徐霞客游记》中引用的各种方志和地图，也有将近200处之多。只不过，徐霞客在长期的考察经历中发现，书本上的记载并不完全靠得住，故而通过实践考察来印证书本知识，并纠正史籍承袭附会的各种错误。

如徐霞客在湖南考察时，为找寻“三分石”勘察潇水之源，他曾露宿九嶷山头，在风雨交加中度过了饥寒交迫的长夜，这才找到了“五涧纵横，交会一处”的“三分石”分水岭，弄清了“三分石”是潇水、岿水、迤水分水点，这三支水均流入湘江，因而改正了当时人们认为“三分石”下面的水，“一出广东，一出广西，一下九嶷为潇水，出湖广”的错误。

 2015年1月，湖南省永州市，宁远九嶷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摄影爱好者正在拍摄云雾中的三分石。徐霞客在湖南考察时，曾露宿九嶷山头，找寻到 “三分石”并确认了其是潇水、岿水、迤水分水点。

另一方面，《徐霞客游记》流传至今的大约有60余万字。在这部巨著中有岩石地貌、河流水文、生物分布、气象气候、火山温泉等多方面的记载，却极少见到斩妖捉怪、降神闹鬼之类荒诞无稽的故事。纵观古代诸多游记，这相当罕见——毕竟至今被看作研究中世纪印度历史第一手资料的《大唐西域记》里也有诸如“人化为龙”这样的离奇说法。当然，这也不是说，徐霞客在旅途里的见闻一切如常，只不过是因为他对“谶纬术数”抱有明确的反对态度，甚至斥之为“欺人之谈”罢了。

比方说，崇祯十年(1637 )正月十七日，徐霞客来到湖南茶陵探查麻叶洞时，当地人都说洞内有神龙精怪，没有法术的人是不能进去的。他为了要钻入洞中仔细观察，便出重资雇了一人当向导，当那人准备脱衣进洞的时候，得知徐霞客只是一个文弱书生，根本不会法术，就退而不干了：“予以为大师，故欲随入，若读书人，余岂能以身殉耶！”在这种情况下，徐霞客毫不动摇，亲自拿着火把进入了洞中，碰到甚隘甚低之处，便背磨腰贴，蛇伏以进。直至火炬将尽，他才爬回洞口。这时候在洞口的围观者增至数十人，他们对徐霞客看到了洞内的真实情况和不信妖魔鬼怪的行动，不得不表示钦佩。

而在广西浔州（今桂平市）游郁林白石山时，徐霞客从志书上知道，山北有漱玉泉，每到晚上听到附近寺庙里的钟鼓声时，泉水就翻腾作响。钟鼓声停止，泉水也就平静下来，也就是所谓的“暮闻钟鼓则沸溢而起”。这一记载显然带有宗教迷信色彩。徐霞客感到很奇怪，为此专门做了调查，而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说：

“余谓泉之沸寂，自有常度，乃僧之俟泉而鸣钟鼓，非泉之闻声而为沸寂也。”

白石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麻垌镇白石村。

同样是在广西，徐霞客还探查过罗丛岩龙洞。这个洞里有“深潭一泓”，晚上“深处杳杳，光浮水面”。这个现象有点匪夷所思，当地的道士们趁机宣传其为神怪发光。但徐霞客却正确地认为是“穴影旁透”，也就是水洞中的光由水中深处映照过来。而浮在木筏上的人只往上面看，因此没有领悟到光线是从水中反射出来的。徐霞客还针对道人的“怪光使然”的错误观点机智反驳道：“若系灵怪，岂有自古不一息者哉？”神仙鬼怪就不要休息了么？这自然让道士们无言以对了。

罗丛岩，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西南，山体内溶洞遍布，岩道通透。面对当地人对洞里深潭于夜晚有光透出现象的神怪解读，徐霞客不以为意，正确地认为是“穴影旁透”。

以此可见，徐霞客在考察自然现象时，能够不信鬼神，破除迷信，表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就像《徐霞客游记》所言，“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苔痕，自成梦月而已”。徐霞客在观物、赏景、论事、析理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南天、北地、诸人、万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都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感知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去实地考察、深入地揭秘，从而如实地发现并认识它们，掌握它们的内在规律。

秉承这样科学精神的徐霞客毫无疑问成了中国地理学和科学史上的一位巨人。在他之前，中国古代地学研究是经验性和实证性的，总体上还没有超出收集、归纳地学资料的阶段，因此，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是以观察方法或经验方法为主。地学观察方法发展到徐霞客已达到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而徐霞客的科学思想更是揭示出前人所未能认识的某些地理现象的规律性，而将中国古代地学思维向前推进一大步，为中国近代地理科学的诞生带来第一缕曙光。无怪乎英国学者李约瑟感慨，徐霞客已超越时代而达到了20世纪的水平。这样的评价，实至名归。

参考文献

朱钧侃等：《徐霞客评传》

郑祖安等：《徐霞客与山水文化》

朱钧侃等：《徐学概论——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

王文君：《浅析徐霞客的地理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