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鬼”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居然导致亡国

大英帝国依靠获得印度殖民地而一飞冲天，因此十分渴望将中国变成下一个“印度”。然而，一方面中国距离太远，军力投送有困难；另一方面，其他列强严防死守英国一家独大，在中国展开激烈博弈，任何一个列强也不可能独占中国，只能“利益均沾”。英国想像控制印度那样控制中国是绝对没戏的。

英国的金融家们基于本国的历史，看到了通过金融掌控清朝经济命脉的机会。当年英国王室就是因为战争负债，向圣殿骑士团举债，一步步落入金融陷阱。

通过金融布局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一套手段我们熟啊！对于清朝完全可以如法炮制啊！清朝当权者则对外国人的算计毫无觉察，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提到英国对中国的金融掠夺，不得不提英国汇丰银行。

上海汇丰银行旧址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中心，但金融汇兑仍需通过设在伦敦和印度孟买的几家英国银行和操控国际汇兑的大洋行来进行，这种现状已经不能满足对华贸易的实际需要。

时任香港总督的罗便臣（第五任总督，也是史上最年轻的香港总督），正打算把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作为他任期内的一项重要职责。香港虽然已经有多家总行设在英国和印度的银行进驻，但如果能有一家总行设在本地的银行，则不仅可以适应急速增长的贸易需求，而且可以为港督殖民政府的公用事业出力。

1864年初，一位叫做托马斯·苏石兰（Sir Thomas Sutherland）的英国人正乘坐大英轮船公司的“马尼拉”号轮船，从香港驶往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福州、汕头。苏石兰的身份是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乘船航行速度之慢，让旅途生活百无聊赖。恰好船上陈列着好多本《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上面一些关于银行业的介绍，深深吸引了苏石兰。

几个月以后，在与“渥太华”号邮轮的伊斯特利船长交谈中，苏石兰得到一个重要信息，一些在孟买的商人成立一家“中国皇家银行”，在印度招股2/3后，打算在中国招募余下的股份。时间就是金钱，在当晚苏石兰就写出了汇丰银行成立的计划书。

第二天，他拿着这份计划书找到了香港著名律师波拉德，在波拉德的公关下，除怡和洋行外的香港著名商行（宝顺、琼记、大英、沙逊，德国禅臣等英、美、法、德共十四家洋行）都在计划书上签字，成为银行临时委员会的成员。

在汇丰银行的发起书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过去几年中，香港以及中国和日本通商口岸的内外贸易增加得这样迅速，使人们感到新增银行业务，已刻不容缓。中国境内其他外商兴办的本地企业兴隆旺盛的情形，清晰的表明这些公司已经获得了最优厚的利润，它们拥有本地利益集团的业主和股东，它们的支持，构成了获利的一个主要因素”。

1890年之前的在华国外银行中，总行都在本国，银行资本一般都以本国货币为单位，只有汇丰银行是唯一的一个总行设在中国、资本也以在中国通行的银元为单位的外国银行。

汇丰的成立，实际上是将所有列名参加发起的洋行的金融业务合并成一家专业的金融机构，结束了由这些商业机构兼营金融业务的时代。这些洋行既是汇丰的发起人，又是它的客户，彼此亲密无间，默契合作。

洋人抱成一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算计清朝，而清朝内部仍然是勾心斗角，四分五裂。

晚清政局分为洋务派和保守派，彼此相互斗争，而洋务派在曾国藩死后，又分化为若干派别，左宗棠和胡雪岩作为湘系集团，李鸿章和盛宣怀作为淮系集团，张之洞则自成一派。不同派系之间各自为政、互不隶属，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甚至发生攻讦的现象，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掣肘。

洋务派成天嚷嚷什么“以夷制夷”，但都是一帮眼高手低，光说不练的主，英国人在印度玩“以印制印”已经数百年了，早已是炉火纯青。英国人利用清朝内部的不团结，特别是洋务派内部的派系争斗，玩“以华制华”，得心应手，无往不利。

汇丰的第一笔政治借款，是1874年提供的福建台防借款，这也是清政府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借款。左宗棠西征阿古柏叛乱中，汇丰银行又先后三次向其提供借款。

这个阿古柏原本就是英俄争霸中亚的棋子，既收英国人的钱，又收俄国人的钱，两国都怂恿其向新疆扩张，以蚕食中国的领土。只不过后来俄国对阿古柏控制更深，英国不爽了，于是向左宗棠提供贷款，借中国人的手教训俄国人。

由于这些借款，汇丰银行拉近了与湘系集团的关系。湘系集团的人以为汇丰集团借款是帮自己排忧解难，不疑有它，却没想到一步步掉进了精心设计的陷阱。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以签订《中俄伊犁条约》闻名天下，因为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将已经占领的伊犁归还清政府。

此举得到了英、法、美等国异口同声的夸赞。外国人控制的各大权威报纸的盛赞：”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位于湖南娄底的曾国藩故居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般西方人异口同声夸奖中国的某个人，并不是这个人有多么优秀出色，抬举这个人的目的，多半是因为符合他们的利益。

实际上，根据该条约及其子约，中国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但仍割让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不过是沙俄狮子大开口之后，坐地还价稍微降了点价而已。

一方面清廷其他的外交官水平太低，曾纪泽讨还一点便宜就显得鹤立鸡群，另一方面，需要拔高曾纪泽的地位是因为另有目的。

什么目的呢？汇丰银行在1881年发行钞票，请曾纪泽在钞票上书写题词，将他的功绩拔高，就可以增加清朝百姓对钞票的信任，从而顺利掌握发钞权。

曾纪泽

汇丰银行钞票

大清子民一听，汇丰的钞票是我清朝的大功臣曾纪泽背书的啊，那肯定没问题，用这个钞票就是爱国行为，于是放心使用汇丰的钞票。

清朝民间的资本汇聚到汇丰名下，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清朝发动金融攻击的能力。

正如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人大量购买英格兰银行发行的国债，而这些资金大多成为英军的经费，英国金融资本实际上是借助了法国人自己的力量打倒法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进化，英国金融业进步了很多，但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汇丰银行借助中国人的民间资本形成的金融力量，通过金融手段打击中国。

1882年，与左宗棠结盟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与欧洲贸易商对赌生丝贸易，大量囤积生丝。却被精心设计的虚假消息诱入陷阱。

胡雪岩

英国金融资本为了让胡雪岩上套，借助他们控制的上海《申报》（《申报》的幕后老板就是汇丰的老板）疯狂制造舆论，炒作生丝市场的火爆行情。当时清朝的洋务派工商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申报》连续发表评论，给予股票正面评价，炒高股市行情。

当时的媒体信息十分匮乏，《申报》基本就是了解股市行情的唯一渠道，大清子民哪见过这种阵势，以为这是天赐的发财机会，纷纷将压箱底的资金都投入股市，甚至不惜向银行借贷炒股，市场上流动性充裕，一片乐观气氛。

1720年，英国金融资本就是依靠炒作南海公司的股票，制造所谓的“南海泡沫”，一举洗劫了英国传统贵族阶层的财富，令大量老牌英国贵族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令金融资本家不费吹灰之力，掌握了英国的政治大权。

连大科学家牛顿都被深套，巨亏了一大笔钱。这么多年玩下来，金融资本家操纵股市抢劫财富的招数，早已玩得炉火纯青。

南海泡沫破灭前，伦敦街头炒股的火热情景

胡雪岩再精明，也不是在金融危机的大风大浪中弄潮多年的外国金融家的对手，很轻易地堕入圈套。在耗尽自身的资金后，向汇丰银行借了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次年，他又向汇丰借了400万两银子，合计有1000万两。这两笔贷款，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

胡雪岩的悲剧是，他不光被老辣的外国金融家算计，洋务派内部还有人出卖他。出卖他的人就是李鸿章身边的红顶商人盛宣怀。

盛宣怀

盛宣怀费劲心思，打探到胡雪岩资金内幕。为了斗倒政治对手，他在胡资金最紧张的时刻，通知汇丰银行动手，正中胡雪岩的要害。

《申报》一改前阵子的乐观看多论调，开始疯狂唱衰中国股市，股市应声而跌。头一次炒股的中国股民哪见过这种阵势，市场恐慌蔓延，流动性骤然收紧。胡雪岩的钱庄迎来挤兑风潮，外资银行也向他收贷，只能折价抛售生丝囤货，庞大的胡氏商业帝国连锁倒塌，巨亏一千多万两白银。

这还不算，由此引发了连锁的金融危机，从上海开始，波及京师、汉口、天津、宁波、杭州等地，仅上海一地，78家钱庄银号关闭了68家，而停业的商业行号也有三四百家之多。金融崩盘的后果立刻危及各地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等，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史称“1883金融风潮”。

此次金融风暴一下子抽干了清政府的流动资金，胡雪岩郁郁而终，清政府迅速堕入英国编织的金融罗网之中。

胡雪岩故居

保监会党委书记项X波被查的时候，李总理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个别监管人员和公司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等非法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惩处、以儆效尤”。你看看，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嘛，一百年前已经有先例了！

盛宣怀倒是从此之后平步青云，实现了控制轮船招商局的夙愿，并应张之洞之邀，复返湖北筹办汉阳铁厂。之后，盛宣怀又受命担任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成为洋务运动的真正掌舵人。

位于上海的盛宣怀故居

然而，此后清政府越办洋务运动，外国金融家对清政府的控制越深，因为所有的大笔支出，都是通过向外资银行借款完成的。由于大量的借款，加深了清政府对汇丰等外资银行的依赖。

在庚子之变后，盛宣怀更是主张“东南互保”，使得清政府的统治基础进一步瓦解，并为后来的军阀乱世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说，盛宣怀其实就是清政府倒台的最大“内鬼”！

如果换一个角度，二百多年来，江南士绅被清廷反复蹂躏，文字狱无数血泪，江南汉族对满族统治者积怨甚深。盛宣怀就是备受清政府欺凌的江南士绅集团向清政府复仇的代表，那么他做的倒是很成功。什么反清复明天地会，什么兴中会、同盟会，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件事上，贡献都不如盛宣怀的贡献大。

1877年，怡和洋行的大班凯瑟克加入了汇丰董事局，标志着主导清朝对外贸易的怡和洋行与掌握清朝金融命脉的汇丰银行，这两家最有实力的英资财团终于强强联手。

双方更为紧密的合作是在1898年共同组建了“中英银公司”，怡和的代表是凯瑟克，汇丰的代表是伦敦分行经理嘉莫伦。这个公司后来改组为“中华铁路有限公司”，专门针对中国进行筑路借款，怡和洋行负责承包修建铁路、供应机车及铁路附属设施，财务上由汇丰银行负责。相继对沪宁、广九、沪杭甬、粤汉、京赣、以及津浦南段等铁路借款。

位于上海外滩的怡和洋行旧址

通过这些借款，英国控制了这些铁路沿线的大部分地区，操纵了这些地区的原材料和矿产资源。

进入20世纪后，汇丰银行的实业放款已经广泛延伸到了面粉、机械、皮革、化学、五金等众多工业部门，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当时英美实行的是金本位，中国自从1581年实行一条鞭法一直到1935年实行这354年间，都实行银本位。其实金银本身本无优劣高下，只不过相当于使用不同的货币而已。

但是，由于英国人掌握了贸易和金融的主导权，中英之间贸易的定价权完全操控于英国人之手，使得黄金成为强势货币，用白银定价的中国商品遭遇系统性低估，再加上英国对中国大量输入鸦片，中国持续两千年的贸易顺差逆转，变成了大额逆差，加剧了中国的经济衰败。其他列强也纷纷转向金本位，加入到掠夺中国财富的游戏中来。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汇丰银行还掌管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账户，其存款包括办公费用、罚款和没收款项、船舶吨位税、以及各种手续费和其他特殊款项。

汇丰银行成为外国金融势力控制中国的一个缩影。汇丰和当时在华拥有特殊地位的英国官方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很快成为“大中华”地区金融资本之霸主，并成为大英帝国插在清朝身上吸血的管道，对于英国从中国进行金融掠夺，中国逐渐陷入积贫积弱的深渊，立下了永载史册的“汗马功劳”。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融资机构是汇丰；第一次运用近代化后勤体制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左宗棠远征新疆，其“大总管”胡雪岩虽出身中国旧银号，但筹措资金的最大头却来自汇丰；“同治中兴”、筹办洋务、建设北洋舰队、筹措甲午战争军费，同样少不了汇丰的影子；辛丑条约清廷向八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托收银行的第一家就是汇丰；辛丑后清廷力图重振，向英、德、法、俄四国大举借债，承办行是汇丰；清朝覆灭，民国“善后大借款”，承办行同样是汇丰。甚至连辛亥革命前后，清朝王公权贵的资产纷纷向国外出逃，也大都是通过汇丰实现的。

外资银行的北京分行，基本都集中在东交民巷

随着不断借款，清政府的各项税收与财政权力纷纷落入外国人之手，已经彻底沦为僵尸政府。外国金融机构借助清政府这张皮，源源不断地从中国人民身上敲骨吸髓，中国沦落到比印度更加不堪的地位。

反观日本，通过组建日本人自己控制的财阀，逐渐摆脱了受外人欺凌的地位，从而主宰自己的命运。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从清朝赔款中进一步获得了大量资本，进一步走上了工业崛起之路。

英国为了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向日本大量输血，支持其实力进一步增强。后来美国为了挑战英国的霸主地位，又把日本当作打手，增强其实力，终于把日本打造成亚洲霸主。

随着实力的增长，日本的野心不断膨胀，最终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辛亥革命之后，外国对中国的金融控制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深化。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五国银行团”的善后大借款，每年也是由各地汇入汇丰银行等五家银行。

汇丰银行从1916年起，取得了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收存保管中国内债的权利，中国政府要想使用抵债后的盐税、关税必须要经过它的同意。

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共向日本借款1.45亿日元。

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这就是所谓的“西原借款”。

在西原借款中, 段祺瑞政府将东北的吉会铁路、所谓满蒙四路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及森林等以及全国的有线电信的财产和收入, 全部抵押给日本, 使日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权益并控制了中国的电信事业。

日本又在参战借款的名义下, 派大批顾问钻进段祺瑞政府, 派出军官为段祺瑞训练军队, 取得了段祺瑞编练的所谓“参战军”的指挥权。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向中国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西原借款使得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不断加深，埋下了日本侵略东北的伏笔。

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

不过话说回来，英国金融资本虽然把清政府欺负得够呛，但另一方面，清政府被驯服得比狗还听话顺从，他们实际上并不希望清政府就此倒台，而是始终给其留条活路，希望借助清政府作为代理人，继续奴役中国到永远。

但是对于纽约华尔街的那帮金融大鳄来说，英国人通过金融奴役中国乃至全世界，他们就很不爽了。

美国经过十九世纪后期的发展，工业实力已经赶超上来，成为第一大工业国。华尔街金融资本跃跃欲试，谋求推翻英国的金融霸权。

英国人的三板斧，不就是想方设法让他国处于内乱或战争的状态，财富大量损耗后需要借款，然后一步步掉入金融陷阱吗？

英国人玩得这些花招我们也会，而且我们玩得还更好啊！凭什么让英国人占这么大便宜？

美国人的胃口比英国人更大，他们把算计的对象对准了整个欧洲。

1909年，华尔街金融资本精心设计了一场针对伦敦金融资本的狙击战，战场就放在中国上海。

这场金融战役只是一系列宏大布局中的一部分，最终目的是将欧洲拖入一场“可控的”战争，以便战争中的欧洲各国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借款，从而使得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的债权国，进而控制金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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