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预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鲁迅先生在《无声的中国》中有一个著名的小桥段：
“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
其实不止中国，同样的道理放在西方世界同样适用。
最近有西方学者就提到了“战争预期管理”的问题，具体来说，是批评欧美政客及主流媒体在管理民众对乌克兰战争预期方面的失败。
俄乌冲突开始前，欧美舆论整体上是看轻乌克兰的。
2022年2月14日，即战争爆发前十天，美国决定将驻乌克兰大使馆从基辅迁至靠近波兰边境的利沃夫，然后将使馆所有人员撤离。
当时拜登政府已经讨论过将泽连斯基转移至利沃夫的可能性，按照华盛顿的预案，或许是计划着以乌西地区为基地与俄罗斯打一场漫长的游击战，类似八十年代阿富汗模式。
德国政府则更有意思，根据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讲法，柏林甚至希望战争早些结束，乌克兰政府届时能够尽快垮台。
开战之初，德国送给乌克兰的援助都是一些军用头盔、防弹衣之类的玩意儿，敷衍的意味十分明显。
开战之前泽连斯基用俄语向外发表公开演讲，神态紧张，目光中透露着一丝乞求。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泽连斯基会屈服、逃跑、投降或遭斩首，欧美政府对于这样一位从未经历过危机考验的年轻领导人毫无信心。
2022年12月视察巴赫穆特前线的泽连斯基。战争期间他蓄起胡须，形象苍老的同时也多了几分坚韧。
虽然被普遍看轻，但泽连斯基总统和扎卢日内总司令的表现却让欧美眼前一亮。
前者坚定地留在了基辅，拒绝逃跑，通过每日打卡直播的方式鼓舞士气。
后者则以3个旅顶住俄军11个旅的进攻，采用小股部队分散袭击的方式重创了基辅城外俄军的“一字长蛇阵”。
假如这个时候西方能够迅速提供大量重型武器装备，乌军其实有很大希望取得突破性战果。
可欧美政客和民众的思路一时间并没有从“普京不可战胜”的圈圈里兜出来，只有波兰和英国援助比较积极，其他国家提供的主要还是防御性武器装备。
2022年5月俄军的防御工事，这也是乌克兰首次向西方要求提供坦克援助的时间点。
2023年5月西方坦克就位时俄军的防御工事示意图，此时西方要求乌军发动“大反攻”。
西方对乌军援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是在2022年的9月至11月，这期间，乌军接连打了哈尔科夫反击战和收复赫尔松两场胜仗，让欧美刮目相看。
泽连斯基瞬间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丘吉尔”，在2022年12月访问美国时受到了空前的礼遇。
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称：
“1941年12月26日，丘吉尔来到美国国会演讲时，我的父亲正是美国国会的一名议员。今天我能出席另一位英勇的领导人在国会的演讲，心情特别激动。”
一时间，西方舆论将泽连斯基拔高到了难以想象的地位，某种意义上是在政治绑架他，欲使吾居炉火之上耶。
丘吉尔在美国国会演讲时的场景，1941年12月26日
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演讲，2022年12月21日
在俄乌战争的第二阶段，西方政客疯狂打卡基辅，争相与泽连斯基合影，西方媒体则对俄乌战事做“一边倒”的报道。
他们一方面疯狂唱衰俄罗斯，另一方面鼓吹乌军“强大到不可思议”（来自《福布斯》杂志）。
于是这种“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彻底击败俄罗斯”的预期逐渐反映到了欧美民众的主观意愿中——尽管他们希望战争尽快停止，但却更希望以一种“胜利的姿态”来结束乌克兰危机，哪怕再忍受一段时间战争的负面影响。
2023年上半年，西方主流媒体广泛宣传了所谓的“夏季大反攻”，按照很多亲乌消息源的预测，乌军将在2023年收复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部被占领土。
面对来自欧美的巨大压力，泽连斯基在2023年6月3日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准备好反攻了，我们坚信会成功，但不确定需要多长时间。如果没有更多的西方军援帮助反击俄罗斯的空袭，反攻将是危险的，每个人都知道，没有空中优势的反攻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当时许多欧美职业军官已经意识到乌军反攻将是一场硬仗，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甚至含蓄表达了反攻应当慎重的意见。
可无奈于整个西方社会超高的预期已经被调动起来，没有任何一位主流政客敢叫停。
就这样，乌克兰军队背负着巨大期望开始了进攻，表示“将解放其所有领土”，“不做任何让步或妥协”，并“战斗到最后”。
事实证明这些期望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按照《》来判断，简直是一无所获。
乌克兰在扎波罗热一带修筑工事。
乌克兰的“龙牙防线”，因为战争，大片良田只能荒废。一年前搞工事防御的是俄军，现在攻守形势完全逆转了过来。
乌军的表现其实一直很优秀，在没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用装甲部队强突对方坚固工事原本就极其困难，更不要说俄罗斯在2022年底遭受挫折后迅速进行了军事动员，前线兵力早已不同往日。
可由于之前对乌克兰反攻过高的期望，西方民众在发现战争陷入僵局后普遍感到失望。
根据2024年初对欧洲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只有10%的人预测乌克兰会在战场上取得胜利，20%的人预计俄罗斯会取得胜利，37%的人预计会达成妥协协议。
这种消极情绪很快转化为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怀疑。
共和党议员Mike Lee称乌克兰是“美国新的永远的战争”，众议院议长Mike Johnson指责拜登政府“没有适当的监督，也没有明确的获胜战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则直接称“结束冲突的唯一途径是乌克兰放弃领土”。
不难体会，2022下半年至2023上半年间西方政客和媒体疯狂的对乌吹捧，实际上对于乌克兰长期作战起到了反效果。
尽管乌军的表现并没有太大波动，但却因为这种大起大落的预期调整使得今天乌克兰的战斗不再获得那么多欢呼声，反而遭受了一些没有扭转局势的额外指责。
乌克兰人在基辅街头清理废墟。
回到本篇的主题——管理战争预期，此处不妨再举两个失败的例子。
1、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冲突伊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做出了宏伟的承诺：彻底粉碎和摧毁哈马斯。
哈马斯是一个分散、全副武装且拥有强大民意基础的组织，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想根除哈马斯绝非易事。
可内塔尼亚胡已经拉高了以色列民众的预期，这使得以军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被视为战争的明确赢家。
而对于哈马斯来说，无论此次冲突中它遭受了怎样的重创，只要最终能够存活下来，就会被视为是一种“胜利”。
2、约翰逊时期的越战
美国在越战期间曾有过一次极其失败的“预期管理”。
1967年，时任总统约翰逊曾公布大量统计数据证明越共遭受重创，美国正在越南取得了胜利，但随后的1968年1月，越共就发起了规模宏大的“春季攻势”。
从单纯军事角度看，“春季攻势”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失败，越共面对美军的优势火力伤亡惨重，丢失大片控制领土。
然而谁都没想到，战场上的失败竟然变成了战略上的胜利。
当时美国政府和民众普遍认为越共已无还手之力，怎料对方还能掀起如此大规模的进攻。
于是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遭到广泛质疑，反战浪潮此起彼伏，自此走上了漫长的撤退之路。
五角大楼前的越战示威者向美军宪兵递花。
如何设定战争预期，并将这种预期有效灌输给民众，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以抗战为例，假如战争初期一味宣传“速胜论”，那当局面陷入僵持时人心意志就很容易垮掉。
如果不能充分向民众宣传其中的不确定性，也难免会助长急不可耐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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