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其个人公众号“饶议科学”发表了题为《我国招聘国际科学人才的经验与教训：原因与后果》（文章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的剖析文章，对中国近17年来引进国际科学人才的历程进行独到阐释。
饶毅教授指出，尽管我国在引进科学人才方面不断提升待遇条件，吸引了大量人才回国，但在提升整体人才质量上仍面临着艰巨挑战。
17年前，饶毅教授与施一公等著名学者的回国，带动了一波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回国的热潮，尤其在北大、清华等顶尖高校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果。然而，随时间推移，“国际顶尖教授回国的趋势已从昔日的主流变为现今的个别案例，整体引进数量极为有限。”以资金雄厚、拥有上百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为例，过去十多年来，全职引进并真正扎根工作的国际正教授屈指可数，“怕不到十人，也许不到五人”。
“这也许是因为许多高校及科研机构存在对国际正教授的潜在排斥心理，担忧他们的学术水平超过本单位领导，从而导致管理上的‘不便’。”这种现象也将我国引进高层次国际人才与单位之间存在的矛盾凸显出来。相较之下，“西湖大学在引进国际正教授方面表现突出，如今它所拥有的国际正教授数量已超过北大、清华。当然也有努力的学校，比如浙江大学，但大部分高校似乎已逐渐放弃了。”
“一批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的高校和机构国内领导，对于饶毅、施一公等为代表的海外引进的正教授的‘阻击战’”，他认为这场对海外正教授的“阻击战”非常“有效”。这批曾在国际一流大学担任正教授的学者，在引领国内单位改革后，近乎全员被扫地出门。国际博士学位背景成为了晋升领导层的劣势。这种情况在北大、清华、以及有着美国建校背景的协和医学院也一样，领导层几乎全由国内博士担任。
文章一经发出，就获得网友的热议，纷纷感叹饶毅“真敢说”。
杜克大学教授陈怡然对文中提到的“引进海外正教授大多是过了事业巅峰期的资深教授，四五十岁年富力强的不多。”做了进一步解读。他认为：在某个环境或平台上如果事业发展遇到瓶颈或者走下坡路，换个环境发挥余热，对双方都有好处。但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人才成长的发展路径来说，很多个人成长计划都是以五到十年计。就好像竹笋发芽一样，表面上看不出来，其实土下面已经扎根很深，待时机成熟，就会如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你去挖他回国，就等于把他连根拔起，但又不可能按照发了芽的春笋一样给价，那双方谈得拢的机会就很小。已经长成的竹子，则没这么复杂，直接按照长出来的长度付钱即可。双方谈成的可能性就高。而这一规律对于事业上升期和成熟期的其他领域的人才在改换平台时的情况都适用。
“近亲繁殖和学阀后代不除，再好的制度也无法推行，只能学习施一公先生，另起炉灶。”
“政策导向是有组织的科研，国际博士的国内关系网较弱，找到愿意支持的组织机会少（机会首先留给徒子徒孙）。希望已经回国的国际博士像种子在岩石里发芽一样坚定科研信念，克服困难，出路总是有的”
“中国几十万留学生在国外 毕业后回国的不多 不论是喝洋墨水和喝土墨水是等同重要 必须看到羊博士 和洋硕士有国外经验 土博士和土硕士是根植国内 有深耕本土实际经验 土洋结合 才是中国科学技术前进动力缺一不可”
“国内的水平整体提高了也事实吧。像地方上引进一国外教授，各种资源都有所倾斜，本土的当然有意见，现在都是非升就走。这国外来的，一来就要当教授，而且薪资也高，除非都是饶这样的顶尖人才。而且，美国那边应该不分什么本地还是外国的吧，薪资待遇要求都一样吧。除非，外来的能接授和本土的一个样的要求，先干一个周期，对赌合同，干出成绩了，再提待遇。”
“没有谈到核心，西湖大学给在欧美有正教授头衔的工资待遇，据我所知，不仅匹配甚至高于在欧美的工资，还提供几乎unlimited funding, 普通Ph.D工资也是清北学生的好几倍。请问中国有几个大学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人同行看了都眼红”
“国内博士比例高的原因不外乎国内博士在国外升级困难度高于国际博士、而国内博士在国外的师承关系和单位网络优于国际博士。”
这不是饶毅第一次公开讲述“人才”问题，去年8月份的时候，他就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为什么中科院蒲慕明该被批评丨近亲繁殖可能全国第一》一文，直指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存在 “任人唯亲、近亲繁殖” 问题。这样尖锐且大胆的发声从2010年起就不曾间断。
饶毅出生在一个教育氛围浓厚的医生家庭，本科毕业于江西医学院。21岁的饶毅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圆了自己的名校梦。在学习期间，他发现自己对分子神经生物学感兴趣，从此走上“DNA和神经系统”的研究道路。1985年饶毅前往美国学习深造，毕业之后，凭借着自己的科研成果，他受邀前往华盛顿大学任职，之后，年仅42岁的饶毅又被美国西北大学高薪聘为神经科学终身讲席教授。正当众人觉得他会在美国继续科研事业时，2007年他选择回国，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时间美国科学界震动。有人评价说，其影响不亚于当年回国的钱学森。足以见得，饶毅在学界的影响力。
他回国后，为确保有才华的科学家能专注于研究，他在生命科学学院确立了终身聘用制。他坚持学术人员的表现必须经过国际学者的同行评审，在北大制订了一套高水平的聘用与解聘标准，帮助将中国科学推向世界舞台。
在接下来的10年里，饶教授建立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北京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和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2018年，饶毅作为共同发起人设立了“科学探索奖”。2019年起，饶教授出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2020年，他参与发起了“科学和医学公共传播基石奖”。2023年，又创立了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
可能是因为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让饶毅不再被“头衔”枷锁束缚，不需要思考人际关系中的纷争，所以他变得更加纯粹，也更能清楚的看见当代中国科学与教育弊端。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间，饶毅在积极推动学术和教育机构改革、创立新机构的过程中，始终未曾停止对学术界现存问题与弊端的深度挖掘和犀利批判。
饶毅追求的是公平，是科学。科学是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水分。因此他在《我国招聘国际科学人才的经验与教训：原因与后果》文内用中国科学院做论据，提到“中国科学院，院领导一般有7到9人，今天全部是国内博士。而同一机构，七十多年前，一直有国际博士。其一百多个研究所的领导也绝大多数是国内博士。”从中不难窥见如今国内人才选拔的偏向。当然饶毅给出的只是个例，据一读EDU（ID：yidu_edu）统计得知，在330位双一流及部属院校的一把手（校长和党委书记）中，仅有22人有海外博士学位。在985高校中，具有留学经历的更是稀少，仅为6人（数据统计截止至2024年3月26日）。这样悬殊的数据比例，着实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并非是迷信“海龟”更好，而是需要更多具有国际眼光、国际背景的人才与国内优秀的学者相互交融，共同推动我国科研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创新。还可以发挥人才优势，在国际合作项目、全球知识共享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桥梁作用提升我国在全球科研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在全球化进程的澎湃激荡和技术革命浪潮的强劲推动下，各国均将高层次、高品质人才的培养视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吸引并留住人才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善单位组织机构的运行机制，建立起公正透明的科学评价体系，提供广阔的研究平台，允许人才以他们擅长和舒适的方式工作，进而催生更多的创新成果。这一点对于国内人才同样适用。不论人才来自何处，构建一种良性循环的常态制度与优良的研究氛围，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吸引和培养人才不可或缺的基础。毕竟只要梧桐树足够大足够好，凤凰自然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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