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31日，马来亚战役已接近尾声，战况对大英帝国陆军极为不利。在马来亚半岛最南端的柔佛州，横跨柔佛海峡的大桥已被退却的英军炸毁。

民众们听到终夜大炮声隆隆不息，传言乃是英军自开大炮，攻毁柔佛埠诸巨屋。英军在三巴旺军港内尚存十个贮油池，为避免落入敌手，则放火焚烧，一时间浓烟满空。

就在这一天，市中心的怡和轩俱乐部外却突然聚集了上千名华裔民众。

这帮人虽然衣衫褴褛，面容惨淡，每个人却都有一双清亮无暇的眼睛，瞳孔中亦焕发出炽热的神采。

这是一群爱国抗日青年，其中不少人是马来亚共产党成员，就在不久前还是英殖民政府的阶下囚。现在大兵压境，英国人决定将爱国华裔们组织起来，发给他们一千枝枪，令往守前线充当炮灰。尤为可恶的是，居然还敢恬不知耻的让这一千位战士每人交款四角，作起身费。

这些未来的抗日英雄们此刻来到怡和轩，目的是为了求见居住在此地的一位老者，请求他资助四百元。

这位老人就是陈嘉庚，今日之年轻人可能仅闻其名，未知其绩。

陈嘉庚是华侨中第一等的人物，在南洋开办实业，又在各地大兴教育，为中华民族育才。先后创办新加坡华侨中学、中国的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至今依然被称为校主。

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东南亚华侨为国捐款，支援抗战，立下极大之功勋。被主席亲自赞誉之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其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功业之辉煌，可说是历代华侨之首。

可是此刻，望着眼前这上千双清澈的眼睛，老人却沉默了。

日本人可恨，英殖民者尤为可恶。

他说：“余方知给枪之事，由是余乃决意离新加坡，盖欲表明不赞成华侨武装，助英政府之事。”

“此等乌合之众，绝对无丝毫效力，而英兵至少尚有五七万人，何须派此绝未训练之华人往前线。不但此一千人将就死地，敌人入境必因此多杀许多华侨。英政府此举，最为狡猾残忍，实可痛心。”

“缘两三天来，见政府之举动，已知其无意死守新加坡，总督虽勉强解释，而不明言，然吾等已明白，确知其不久即将放弃矣。”

不幸被陈嘉庚一一料中。

毫无斗志的英军在守军人数占优的情况下决定向日本人投降，创造了“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降。”

这支由华社组织的星华义勇军，在新加坡西北部的裕廊-克兰芝防线上，正好迎头遇到刚刚击溃了澳洲军团的日军精锐。

据史料记载，这批华人民间武装给日军制造了新加坡战役中最大的伤亡，成为了当地的传奇故事，也一度成为英勇善战的代名词。

他们英勇善战，直至最后一刻，最终全军覆没。

在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后，因为南洋华人长期支援抗战，也为了清除华人抗日力量，发动了惨无人道的肃清大屠杀。

由于种种原因，这是一场几乎被世界遗忘的大屠杀。

一、不该被遗忘的大屠杀

注：由于对屠杀历史的记录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本人不敢随意添加情节。故本章节内容完全以相关正规史料为主，在可读性上可能差强人意。

（一）始作俑者

根据英国人C.M.Turnbull所著《现代新加坡史（A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记载：

“山下奉文以疲惫之军占领新加坡后，非常希望避免游击队袭击自己手下那只已经筋疲力尽的队伍，因此下令立即彻底清除抵抗力量。”

“辻政信受命负责这次行动，这昭南警备司令河村三郎（Saburo Kawamura）少将和昭南宪兵队队长大石正幸（Masayuki Oishi）大佐受命共同实施“对怀有敌意的华人的严厉惩罚”。”

魔鬼参谋辻政信

“辻政信接到的命令是，要“严格遵守军事法的规定和精神”形式，但法条中的指令并不清晰，其结果是出现了一场大屠杀式的肃清行动。”

请大家记住这些恶魔的名字：在日军高级军官中，时任第二十五军军团长的山下奉文中将，负责战略策划的参谋辻政信大佐、河村三郎少将和大石正幸，以上四人要为实施肃清大屠杀负主要领导责任。

（二）检证和屠杀的历史记录

日本人从中国东北开始，一路杀到南洋，对于有组织性地搞屠杀经验丰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日本人称之为“检证”，检查证实可疑分子。

“为了一网打尽所有可疑分子，所有年龄在18-50岁的华人男性都要自备一星期干粮，到检证营地报道。宪兵队挨家挨户搜查，用刺刀顶着适龄的华人男性出来，有时候额带走女人、小孩和老人，把他们通通赶到5个主要营地。在那里他们被宪兵队挨个盘查。宪兵在带着头罩的奸细的帮助下，把那些据说为反日分子的人抓出来。

这些检证营地里并没有什么统一遵循的制度、章法和组织形式。大多数宪兵都是狂妄无知的预备队队员。他们其实并不清楚自己要做些什么，而且也只会讲日语。有些集中营地相对而言还比较有效率，送走了被抓来的女人、小孩和老人，挑出了那些曾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华人，然后就放走了其他人。

但在其他营地，成千上万的华人被羁留在这里长达一星期，就挤在露天的空地上，没有食物、水和遮风挡雨的地方，还经常被踢打，受鞭挞。

宪兵们很多都极度仇华，因此随心所欲折磨被拘押者。在有些地方，他们抓住所有华人学校的老师和记者，还有新近从中国来的人。有时候他们把所有的海南人都抓起来，因为共产主义在这个社群中相当盛行，有时候又抓捕所有身上有纹身的人，因为这些人很可能是某个帮会的成员。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他们又把穿着讲究，或者带着眼镜，或者有英文名字的人跳出来，有时候甚至把原来曾在欧洲裔家庭中做工的仆役也统统抓起来。

通过盘查检证的人会得到一张用中文写着“已验”的良民证，或者在手臂或衣服上被盖上一个圆形的油墨章，他们必须费心在此后几个月里保护好这个章。”

而那些不幸被跳出来的人则会被盖上三角形的章，从营地被带离。有些人进了监狱，但大多数人被用绳子捆在一起，或者用船运出海，在绝后岛（今圣淘沙）附近被扔进海里，或者被从樟宜海滩往海里赶，被机枪扫射致死。在东部郊区实乞纳（Siglap），紧随肃清行动来的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有好几百人被处决。

（三）李光耀的陈述

李光耀是肃清大屠杀幸存者中名气最高的人，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回忆自己差点丧命的经历。

他在个人回忆录的“逃出检证关”一章中写到：

“日本兵离开我家之后不久，便传来消息说，日本人要所有华人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集中，接受检证。我看到李绍茂和他的家人离开，认为自己也跟着去方为上策。如果我随后被日本宪兵发现留在屋子里，一定会受到惩罚。”

“于是，我和忠佑（他家的园丁）一起到惹兰勿刹运动场去，碰巧忠佑和其他人力车夫同住的“估俚间（苦力宿舍）”就在铁丝网围篱之内。几万户人家挤在这一片小天地，所有出口都有宪兵站岗。宪兵身边有几个平民，他们可能是本地人，也可能是台湾人。”

“我在忠佑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执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求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佑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

“我回到忠佑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过了检查站。

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胶印盖上一个检字，意思是检查过，可以出去了。我和忠佑一起回家，不仅松了一口气，我是有理由感到宽慰的。”

“我永远不明白，关系到一个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么反复无常和漫不经心的情况下敲定。我侥幸逃过日军的检证行动。这个行动是策划马来亚战役的日军参谋迁政信中佐(中校)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将军的同意，对新加坡华人筹款支援中国抗日并抵制日货加以惩罚。

在检证行动中，受害者的受难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往往简单零星。后来，我才知道在我通过的检查站，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过后被送到维多利亚学校的操场，扣留到2月22日。他们双手被反绑，由四五十辆各种各样的罗厘载到丹那美拉勿刹海滩。”

“这里靠近樟宜监狱，离东海岸大约10 英里。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为了确定他们已经死亡，日本兵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残暴的手段。他们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听其腐烂。几个奇迹般逃出的人，向人们描述了他们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

关于这一段差点丧命的经历，李光耀还有自己口述历史版本，看视频。

（四）林金山的陈述

“我被扣留在欧思礼坡（宪兵队的大牢之一）两次。第一次在1944 年1 月，时间是两个星期；第二次在1944 年2 月…他们用绳子鞭打我，用脚踢我，粗暴地对待我。

“我昏了过去，直到有人往我脸上泼水才苏醒过来。我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长6米宽4米的牢房里，牢房里大约有30个男女。

“牢房一角有个抽水马桶。那是个蹲式马桶，水是来自高过人头的水箱。我们不断抽水，以便从厕盆出水的地方接装‘清洁’的水。我们喝的和盟洗用的都是这样的水。患病的话会被送到什么鬼地方，谁也不晓得。同房的一个妇女来月事，叫人受不了。

“我们吃的是用旧煤油桶装的跟烂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鸭子。我吃不下，一吃就吐。

“我们一律得蹲下来，没得到看守许可不能换姿势。他们是本地小伙子应征当看守，日本人训练他们待人要残酷。

“一天来了个断了脚的印度老人。他坐不住，只能在地上爬，拖着受伤的脚。一个年轻的看守军补（日本人在本地招的看守）折磨他，把一根木棒扔在地上，他必须痛苦地爬上前捡起木棒，还给军补。这样的折磨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印度人痛得几乎晕过去。

“被扣留的人当中有个高头大马的潮州小伙子，十七八岁，为人乐观。他原是个军补，逃跑后给逮着。一天晚上，宪兵队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双手反绑，绳子绕在横梁上，让他的脚稍微离开地面。不时可以看到他拼命地伸长脚尖踞地，设法减轻双臂的负担。

“他们吊了他一整晚，不让他吃喝。他用粗话高声叫骂，用潮州话骂日本人。

“第二天早上，一个宪兵用藤条鞭打他的背，喊声和骂声逐渐变小变弱，成了哀号和呻吟。持续了几个小时后，连哀号和呻吟也越来越弱，最后静了下来。他死了，还吊在我们面前一段时间。这是给军补看守和我们的警告。

“有一回宪兵用水龙头向一个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之后，行刑者就跳起来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呕吐昏迷过去。

“每天早上我们一听见橐橐的靴声由远而近时，就浑身哆嗦。那就是说有人会受到拷问。一些人一去不回。

“我是在地位最高的台湾联络官说情下获释的。

“我在监狱内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礼节，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章。他们骨子里是禽兽。同盟国的胜利拯救了亚洲。”

二、被屠杀人数统计

前几年有个公知编排的恶毒段子，大意是说中国天天扯南京大屠杀，批判日本首相祭拜靖国神社。但大屠杀受害人数只给了一个30万的虚数，而做事情认真不苟的日本人却将阵亡将士记录的清清楚楚放在靖国神社纪念。

简直是放你娘的狗屁。

原因是日本人在屠杀时的一丝不苟和专业，在世界各地统计日军屠杀人数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盖因为日军在屠杀时轻车熟路，不留证据。秘密屠杀的比例极高，很多人是到最后时刻才明白自己的命运，就此阖家遇难的场景比比皆是，绝大部分受害者连尸体都找不到。

精确无误的统计，从而何来？

对于遍布南洋各地的屠杀也是如此，日军在马来半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曾经大肆屠杀当地华裔，但绝大多数至今也无法完全统计。

而肃清大屠杀的遇害人数统计，由于当地华裔众多，政府重视，历经多次修正，在东南亚各国中已算是最精确的，也只能精确到十万这种级别。

（一）第一次非官方统计

1945年日本天皇正式通告投降后，正在爪哇岛玛琅镇上隐居躲避日本宪兵搜索的陈嘉庚，立即以南侨总会会长身份发布通告，请华侨清算损失。

南侨总会战后通告第一号

“南洋各属不幸沦陷敌寇三年余，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尤以马来亚新加坡为甚。他如缅甸菲律宾华侨较少，然地当战区，损失必更酷烈。至于爪哇侨胞，遭难虽次，但既受土人抢杀，复被敌寇劫掠物资，几至竭泽而渔，工厂没收或拆毁，略有声望侨胞，多遭拘禁集中营，酷虐待遇，苦不忍闻。其他侨众，虽获些少自由，然拘捕任意，朝不保夕，一入囹圄，释放无期，酷刑虐待，非死则伤。

至于侨胞惨被敌寇酷刑虐杀，迫取金钻，掠劫货物，应当严惩报复，及请追回，或求赔偿。各处侨领宜速组调查委员会，呈请中外政府，务期达到目的，此为战后侨胞首要之任务也。此布。”

根据新加坡南侨总会的第一次不完全统计：

新加坡市区内被害人数二千四百九十三名。又市外被害人数一千七百九十五名，然尚有一部分未报，因多在偏僻地方，大约至多不上一千名，共计约二千数百名。市区内外二条合计约五千名。又受非人道酷刑者三百九十三名。

财产损失个人方面，叻币一千一百七十八万一千四百元，又日军用票一亿四千六百九十四万八千元。又商店方面，叻币共五千五百八十三万六千八百元，又日军用票一亿二千三百八十七万四千元。合计叻币六千七百六十一万八千二百元，日军用票二亿七千零八十二万二千元。

但关于人命损失，决不止此数。据政府咨询局报告，失踪及死亡者三千余人。合计之亦不过七八千人，与前所传数万人相差甚巨。虽前者系属风闻，然调查未周，或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被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故遗漏自所不免。至财产损失，亦有以为赔偿无望，而军票已成废纸，不肯费手续填报者亦属不少也。

又据咨询局报告，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至廿二日“大检证”之役，全坡失踪者二千七百廿二名，该局负责人称必不止此数，而望市民复往投报，盖定有不欲报，及乏人可往报，以及不知往报者，当然不少也。

至当时被检去之人，据确实可靠消息，概被敌寇残杀，有林崇鹤君之子失踪，要求台人黄堆金（为敌走狗最有势力者）代为寻觅，据言“无希望，昨天亚历山大地方，枪毙六七百人，巴实班让亦枪毙三四百人云。”亚洲保险公司经理李亮琪君，被敌拿去，其汽车为敌军官取用，其车夫爪哇人仍为服务，言亲见被检去之人，每日上午运四货车，下午亦四货车，每车约五六十人，在丹戎百葛海边枪毙落海，如有浮水而未死泅近岸边者，再用铁枪刺杀，计三天约杀死千余人。伊所驶汽车，即敌寇监刑者所用。然惨杀之次日，伊恐惧过甚，几不能司机，敌人乃命将汽车停歇于廿二号货仓，其他如运往加东及淡申律枪毙者，亦有人见之。至柔佛，仅柔南一部分华侨仅数万人，而调查所得，被杀者即有三千二百九十九人。

（二）70年代调查结果

《现代新加坡史（A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成书于1977年，此时距离遥远的日据时期已近30多年。

盟军战争的档案陆续解密，新加坡东海岸等地组屋工地也时不时传出挖出万人坑的消息，加上自1965独立以来政府的资料收集，让作者C.M.Turnbull对于肃清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又有了新的认知。

但是C.M.Turnbull作为一个英国人，看问题和著史依然采用西方二战以白人为主的叙事。对于日据时期的罪恶，眼光依然较为狭隘，主要在樟宜监狱对于战俘的虐待，以及泰国缅甸边境死亡铁路等，对于受害者以华人为主的肃清大屠杀和遇害人数，简直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在日军占领后的头两个星期里，死于大屠杀的华人到底有多少，其确切数字已经无法知道。日本方面后来承认杀害了5000人，但实际数字可能接近2.5万，许多华人估计的数字更高。大屠杀的情况一直是机密，这场灾难的规模之大，直到二战结束才曝光。”

（三）李光耀回忆录记载

李光耀回忆录上册（1923-1965）成书于1998年。这本书回忆录由李光耀从1995年开始着手亲自撰写英文原稿。

在资料收集方面，集中了《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的各大编辑及精干工作人员，先后取材于两份报纸的资料档案库，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国立大学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甚至还翻看了英国伦敦国家档案局。几乎集中了整个新加坡在文史研究和资料收集领域的最强力量，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关于日据时代，一共分了三个大章进行详细描述，其中对于遇难者人数估算如下：

“日本人承认他们在1942 年2 月18 日到22 日的检证行动中，杀死6000名年轻华人。战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实乞纳、榜鹅和樟宜发现和挖掘了许多大墓坑，结果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

“1942 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 岁到50 岁者，必须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令人胆颤心惊的宪兵还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把不听命的华人赶到上述地点，连妇孺和老翁也不放过。”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数领袖、多数日本学术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选择闭口不谈这些邪恶行径。他们跟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希望随着几代人过去，世人会把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净，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会埋在尘封的记录里。但是，当他们拒绝向中国和韩国这些邻国承认这些行径，拒绝向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两个蒙受苦难最深重的东南亚国家承认这些行径时，人们不能不担心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一直到1992 年非自民党政府上台时，才有一位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对日本过去的行径表示毫无保留的道歉。”

三、恶魔的结局

（一）二战后的战犯惩治机制

1943年，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就在莫斯科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宣言，宣布它们打算在”与投降和解除武装有关的事情”上”共同行动”。同年，盟国还设立了联合国战争罪委员会（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负责收集有关轴心国战争罪行的证据。收集日本战犯的任务由中国牵头，1944年在重庆成立了UNWCC小组的执行委员会。

1945年7月26日，盟军通过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宣言中明确指出，投降后”严厉的正义”将”伸向所有战犯”（“stern justice” would be “meted out to all war criminals”）。1945年9月2日，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全部投降条件，包括对战犯的惩治要求。

战争罪审判是盟国为伸张被屠杀人民的正义，惩治战争罪犯的主要平台。

最著名的，也最为大多数人熟知的，莫过于1945年11月19日至1946年10月1日进行的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和1945年5月3日至1945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Tokyo Trial）上联合审判一批高级军事和政治轴心国领导人。在东京审判中，盟军起诉了28名来自政府和军事部门的高级”A级”嫌疑人，罪名是与发动战争和战争罪行有关。

纽伦堡审判的会场

此外，有数以百计的不同级别的低级”B级”和”C级”嫌疑人在亚洲各地的审判中被起诉。

很难得出在亚洲举行的盟军审判的确切数量，根据一些民间组织的统计，对亚洲不同国家当局所犯战争罪审判数量的最新估计如下：中国（609审判）、美国（456审判）、荷兰（448审判）、英国（330审判）、澳大利亚（294审判）、菲律宾（72审判）和法国（39审判）。全亚洲共起诉了2244起战争罪。5700名被告被起诉，984名被告被处决，3419人被判处监禁和1018人被无罪释放。

对于日军在东南亚的罪行审判，是由英国军队发起，在新加坡古德伍德公园酒店（Goodwood Park Hotel）进行的，包括制造了肃清大屠杀的恶魔们，也终于赢来了他们的下场。

总体来看，英国人主导的审判结果差强人意，依旧让人意难平。

（二）恶魔们的下场

1. 山下奉文

东南亚战役结束后，与东条英机有竞争关系，并受到嫉恨的山下奉文被冷藏。他欲回东京向裕仁天皇述职而不可得，被直接调到中国东北指挥已经只剩架子的日本关东军。

中途岛后日军败象已现，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反攻。日本军部又想起了山下奉文，打发他去守菲律宾。

1945 年他在菲律宾向麦克阿瑟的部队投降。他在马尼拉受审，上了绞刑台，在蒙廷卢帕市新比利比特监狱的芒果树上被吊死。

山下奉文受审

山下奉文死了，但罪名并未被完全清算，他是因冷酷血洗马尼拉的罪名成立而被处刑，而不是因为他批准杀害了5 到10 万名无辜的南洋青年。

日本人对这位马来之虎大为赞赏，认为他是无辜蒙难的将军。

这个下令屠杀的罪魁祸首在菲律宾马尼拉监狱中受尽屈辱，美国大兵花样百出的戏弄他，堂堂的马来虎每次上厕所都会尿湿自己的裤子。

还好他死得很惨，这一点让我高兴。

2. 河村三郎和大石正幸

这两位中层干部，是唯二“以正确的罪名”以及在“正确的地点”被明正典刑的。

1946年1月，英国人的军事法庭正式开审日军战争罪犯。但是审理结果对华裔而言并不满意，英国人将审判重点放在了对英国战俘的虐待和迫害，而对华人进行大规模杀戮的肃清大屠杀被放在了最后，等到1947年3月才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审。

审批现场

由英军少校F. W.Ward和华裔律师林泉和作为主控官和法律顾问，对包括河村三郎和大石正幸等共计7名主犯进行审判。

F. W. Ward和林泉和

当地华裔组建了大屠杀请愿委员会，华人富商们也纷纷解囊资助证据收集，但最终审判结果让人失望，仅有河村三郎和大石正幸两人被判处死刑，另有5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与之对比，前期英国人审理的关于日军宪兵在樟宜监狱折磨英军囚犯案件，有14人被判有罪，其中8人被判处死刑。

英国人更在意对于一小部分英国战俘的罪行，却对导致上千上万华人死亡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毫不在意。

3. 辻政信

辻政信逃过了历史的审判。

他的名声可能比山下奉文还高，马来战役后他也非常活跃，参与了菲律宾、缅甸、泰国、瓜岛战役，制造了一系列例如巴丹死亡行军等著名罪行，杀过平民，杀过战俘，暗杀过他国政治人物，甚至策划暗杀过日本政客，无时不刻不在制造死亡和恐怖，得了一个魔鬼参谋的称号。

1945年日本投降之时，他的服役地点在缅甸。知道自己恶贯满盈的辻政信偷偷潜逃，先到泰国，后居然辗转回到中国，在南京中统里成为一名情报人员。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这种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不仅毫不追究，将其委以重任到东北战场制作战时地图，最后还将他礼送出境，任其潜逃回到日本。

辻政信四处躲藏，逃过了菲律宾的巴丹死亡行军审判，逃过了新加坡的肃清大屠杀审判。盟军在1950年宣布不再追索战犯时，他又在日本出现，并将这段经历得意洋洋的写了一本《潜行三千里》，一下子成为日本1950年最畅销的书籍。

日本社会的无耻程度也很让人吃惊，辻政信这样恶名昭彰的人渣居然还能当选国会议员，而且连任两次。

200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文档证实，在此期间辻政信也曾经作为一名间谍为美国工作。

事实证明，辻政信这条毒蛇，作为一名旧日本军人，他对祖国日本也没能保持最终的忠诚。

事实证明，CIA和辻政信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罪犯是同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CIA居然放过了在丹巴死亡行军中造成大量美国士兵死亡的罪魁祸首，转而与之合作。

因为败类总是相互吸引。

到1961年，这人骨子里那些野心勃勃的神经又开始发炎。他跑到正在发生内战的老挝，从此音信全无，1968年被日本列为失踪人口。

对于辻政信的结局有多种说法，一说他被老挝人民解放军抓获并枪决，也有说被北越抓住参加了越南战争并最终死亡。

但无论哪种说法，这个人渣都没有得到善终。

后记

日本人的残暴，纵观整个人类历史都极为罕见。发生在新加坡的肃清大屠杀只是冰山一角，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每一个日本人侵略过的地方，都存在大量屠杀华人的恶行。

和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被铭记不同，因为种种内外部原因，日本在东南亚的暴行却被选择性遗忘了。

除新加坡之外，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并非华裔，在当年的日据时代受伤害不深，甚至是日军合作的对象。

这些国家对于追寻历史真相，对于寻求赔款，对于声张正义，并不是那么热心，更何况还有外务省的经费。

有一些不该遗忘的罪恶，就这样慢慢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

无奈又哀其不争之余，我有时候会想起文章开头那一千位慷慨赴死的南洋青年。

他们的事迹最早见于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华侨领袖不同意他们飞蛾扑火式的决死攻击，英国人收他们每人四角钱的开拔费，这些都没能阻拦他们直奔克兰只滩头与日寇死战的决心。

各国官方相关的历史记录寥寥无几，新加坡现代史记载他们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自身也全军覆没，但战斗最后一刻。李光耀在回忆录中称赞他们作战勇猛，成为了当时华裔英勇善战的代名词。

但也仅此而已，没有任何地方能查到这些英雄们的姓名。

他们如此之英勇，但历史对他们没有回报，历史对死难在日军枪下的无辜冤魂也没有回报。

本文希望给他们一点点小小的回报，为了那些在最黑暗的时代，却也清亮无暇的目光。

全文完

一玶海岸

2021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