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德国媒体GIZ网公布调查报告《蒙古性别暴力》,其中四项数据引起全球哗然:第一,过半蒙古女性遭受过来自家庭的暴力;第二,过去一年内有17.3%的蒙古女性被非伴侣实施过身体暴力;第三,10.7%的蒙古女性在15岁之前遭受过性虐待;第四,超过25%的蒙古女性认为被丈夫殴打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过去十多年里,蒙古通常以“环境污染、经济落后”等等关键词出现在世人眼中,但实际上,蒙古的社会发展极其失衡,尤其是女性普遍没有社会地位,无论是教育还是就业都远远不如男性,最典型的就是同等岗位,女性月薪只有男性的一半。
那么,蒙古为什么会发展出这么夸张的“男尊女卑”型社会结构呢?
直至参观了蒙古最大墓园(就在乌兰巴托城郊),我才明白“男尊女卑”早已贯彻蒙古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
蒙古女婴出生时不能庆祝,只在门口挂红布条,而男婴出生不仅挂箭矢,还要杀牛宰羊大摆宴席,上门亲友纷纷赠礼庆贺。
在首都乌兰巴托,蒙古女孩的初中就读率不到70%,除此之外的城镇不足50%。成年后的蒙古女子,多数要按照父母意愿嫁人,在乌兰巴托之外的城镇,包办婚姻的比例高达80%。
蒙古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哪怕丈夫意外去世,遗产就算交给表亲也不会给遗孀。
蒙古女人死后很少会举办悼念仪式,没有专属墓地和墓碑,只能葬在丈夫或父亲坟边,在丈夫或父亲的墓碑上草草刻名就完事儿了。
在浓重的旧时代思想观念熏陶下,出现过半蒙古女性遭受家暴的现象,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场景,所以很多蒙古女性离婚后宁可一个人生活,再也不愿嫁人。
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再加上不公平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让很多年轻的单身蒙古女性难以为继,于是就诞生了失足女这个行业。
在乌兰巴托北坡上,有个被戏称“寡妇村”的地方,居住着两千多位蒙古年轻女子,她们白天窝在蒙古包里睡到傍晚才起来化妆,再趁夜下山钻进一家家酒吧、澡堂或KTV里,直至凌晨再带着客人回来。
“为了让顾客分辨清楚,她们的蒙古包要么矮小,要么四周空荡荡”,向导指着这些临时蒙古包说:“每个搬到乌兰巴托定居的蒙古人都可以分到免费土地,但随着人数越来越多,能分到的土地也越来越偏远,有人宁可低价卖掉土地去更繁华的城区,刚好满足了这些失足女的需求。”
稍微打听了一下,蒙古几乎所有建材都需要从中俄进口,导致蒙古建房成本极高,就连二手的一套蒙古包都得近千万图格里克(约2万元),难怪这些女人会扎堆住在这里,离开的人多,土地和蒙古包自然也更便宜。
按照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2006年蒙古就有1.9万名性工作者,多数集中在桑拿、酒吧、按摩院等大小数百个场所内,其中30%患有梅毒等传染病,另有95位艾滋病患者(蒙古政府曾自曝远不止这个数)。
经过几次清扫,乌兰巴托取缔了数十家桑拿和按摩院,导致部分失足女不得不上街揽客,如今在乌兰巴托各大广场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而酒吧KTV等等较为高端的娱乐场所只招收年轻女子,部分酒店也会招揽女子守在门口拉客。
法新社曾经报道过,蒙古至少有2万名失足妇女,由于竞争激烈,她们的实际收入并不高,以乌兰巴托为例,行情价只要2万图格里克(1万图格里克约等于43元)。
在一家酒吧里,一位名叫明珠尔的蒙古女子告诉我们,她只在冬天做这个行业,因为冬季低温就会失业,没有收入还要额外负担取暖费用,为了让家人顺利过冬,她不得不出来兼职。
我问她有没有被捕时,她居然笑着回答:每个冬季都得被捕几次,要么给钱,要么给人。
当我以为这些现象足够震撼人心时,向导又告诉我:“最乱的地方在矿山”。
原来,蒙古有几十座矿场和上万座私采矿点,合法不合法的矿工加起来超过2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男性,为了满足这个群体,蒙古又诞生了两个奇特的职业:“柴油女郎”和“矿工护士”。
“柴油女郎”是指守在路边等待货车司机光顾的失足女,如果司机给不起钱,抽点柴油代替也可以。
通过走访得知,这些司机多数都供职于澳大利亚投资的奥尤陶勒盖金铜矿,每个月领着固定的薪水(120-140万图格里克,约2500-3000元),而抽给失足女的柴油则是澳大利亚雇主的,久而久之也就打出了“柴油女郎”的名气。
“矿工护士”指的是白天在矿场里工作的蒙古女工,每个月辛辛苦苦也挣不到司机月薪的一半,只能晚上兼职服务矿场里的工人,通常每小时收费1-2万图格里克。
2018年蒙古政府有过一次大清查,发现在澳方矿场里工作的蒙古女性,至少有30%曾经或正在从事失足女行业。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很难想象现在的蒙古社会变得这么畸形,与不远处的内蒙古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而这一切,都是蒙古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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