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南到台北：一场事关中国国运的陆海博弈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谈到中国的海权，台湾岛肯定是绕不过的。这个位于第一岛链中间点的岛屿，历史上先后为日本、荷兰、西班牙、法国等国所觊觎。对于中国这个向以陆权为重，近现代又积贫积弱的国家来说，能够最终将之留在自己的法定领土中是相当的不易。海洋时代，每一个能够延伸海权的岛屿都弥足珍贵，更何况是台湾岛这样一个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300万的宝岛。仅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这个岛屿之于正在走向深海的中国来说，意义并不在于争夺太平洋的控制权。毕竟政治是服务于经济的，太平洋对岸并不是中国扩展生存空间的重心，更何况美国已经控制了太平洋腹地所有主要岛屿。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台湾岛又是非常重要的。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每当台湾岛为外部势力所觊觎时，都会对大陆东南沿海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从这个角度说，台湾岛可以说是中国进行的“海上防御枢纽”。而台南和台北这两座城市的变迁，则可以帮助我们穿透历史，去看看一场事关中国未来国运的陆海博弈，是如何围绕台湾岛的主权展开的。
公元229年，原本向曹魏称臣的孙权决定建元称帝。次年一支东吴船队由建业启程，出海去寻找两片传说中的海外之地——亶洲和夷洲。亶洲即是传说中当年徐福出海滞留不归之地，对应的是现在的日本；夷洲对应的则是台湾岛。孙权此举的目的亦同样是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
只可惜孙权注定要和当年派徐福出海的秦始皇一样失望。率船队出海的将领倒是回来了，却只是找到了夷洲。只是这岛上除了一些还未开化的山夷以外并无仙药，最终只得抓了数千夷人带回东吴交差。
其实先且不论有没有长生不老药，仅从东吴探险队出发的时间来说，就没有可能到达日本。东亚地区上空受季风控制，夏秋两季刮东南风、冬春两季刮西北风。日本在长江口的东北方向，台湾则在东南方向。东吴船队是正月出发，注定只能借着西北风发现台湾岛。
不管怎么说，孙权的这次寻仙问药之旅，算是首开中原政权在台湾岛行使国家权力的先例。然而要是只寄托着帝王们对于长生的幻想，而没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吸引力，那么这片土地将注定无法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
阻碍中原政权将统治力延伸至台湾的首先是气候。孙权在派军出征夷洲前，重臣陆逊和全琮都持反对意见。全琮当时回复孙权的话直接点破了问题所在——“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意思是说远方异地，被大海屏障隔绝，水土中的毒气自古就有，兵民杂处，一定生发疾病，相互传染流行。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随船前往台湾的一万东吴将士，十之八九都染病身亡。
作为一个温带文明，中国文明在向热带地区扩张时一直都有个水土不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热带病”。所谓热带病指的是流行于潮湿热带地区，或者靠近热带的亚热带地区的传染病，包括霍乱、疟疾、登革热等大家熟悉的疾病。蚊虫是这些热带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古人由于并不了解热带病的传播原理，认定它们是由湿热有毒的雾气传播，因此会将这些容易染病的土地称之为“烟瘴之地”。
不管对于热带病发病原理的解释是否正确，去了环境迥异的地方容易生病却早已是共识，用陆逊的话说就是“民易水土，必致疾疫”。
岭南的两广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烟瘴之地，韩愈、苏轼、黄庭坚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都曾经因罪被发配到岭南受苦。其实岭南整体都还位于亚热带区间，相比之下，因受海洋性气候及暖流影响，台湾岛的整体气温却是要更高些，这一特点在东吴丹阳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中被描述为“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
更具体的说，台湾岛大体可以北回归线划分气候类型，北归线之南的南部地区，属于热带区间；回归线之北的中北部地区，算是四季相对分明的亚热带气候区。只是即便是台湾岛最北部的台北地区，年平均气温亦与广州相当，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同样属于烟瘴之地。
除了气候的不适应以外，让孙权失去再征夷洲信心的还有多山地形，用《临海水土志》的话说就是“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农耕是中国文明的立身之本，平原又是农耕之本，如此多山的地形看起来的确没有什么价值。
台湾多山是事实，其核心山地由北向南纵贯全岛，最高峰玉山海拔高达3952米。相比之下大陆南方地区的最高点，广西北部的猫儿山，海拔不过2141.5米。然而这并不代表台湾岛就没有大平原。常识告诉我们，在水流经年累月的搬运下，山麓地带多少都会形成此沿海平原的。
受太平洋季风影响，台湾岛的降水十分充沛，加之又有足够多的山地提供泥沙，因此台湾岛的主体虽是山地，但仍有1/3的土地为平原。由于岛屿东海岸海沟极深，不具备淤塞成陆的条件。西部的台湾海峡一侧平均水深仅60米，非常适合造就冲积平原。所以平原多分布于西侧。
这条与大陆隔海峡相望的平原呈南宽北窄的走势，主要集中于台中市以南地区。岛屿最北端的沿海地带，则已是山海相连之态。大平原的存在，也使得将台湾原住民统一认定为所谓山夷，或者高山之族的看法并不准确。近代台湾的开发日渐深入后，那些在平原地区以农耕为生的原住民部落，在方志中的称呼就已普遍变成了“平埔番”族，意思为在平原居住的少数民族。
以台南和台北两市的选址来说，临海的台南位于南部平原的中心位置。北端的台北市则位于山地包夹的台北盆地中，依靠盆地之北的基隆港连接海洋。
如果当年吴军是从闽南或者粤东地区横渡台湾海峡，映入他们眼帘的必然是以台南为核心的大平原。由建业城出长江口南下的话，最先看到并登陆的就只能是围就台北的山地了。这一地理特点也喻示着，日后在台湾地区的开发中，闽南、粤东移民将占据主导地位，只要他们能够适应台湾的气候。
虽然热带气候有点难以适应，但却并非是中国文明的禁区。毕竟人是可以适应不同环境的，只是需要付出代价和时间，更何况台湾岛还有大半属于温带。事实上早在汉武帝时期就被纳入中国范畴的越南北部及海南岛，就属于热带气候区。之后越南北部虽然独立，但也经历过上千年的北属时期；建制于海南岛的行政区屡遭兴废，但最起码自隋唐以来，中央王朝对于海南岛的治权就没有中断过。
两个原因让中原政权能够长期关注这两个热带板块：一是这两个板块都处在连通南海-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这使得中原政权有机会因为海上贸易的存在，而对这统治这两个板块感兴趣；二是越南与岭南陆地相连，海南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宽度最窄处还不到20公里，管理起来难度相对较低。
相比之下，台湾岛即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上，台湾海峡最窄处也有172公里，即便有大片平原可供屯垦移民，中原政权亦会觉得管理起来难度过高，将之纳入经略计划的时间也因此要晚得多。为此虽然最起码自元朝起，就有广东、福建两地之民，跨海谋生的记录，但元朝政府在行政上也只是在海峡中部的澎湖列岛，建制名为“澎湖巡检司”的行政机构，
当然如果有足够的经济利益，或者能够像北方草原那样，给中原政权以足够的压力，那么台湾岛之于中央之国的存在，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
澎湖列岛距离台湾岛直接距离仅45公里，被视为台湾的门户，其主岛澎湖岛的面积为126平方公里。如果作为移民开拓的目标，面积固然是小了点，但作为一个控制海峡的军事据点，这个体量却十分有利于防御。此外澎湖正位于北回归线之北，气候上属于相对更容易适应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对于开始跨越海峡的中原政权来说，一切都刚刚好。
在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后，正常情况下明朝将很有机会进一步开拓台湾岛。然而明朝一开始却在跨越海峡的道路上又退了一步。
退步的原因在于倭寇之患。元末天下大乱，南方地区成为了暴风中心。不仅长江流域成为了群雄逐鹿的主战场，来自日本的海盗亦借机侵扰中国沿海地区，并与逃亡海外的失败者结合，成为严重影响明朝海疆安全的力量。
为了集中精力解决北元问题，朱元璋宣布禁绝民间海上贸易、裁撤澎湖巡检司，以期用闭关锁国的办法消除倭寇之患。然而结果却并不如意，反把更多依靠海外贸易为生的沿海之民，变成了倭寇的一部分。比如17世纪中叶最著名倭寇首领汪直便是中国人，而在剿灭汪直之后，倭寇现象反呈愈演愈烈之势。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居住于台湾沿海平原的平埔部族，亦不时遭遇海盗的侵扰，不得不躲入山地（《东番记》：嘉靖末，遭倭焚掠，乃避居山）。说到底堵不如疏，就像只靠长城而不用贸易武器的话，北方边患无法根绝一样。1567年，刚刚继位的隆庆帝决定开放海禁，此后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倭寇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此后台湾反倒成为了日本官方觊觎的对象。
16世纪中后期，正值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代表欧洲，开拓亚洲贸易之际。日本也和中国一样开始与欧洲贸易者接触，并为西方人带来的先进火器所吸引。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将这些由南海方向而来的西方贸易者称之为“南蛮”，与之开展的贸易则统称为“南蛮贸易”。
南蛮贸易的开启让日本有了向南扩张的想法。公元1593年，正在发动入侵朝鲜战争丰臣秀吉派出使者前往菲律宾和台湾岛，要求控制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以及台湾岛原住民臣服于日本。这一举动虽然没起到什么作用，却引起了明朝方面的警觉，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重新在澎湖驻军。
被派驻巡视海峡的明朝水师，会在冬春两季以澎湖为落脚点进行巡守。之所以没有常驻，是因为此时中日双方对海况的了解，已经比三国时代要深刻得多。日本想要南下侵扰中国沿海，必定是借着冬春两季的西北季风南下。
很快这一预防措施就收到了成效。在吞并朝鲜的想法因明朝的支援而遭遇失败后，继任的德川家康转而将重心转向海外贸易，开始以颁发官方许可文书（朱印状）的形式，鼓励日本商人主动出海前往东南亚开展南蛮贸易。
地理角度上看，日本列岛与其南部的琉球群岛、台湾岛，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所在的马来群岛，形成了一条纵贯北太平洋的岛链，也就是地缘政治层面上的“第一岛链”。日本想开拓南蛮贸易必然会对台湾岛，以及日本及台湾岛之间的琉球群岛下手。
万历三十年冬（1603年1月），七艘日本船只入侵当时又被称之为“大员”的台南地区。在此经商捕鱼的闽南人以及原住民皆受其害。在后来的历史中，大员也成为了荷兰人建立据点的选择。之所以为各方所关注，是因为台南所在的点位外部有沙洲横亘，形成了天然的避风港，沿岸平原又定居有名为“台窝湾”原住民部落，可供交易或者驱使。
“台窝湾”之名，还造就了大员的另一个名称“台湾”。后来当台湾一名开始覆盖全岛时，最初的台湾便依其在岛上的位置变身为了“台南”。
为了不让台湾成为日本侵扰东南沿海的据点，当时负责巡守澎湖的明将沈有容率舰队出征获胜，完成了对台湾的第一次收复。1616年，德川幕府正式派军三千试图征服台湾，在沈有容所率明朝水师和台湾原住民的打击下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随后日本方面被正式警告，如果还想谋求定居台湾，必将再次对日本实施海禁（汝若恋住东番，则我寸板不许下海，寸丝难以过番）。鉴于中日两国的实力差，以及明朝方面的坚定态度。此后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日本算是暂时断绝了对台湾的想法。
在相关土地上直接建立行政区，只是展现主权的一种方式。历史上更多的主权展示，是通过排它性措施来实现的，如果不是遭遇具体的入侵，甚至都不需要特别的展示。从这个角度说，最起码在17世纪初，中国就已经通过具体行动宣示了对台湾的主权。
不光日本开始觊觎台湾与欧洲人的到来有关。在未来的岁月里，台湾岛及整个亚洲的命运，都将因为欧洲人的到来而改变。
16世纪中叶，率先开辟东方航线的葡萄牙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当时的明朝政府那里，取得了在澳门定居的权力。为了垄断与中国的贸易，此后葡萄牙人一直在努力排斥其它欧洲国家，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得同样的授权。反观中国这边，无论统治天下的是明朝还是清朝，又都认为有澳门这样一个能够链接到西方技术的窗口就足够了。
这种情况下，一直到1842年英国人取得鸦片战争胜利之前，其它欧洲国家都无法再在中国地区获得一个能合法定居的贸易据点。这其中就包括同样将重点放在东方贸易上的荷兰人。
1604年夏，刚刚为东方贸易而组建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船队抵达澳门。被葡萄牙人拒之门外后，荷兰人在几名中国商人的引导下进驻澎湖列岛。鉴于澎湖驻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倭，只在冬春前来驻军进行巡搜，因此一直到这年冬天才被沈有容率领的明朝水师发现，并进行驱逐。
此后荷兰人一直没有放弃接近中国的努力。1622年，已经在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巴达维亚）建立总督府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派舰队北上发动澳门之战，试图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在葡萄牙人的全力反抗下，落败的荷兰人再次选择登陆澎湖建立据点。
今时不同往日的是，明朝在北方战场的局势已然骤变。1620年，明军在辽东输掉了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次年后金便突破辽东边墙，攻陷辽东军政中心辽东城。在都城设于北京的情况下，辽东得失关乎大明存亡。这使得明朝不得不集中资源于东北战场，包括在山东北部的登州、莱州组建水军，训练西式火炮部队，准备“以登莱渡海为奇兵”夺回辽东。
就台海局势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作为当时东南水师的主力，沈有容和他的部下被调至山东，与毛文龙一起担当登莱总督袁可立的左右手。荷兰人之所以敢于再次登陆澎湖，说到底也是看到了这点。
水师主力北调渤海，意味着明朝中央政府再无暇顾及台海局势。只是地方官员守土有责，澎湖既然已经是海防基地，断然没有放弃的道理。于是经过两年的拉扯反复，荷兰人最终放弃了在澎湖的据点，退至台南经略。明朝方面则暂时只能等辽东危机解除后再做打算。
对于谋求对华贸易的荷兰人来说，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台南并不是最好的方案，但却又有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收获。
大航海时代的海外贸易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取得澳门这样的沿岸据点，与据点所辐射的内陆地区进行贸易；另一种则是种植园模式，依靠引种经济作物来生产产品，然后再销往目标市场。比如欧洲各国在加勒比海岛屿开辟的种植园，就是属于这种模式。
经济作物是大航海时代最重要的商品。典型的代表是能生产丁香、肉蔻、胡椒等香料的植物。咖啡、可可、棉花、橡胶、茶叶等产品，同样属于经济作物的范畴。通俗点讲，主粮作物之外那些经济价值高的作物，都可以被称之为经济作物。
不幸的是，这些经济作物大多生长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纬度过高的欧洲能够生产的经济作物乏善可陈。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产自温热地带的经济作物商品，每每贩运到欧洲都能获取丰厚的利润。
如果说葡萄牙人在澳门选择的是第一种模式，那么荷兰人在台湾所采取的就是第二种模式了。
帮助荷兰人立足的经济作物则是甘蔗。能够生产蔗糖的甘蔗是欧洲人在大航海时代，主动在殖民地种植的第一种经济作物。对于过往只能从蜂蜜中感受甜蜜的欧洲人来说，这种既会让人上瘾，又能提供热量的食物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美国人西敏司所著的《甜与权力》一书中写道，到1900年时，蔗糖在英国人的日常饮食里提供了近1/5的热量。上百万的黑人奴隶因为甘蔗种植需求，而被贩运至新大陆。
以生产蔗糖的综合优势来说，台南地区可以说好过任何被欧洲人染指的地区。
首先甘蔗作为一种原产印度的作物，最适应生长的区域位于北回归线之南，台南地区正好符合这一条件；其次甘蔗种植和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可以就近从中国解决；第三中国人不仅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农民，与台湾岛隔海峡相望的福建地区，还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制糖技术。
中国最初的蔗糖提炼技术源自印度。史书记载公元647年王玄策出使印度，并顺带为喜食甜食的唐太宗李世民带回“取熬糖法”。在此之前，中国的制糖匠人只能将甘蔗汁熬制成黏稠半固体形状的“蔗饧”。来自印度的制糖法则采用牛奶吸附杂质，将甘蔗汁提炼为块状的“石蜜”，也就是现在还能见到的黄冰糖。
在将配方中的牛奶改换成中国地区更容易得到的鸡蛋清后，唐朝所能制作的冰糖，质量已经高过之前从丝绸之路进口的石蜜了（色味愈西域远甚）。及至明嘉靖年间，中国的制糖技术得到了一次重大技术改进。
清初刘献廷所著《广阳杂记》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这种福建人发明的“黄泥水淋法”，能够将蔗糖提炼为最为精制的白砂糖，亦使得明代中后期的东南沿海，成为全球最重要白糖生产地这一。
肥沃的土地加上就近可取的人力和技术资源，意味着登陆台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机会通过蔗糖贸易立足。以1650年的数据来说，由台南地区出口的蔗糖高达到4000 吨。蔗糖贸易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能够在台湾岛立足的最有力经济武器。
鉴于中国东南沿海本身就是制糖中心，这些台湾产的白糖显然不可能用来对大陆销售。实际情况是其中三分之一销往日本，三分之二销往波斯湾地区。17世纪中叶，荷兰对全球海洋的控制力达到了巅峰，占据了全球贸易一半的份额。这当中以台湾岛为中心，连接日本与中东的印太白糖贸易功不可没。
虽然中国不能成为台糖的市场，但没有来自中国的人力资源，荷兰人却是没有可能生产这些蔗糖的。
荷兰并不是辽东战事吃紧的唯一获益者。1621年，闽南人颜思齐率先聚众于台湾屯垦，正式拉开了大陆向台湾地区移民的序幕，颜思齐亦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开台王”。这批闽南移民登陆点位于与彭湖相邻的嘉义县北港地区，南距稍晚被荷兰人建城堡控制的大员约60公里。
在此之前，颜思齐和当时许多来自闽南的民间贸易者一样，都是以日本南部的长崎为基地。出于对中国商品的渴望，日本方面则对这些民间贸易者持欢迎态度。然而移居台湾却又是另一种性质了。虽然隆庆开关之后，明朝政府对于民间出海一事已是眼睁眼闭，但对迁徙性质的人员流动，管控并没有任何松动。加上颜思齐等人与日本的密切的贸易关系，以至于在清朝官方修订的《台湾府志》中认定，颜思齐等人的开台行为被认定为“引倭聚于台”。
1625年颜思齐病故，移民集团的领导权被移交至郑芝龙，也就是郑成功的父亲手中。如果你熟悉《水浒》故事的话，大可以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晁盖和宋江。
对于接手的郑芝龙来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与那些外夷的关系。在明朝官方迫于压力而暂时放弃台湾管控权的情况下，这个岛屿实际成为了各方竞逐之地。除了中国民间贸易者、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日本官方贸易者之外，鲜为人知的是西班牙也在1626年在台湾北部登陆建立据点。
西班牙人之所以登陆，是出于对荷兰人独占台湾岛，切断其与中国和日本贸易的担心。这些从马尼拉出发的西班牙人，选址则是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只不过基于受制于战略目的及人力，西班牙人并没有进一步在台北盆地殖民，而仅仅是将基隆视为一个显示存在的贸易据点。
由于无论是荷兰人、日本人还是西班牙人，都需要来自中国的贸易者帮助他们获得来自中国的商品，尤其荷兰人还需要依靠中国移民来帮助他们生产蔗糖，因此郑芝龙最终成为了各方都认可的合作者。1626年，闽南地区遭遇严重旱灾，郑芝龙借机从老家泉州招募了数万农民前往台湾屯垦。
大批闽南移民的到来，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蔗糖贸易，提供了劳动力基础。郑芝龙亦通过介入日、荷贸易压倒其他竞争者，成长为当时东南沿海最大的中国民间海上贸易集团。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当时的官府怎么认定这些与外夷合作的行为，这些在海外自谋出路的民间贸易者，都没有变身日本人或者荷兰人的想法，他们所谋求的无非是一个生存权。最高的追求则是受到官府招安，完成阶级跃升。
这种倾向尤以郑芝龙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当时的福建巡抚熊文灿就声称，郑芝龙每次在与明军发生冲突后，都秉持着“不许登岸，不动草木”“不追、不杀、不掠”的原则。
崇祯元年（1628年），在东北战事完全得不到缓解的情况下，明朝政府决定招安一支最为强大、可靠的民间海上贸易力量，帮助自己屏护台湾海峡的安全。已经在台建立基地，并用行动显示出意愿的郑芝龙被选中成为了招抚对象。
荷兰方面本来认为，郑芝龙可以作为自己在明朝方面的代理人，帮助他们争取一直渴望的贸易权。然而已经拥有官方身份的郑芝龙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进一步垄断了海峡两岸的贸易权和定价权。
这种情况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用一场战争，来逼迫明朝政府开放贸易权。1633年7月，借着夏季风北上的荷兰舰队，与未受到招抚的中国贸易者一起，向郑芝龙设在厦门岛的基地发动袭击。尽管最初遭遇了重大损失，不过郑芝龙所率领的明朝水师还是在金门料罗湾海域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整个战役过程中，郑芝龙在海上贸易中所积累的财富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史料记载，每名参战士兵可以额外得到2两白银的军饷，如能烧毁敌船则能得到200两白银的奖励。
荷兰人原本寄希望于用一场胜利，迫使明朝方面断绝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贸易，由自己垄断这一切。战争之后，得到这一权力的却是郑芝龙所统率的海上集团。史书《明季北略》记载，此后“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年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
这种模式相当于明朝政府将东南沿海的海疆安全，全权交托与郑芝龙。郑芝龙则凭借向每艘贸易商船收取一年3000两的保护费，而实现军费自给。如果有海盗侵扰，则由郑芝龙负责解决。考虑到这支海上力量的双重属性，将之在政治上定性为“明郑集团”会更加的准确。
对于中原政权来说，这种授权民间力量经略海洋的做法，属于全新的探索，但对于授权“东印度公司”等企业经营海外利益的荷兰、英国等国来说却是一种常态。于国家层面来说最大的收获在于，这些民间力量在海外所控制的土地，在主权上都将归于所属国家。以这个角度说，明郑集团无异于在开启一场中国特色的大航海时代。
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便是中国在这场大航海时代最大的收获。料罗湾海战后，双方以台湾海峡为界划分了势力范围。明郑集团继续以闽南的泉州、漳州、厦门为基地，经略其北起日本、南至南海诸国的海上贸易帝国，同时为整个东南沿海的安全提供保护。荷兰人专心于台湾的经略，那些已经定居台湾岛的中国移民，则被迫接受荷兰人的统治。
盘踞基隆的西班牙人，此后成为荷兰人在台最后的对手。由于荷兰人切断了西班牙连接日本与马尼拉的航线，西班牙人的据点在经济上变得难以为继。反观荷兰人在蔗糖经济的助力下，变得愈发的强大。1642年，在荷兰舰队的突袭下，西班牙人很快便放弃抵抗退回了菲律宾。
与此同时，明朝在大陆的局势亦急转直下。1644年清军入关，此后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突破长江天险，灭亡了移都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见大势已去，郑芝龙选择了降清。明郑集团的领导权，则移交给了坚决抗清的郑成功手中。
1661年在两次北伐南京失败后，郑成功决定亲率2.5万大军渡海，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作为光复大明的基地。类似的困境，当年被迫在珠江口与元军进行崖山海战的南宋军民也曾经遭遇过。区别在于当年的南宋已经退无可退，而明朝还有台湾岛可以期待。
尽管荷兰人经略台南已经将近40年，并且在台南构筑有两个非常坚固的棱堡，但能够用于防御的兵力不过1500人左右。基于双方的实力差，以及明郑集团对台湾和海洋的熟悉度，这场收复台湾之战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没有悬念。1662年1月，在明郑大军的围攻之下，城中荷兰军队被迫开城投降，退回了印度尼西亚。台南也成为了明郑治理台湾的政治中心。
理论上郑成功还可以容忍荷兰人继续留在台南，就像澳门之于大陆地区一样。不过荷兰人经营台湾的模式，使之注定必须完全被驱逐出境。简单点说，明郑集团需要台湾那些由闽南移民开垦的农田种植粮食作物，以供给从大陆撤入台湾的军民。这一选择必然会降低甘蔗的种植比例，使得双方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客观说即便没有反清复明的需求，在台湾岛已经定居有数以万计大陆移民的情况下，无论统一天下的是哪个政权，都不可能容忍这个海岛游离于主权之外，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
如果说荷兰人败在他们与明郑集团的实力差上，那么在面对已经统一中国大陆的清王朝时，明郑集团也将面临同样的困境。1683年，在经略台湾21年之后，明郑集团的第四代继承人郑克塽，在清军攻克澎湖并登陆台南后主动投降，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
虽然攻台获胜，不过在台湾岛弃留问题上，清王朝却出现了截然相反意见。持弃台意见者认定台湾岛是“一块荒壤，无用之地耳，去之可也”。好在最终经施琅等人细陈利弊后，当时的康熙皇帝还是做出了正确选择。
在施琅上呈康熙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中，台湾被描述为“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之地。不过如果不计原住民部落的话，统一之时岛上的户籍人口约为12万，另有军队4万。这样一个人口数量显然还不足以单独建省。为此在清朝的行政区划中，台湾岛最初建制的是隶属于福建的“台湾府”，府城则设于一直充当政治中心的台南。
最初的台湾府辖三县，分别是府城所在的台湾县，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市所在地；南部的凤山县，对应现在的高雄市；以及对应当年第一批移民登陆地的嘉义县。台湾若只划分南北的话，是以嘉义之北的浊水溪为界。这意味着北部地区当时还基本未开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岛上的人口增长是必然的，尤其很快全球人口将由于美洲高产作物的普及，而开始进入人口大爆炸阶段。到了1811年时，台湾人口增长至194万，再到1893年时则进一步增至254万。200年间增长20多倍，增速不能说不快。只是对比同时期大陆地区的4亿人口，百万级别的人口还是不能支撑台湾建省。
人口的不足，还让当时台湾府的行政管控力，无法延伸至东部原住民居住的山地区。
日本的威胁让台湾的一切发生了变化。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的力量已经传导到军事层面。具体的体现是，无论是中国接连遭受打击的两次鸦片战争，还是日本被美国军舰震憾到的“黑船事件”中，来自西方蒸汽轮船和更先进火器，都对中日两国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明确感知到西方已经在技术断层领先的情况下，中日两国不约而同的在19世纪60年代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区别在于，不愿意放下文明骄傲的清王朝，选择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改革；日本开启的则是“脱亚入欧”式的洋务运动，并且将发展海军作为了第一国策。
随着日本海上力量的增强，朝鲜半岛以及与日本同属第一岛链的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再次成为日本的觊觎对象。1874年，日本成立“台湾都督府”，以3600余人的兵力（加在辅助人员总计约6000人）远征台湾岛最南端恒春半岛。理由则是当地名为牡丹社的原住民部落，曾于三年前杀害了54名因海难登陆于此的日本乘客，而清朝官员以“生番不服王化”为由未能处理。
这一史称“牡丹社事件”入侵事件虽然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但也给清政府敲响了警钟，仅靠一府并不足以管控全台。更为紧迫的地缘政治压力在于，牡丹社事件后日本便正式吞并了琉球王国。为此清政府于1875年将台湾分割建制为三府，原来的台湾府更名为“台南府”，台北地区则建制为“台北府”，中部的台中地区则变身为新的“台湾府”。
这一行政调整有如明朝末年对巡检彭湖一般，目的都是为了防倭。不算巧合的是，一如当年一样，能够威胁到这个岛屿安全的还有来自欧洲的力量。
1883年，为了得到原为中国属国的越南，法国与清朝开战，并试图一并拿下台湾岛。台湾北部的基隆、淡水两港，以及澎湖列岛先后成为入侵目标。最终双方在巴黎签订合约，法军退出台湾，清朝方面则承认越南的保护权。这意味着相隔十年两场战争，让中国先后失去了琉球、越南两个属国。
来自南北两端的压力，让清政府不得不进一步提升台湾的行政地位。中法战争结束后，台湾当即被升级为省。如果从统管全台的角度来说，时名“台湾府”的台中地区，看起来更适合成台湾省府。不过很显然，防倭才是台湾建省的主要目的。这种情况下，台北成为了台湾省府的选择。
相对舒适的气候和群山环绕的地形，是台北的另一个加分项。1895年，在改革道路上落后于日本的清政府，输掉了改变国运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也终于得到了它心心念念了300年的台湾。
对于着手将台湾本土化的日本来说，台北同样是建立其“台湾总督府”的好选择。牡丹社事件中，日本远征军真正战死者只有12人，因热带病而病亡者竟高达561人（另有650人的说法）。仅仅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台北对于初登岛屿者也会是更好的选择。只能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从温带向热带迁徙时，都必须付出足够多的代价。
考虑到气候以及北部未开发地区较多的原因，当1949年台海两岸再次因为政治原因而暂时治权分离时。上百万从大陆新迁入台的人口，很自然的会更多聚居于北部地区。至于台北再次成为政治中心，更是一个不需要犹豫的事情了。
作者温骏轩
生于20世纪70年代，法律专业出身。2009年开始，以地缘视角，辅以原创地图，在网络更新“地缘看世界”系列文章，创作文字近千万。已出版《谁在世界中心》《地缘看世界——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等著作。其研究成果中的“新世界岛论”“北纬42度温度线”等创新理论，在地缘政治、军事、历史等相关领域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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