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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货船“国通号”与日本渔船“第68大庆丸”在日本关门海峡相撞。货船沉没,10名中国船员落海。对于这次海难,中日两国媒体都缺乏深度报道。
楚三郎是国通号的代理人,也是海难善后者。海难发生后,他在冷漠的上司与程序化的日本官僚之间斡旋,处理遇难者遗体、安排幸存者回国……他早年罹患隐疾,这次海难,正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
本文是《日本海难2006》系列第一篇,故事根据作者楚三郎的亲身经历撰写,见证了那段鲜为人知的时光。
“国通号”货船在夜色中缓缓航行,62岁的船长老赵坐在驾驶舱,目视前方。老赵跑了大半辈子海上运输,身体饱受风湿与糖尿病折磨,生涯已到末期。若非要供女儿读研,他早已退休,回葫芦岛养老。
一两天前,国通号在日本德岛装上1075吨废铁,准备运往烟台。从日本返回中国的航线,老赵熟门熟路。这次从四国岛北部出发,先走濑户内海,再穿过关门海峡离开日本,很快就能进入韩国海域,黄海、渤海也就不远了。
关门海峡位于九州与本州之间,呈V字型,素有“日本咽喉”之称。来往于中韩与日本东部沿岸之间的船只,大多选择“关门海峡-濑户内海”这一航线,既能省下不少时间,还能避开太平洋的风浪。
< 关门海峡 >
2006年11月17日夜间,国通号进入关门海峡。周遭风平浪静,能见度很高,海上船只密集,货船渔船十分默契,严格在各自航道上前行。尽管如此,老赵仍不敢松懈,毕竟脚下这艘货船一周前刚出过意外。
晚上8点40分,国通号驶过关门桥和门司港。前方右侧是严流岛,据说古时候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在那儿决斗过,白天能见度高的时候,能隐约看见两人持刀对砍的雕像。
迎面驶来一艘渔船,目测吨位顶多只有国通号五分之一。渔船原先在自己的航道前行,突然拐弯,径直驶向国通号。老赵立即鸣响汽笛,提醒对方让国通号先行通过。小船让大船,船员们默契遵循这一准则,小船转向容易些。可对方置之不理,没等避让,渔船已经撞上国通号左舷。
仿佛两只铁桶猛烈碰撞在一起,并持续相互挤压,渔船撞上国通号发出“嘎嘎嘎”的巨大声响。震动猛烈,老赵没站住脚,摔倒了。他竭力爬起,踉跄跑去左舷查看。左舷中央外板严重破损,海水不断涌进舱内。渔船终于回过神来,倒挡退后。
五六名船员从梦中惊醒,陆续跑出船舱,站在甲板上发懵。
“赶紧排水!”老赵大喊。
船员们手忙脚乱,开启排水系统。于事无补,国通号已经向左侧倾斜,逐渐下沉。
老赵意识到,船已经救不过来了。他命令船员穿上救生衣,立即弃船。船员们慌张寻找救生衣,一一跳进海里。
船体倾斜速度加快,老赵艰难爬到舱门前,朝里喊:“还有人吗?快出来!”
“来不及了,赶紧走啊。”大副跳海时朝老赵呼喊。
老赵隐约听见里面有人声,好像是才上船半个月的实习船员,轮机长的外甥。
“快出来,船要沉了!”老赵高呼最后一声,抱着救生衣跳进海里。海水冰冷刺骨,老赵周身像被针戳一样疼。
国通号下沉速度极快,从相撞到完全沉没,不过两三分钟。巨大的漩涡,将老赵卷入水中。
2006年,延迟毕业一年的我,终于拿到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的毕业证,这时我已经31岁。
毕业后,我入职一家中国海运代理公司。旗下货船多走中日航线,公司就在东京千代田区麹町设立了事务所,底下还有几个分区代理。没想到,我在东京事务所还没转正,手下货船就接连出事。
2006年11月17日,周五,东京稻城市矢野口一处简陋公寓里,我正躺在地上准备睡觉,突然接到关门海峡的分代理石井先生报告,国通号在门司港附近海域沉没了。
“什么?”我立即跳起来。
石井正在赶往门司的高速路上,不便多说,且他掌握的信息也有限。
我是一名海运新手,从未处理过沉船级别的事故,立时抓了瞎。我在房里来回踱步,胡乱想着,下一步该做什么?船员怎么样了?忽然,灵光一现:也许可以询问门司海上保安部。
自报家门后,我的电话迅速转到海上救难课。值班员似乎背下了事故通报,介绍得流利简短:“此次事故双方为渔船第68大庆丸和杂货船国通号,第68大庆丸船头受损,船员无恙,国通号沉没,七人被救,三人失踪,目前正出动九艘巡逻艇和一架直升机搜救失踪人员。”
“嗯,那么,请……告诉我失踪人员的名字。”我慌乱不已。
对方一字一顿拼出轮机长、二副和一名实习船员的姓名。
轮机长是个很称职的老船员,一周前抢修发动机受了伤。我对二副也有些印象,国通号最后一次报告动态,就是他来的电话。
“渔船吨位是多少?”我很不解,什么渔船能把吨位1400的国通号撞沉。
“据当前情报,渔船吨位为296。”
这如同小孩一拳击死彪形大汉似的,不可思议。
“那么,是哪一方的责任呢?”
“楚桑,如今不是讨论责任的时候,要紧的是大家合力救人。”值班员平心静气地说。
“是,是,若有什么需要,我定当竭力配合。”我连连应和,为自己的鲁莽感到羞愧。
国通号已然沉入海底,但也许船舱还存着空气,就像把一个杯子往水里摁,顶部空气并未排尽。经验丰富的轮机长和二副,说不定正带着实习生待在这种地方,祈求救援。
我想立即向中国总公司汇报,得到一些指示。可尚在试用期,东京事务所配发的手机还未开通国际电话业务,想往国内打电话,得去公司用座机。
从租房地去事务所要倒三趟电车,来回三四小时,打车费用三四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月房租。不舍得花这个钱,只能请事务所的经理李燕代为汇报。
李燕这个惹人厌的经理。我与她的矛盾始于一周前,那时国通号出过一次事故。
当时,国通号在七尾港附近海域,发动机突然熄火,随着洋流漂来漂去,随时有触礁可能。
轮机长带人在机舱里抢修,老赵则打电话向我求助。我联系七尾当地唯一一家拖轮公司,想着把船拖到七尾港再慢慢修理,安全些。可没人接电话,后来才得知,正赶上那家公司成立20周年庆典。
情况紧急,顾不得许多,必须求助七尾海上保安部了。日本人讲究程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我的求援报告层层向上递送,等了一整天才批复。
国通号熄火30个小时后,海上保安部的大型舰艇准备出港,老赵却突然来信儿,发动机修好了。我本想亲口感谢轮机长,但他抢修时受伤,先行休息去了。
< 日本海上保安部的舰艇 >
有惊无险的一天一夜过去,国通号从七尾出发,继续航行,而我已经精疲力竭。尽管没有亲赴事故现场,但所有幕后事务都由我来处理,一边向各方打报告申请救援,一边向总公司、货主们实时汇报进展。国通号脱险后,我索性躺在事务所会客沙发上睡了一觉。
次日,经理李燕来办公室,劈头盖脸骂道:“公司可不是你睡觉的地方!”正要解释,她立即堵住我:“我不需要解释,这里我说了算。”
李燕是老板的亲信,有恃无恐。会计曾说过,事务所原有五六名职员,但他们与李燕产生矛盾,一一被挤走,只剩下他俩。而我赶上用人之际,没有进行培训,入职就立即负责15艘货船的代理工作。
总之,我被无端指责了一番,愈发觉得李燕此人不能处,立即向中国总公司提交辞呈。没想到,等待辞职批复期间,国通号竟然又出了事。
……
虽然厌恶李燕,但为了向总公司汇报沉船事故、听取指示,不得不借助她的力量,只好给她打电话。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或在电波传送不到的地方……”
“这个混蛋。”我扬起手机,差点儿让它成为愤怒的牺牲品。
终究只能靠自己。我翻箱倒柜,寻找自用的国际电话卡,这卡不常用,该有些通话余额。果然还有30分钟余额。
我越过几级,拨通总公司安保副总的号码。他知悉原委,甩下一句话:“这事儿得问一下老板,你明天写份简报给我。”随即挂掉电话。
至此,我仍然不知该做什么。
一个小时后,石井抵达现场,将七名幸存者转移到船员会馆,并给老赵配备了手机。我要求石井保障船员基本生活需要,并要同老赵通话。他随口报上一串号码。令人钦佩的记忆力。
老赵第一句话就是:“小楚哇,三个人没找着,船不到三分钟就沉了,我是最后一个跳海的……”话未说完,传来一阵嘈杂声,他被叫走了,海上保安部要进行询问。
屋里亮着灯,我靠在墙角,没敢睡,总公司还没指示。又过半小时,老板亲自来电话,要与老赵联系,我给了号码。随后继续等待,很困,可必须等。
深夜2点,应该不会有事了,但明天必定是一片混乱。我打算睡个好觉,积蓄精力,便吃下两片安眠药。
闭上眼睛,好似面对一个黑洞,我迷糊了,刚刚到它边上,即将陷进去,手机铃声把我拽住。
这回是门司海上救难课课长南野,对方需要船体结构图,根据结构图去搜救失踪人员。我手边只有简易的手绘舱图,打算先发过去。挂了电话才回过神,我在家里,没有网络,更没有传真机。
我拍拍脑袋,试图驱散安眠药的作用,带着资料,像个醉汉一样步履蹒跚,艰难走到最近的便利店,那里也没有传真机。我口齿不清问店员,哪里能发传真,他很西式地耸耸肩,说:“这个时间,恐怕……”
无奈之下,我走到大路边,站在瑟瑟寒风中等车,此时东京已经很冷。许久,拦下一辆出租车,要司机去找一家有传真机的大型网吧。司机见我言行怪异,问这是要去做什么。我探过头去,大声说:“老子的船在关门海峡沉了,三个人失踪了,老子这就要去处理。”司机吓了一跳,当我是疯子,赶紧发车。
途中,我迷迷糊糊陷入那个黑洞,又给弹了出来,不断反复,闹得心烦。不知过了多久,出租车猛然停住,惯性使我身子前倾,险些撞到前排椅背。眼前是一家可以用“辽阔”来形容的网吧,已至深夜,依旧人山人海,操纵键盘的声音不绝于耳。
保险起见,我将国通号所有图像文件,包括船上那些工业垃圾的照片,一股脑传真给门司海上救难课。今夜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我扶着护栏,摇摇晃晃下楼,日本店员对我指指点点,又说又笑。回程的出租车上,我保持沉默、冷静,怕自己再次出言不逊,甚至发生暴力行为。
刚回到家,南野来了电话。
“你提供的资料对搜救毫无帮助,我们要的是船体结构设计图,是详细的图纸。”显然,他非常不满。
“我在家中,所能提供的只是这些。”我解释道。
“你可以马上去公司取。”
“像船舶结构设计图这样的重要资料,都在中国总公司。”我说。
对方语重心长地说:“也许还有人在船舱里,也许他们现在还活着。有了图纸,我们可以更有效率地搜救,也许能够挽救他们生命,请你务必想想办法。”
< 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 >
我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再麻烦那位副总。副总显然是被铃声惊醒的,粗声粗气地说:“你问办公室去!”
总公司有位操作员,无家可归,晚上睡在办公室。他接到电话,诧异反问:“问我有什么用?我又没有档案室的钥匙。”
我哀求他:“哥们儿,求你帮帮忙,这可关系到三条人命啊。”
他思量了一会儿,说:“那我想想办法。”
半小时后,他分别给东京事务所和门司海上救难课发了船体结构图。只不过图纸太大,找不到特殊的传真机,只能折成B3大小传送,他还特意标了号码。我大喜,对他千恩万谢。
此时已经清晨4点多,关门海峡下起了雨,视界也不清晰。搜救已经暂停一个多小时,只能等到6点天亮时重新开始。
肯定是睡不成了,去事务所吧。我想到可能要到门司处理事故,便爬起来,毫无头绪做起出差准备,收拾国通号的资料、其他船只动态以及海运的泛用资料。
眼下这处公寓不过十来平米,厨房设置在门边,带一个狭小卫生间,房中只有一个小矮桌,连床都没有。除了洗漱用具,好像没什么值得带上的。
始发电车的车厢空空荡荡,我冷得发抖。目光空洞望着窗外,脑海里浮现出那三名失踪者,他们在冰冷海水里挣扎的无助惨状。
6点,石井送老赵和大副去海上保安部继续接受询问。老赵请求要两盒烟,石井问我是否允许,我回答:“给他一条。”对死里逃生的老人家,怎能吝啬。
在事务所写完海难事故报告,刚刚传真给总公司,南野又来“催命”,这次不要图纸,要国通号最后一次加油的详细记录表。有这份记录表,可以更有效率地清除油污,而原件已经随船沉入海底。
我逐渐摸清海难处理的头两道程序:按图搜救,着手清理油污。
总公司的操作员,没能找到国通号的加油记录表,只找到一份中通号的。这两艘货船规格相当,油品和油量应当差不多。我要来那份记录表,用涂改液隐去船名,再扫描传真给海上救难课。
天逐渐亮了,搜救作业重启,潜水员正在船体附近搜救。由于杂物多,光线暗,船表附着大量油污,难度极大。
因为此次事故,关门海峡被全面封锁,200多艘船只堵在东西两侧。石井建议我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一场大混乱。
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静得太异常,静得让我冒出了冷汗。我把手机摆在桌上,死死盯住,希望它快点儿响起,带来新消息。它真就响了,伴随着夸大的嗡嗡声,在桌面震动,吓得我一哆嗦。
货主得知了沉船的消息。我把写给总公司的事故报告端在手里,用流畅的日语翻译给货主。她沉默半晌,终于接受货物已经沉入海底的事实,又一时想不出什么急于得到答案的问题,只好说一句:“有新进展请马上通知我,那些货物可没上保险……”
我不禁发笑,废铁还要上保险吗?日本人把破旧汽车轧成一块块废铁,卖给中国人。不知国内同胞要这些工业垃圾做什么,我也不深究,只管根据客户要求,安排船长们一船一船往回运。
早上9点一过,船东、货主、分代理、船长们,抱着各自目的来打探事故详情。我就像前夜门司海上救难课的值班员一样,一遍遍回答他们的疑问,还要敲出一条条给客户的回复邮件。
脑袋汗津津,后背好像湿透了,困顿感袭来,我感到空虚和乏力,眼前一阵眩晕。我就要支撑不住了,想找李燕帮忙,可又联系不上。无奈,只好请求会计出山做事。
这天是周末,会计刚好在公司附近,正要陪妻子去皇居。半个小时后,他到了公司。如往常一样,这个日本人穿着深灰色西装,配白衬衫,绛红色领带。这身装扮从未改变过,哪怕是周末陪妻子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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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会计蹩脚的抵挡,我得以喘息,便跑到盥洗室点燃一根香烟。
李燕电话也通了,她一直在处理其他船只的事务。我刚抽两口,她来到办公室,蓬头垢面,无精打采,满脸怨气。看样子也忙碌了好一阵,这是她自讨苦吃,若原来那几个人没被挤走,我和她也不至于一人对接十几艘船。
李燕拽开椅子,用资料夹猛地拍打桌面,像在清扫并不存在的浮灰。我深吸一口烟,琢磨着怎么告诉她海难详情。
正推敲着措辞,石井突然来电汇报:“楚桑,很遗憾的消息,有一具遗体被打捞上来了。”
“是谁,名字是?”我焦急,声彻四壁。
“尚且不知,现在正往海边的简易停尸间搬送。”
“那么,他有什么特征,比如说……”我语塞了。
“海上保安部会叫船长去辨认的,只是……”他似有顾虑。
“只是什么?”我心想,可别再出什么岔子。
“只是,我安排的翻译是女性,她不愿陪同船长去辨认遗体,因而现场交流会有些困难。”石井顿了顿,“当然,这并非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与幸存船员沟通极为困难,他们都不会英语。”
“那你想如何解决?”我说。
“贵公司那边,嗯,如果,方便的话,嗯,我想……”石井很谨慎,尤其在有要求时,即便只是个合理的,或毫不起眼的要求。典型日本小职员的作风。
我明白了,没等他话说完,便打断说:“这事你与李桑说一下吧,行不行她来决定。”我走出盥洗室,把手机递给李燕,她看我一眼,接过去,眼神里似乎带着些许愧疚情绪。不,或许是我过度劳累,看花了眼。
李燕不住地“嗯”,夹杂着几个“是呀”“是吗”“原来是这样”之类的日语常用附和词汇。终于,她最后一句说:“那么,好吧,我马上让他去。”
听到这里,我心里舒畅,要去出差,不用再面对李燕了。我随即向她交代各艘船的动态、船况,问题船的解决方法,各个货主和地方分代理的脾气秉性,以及应当注意的事项。
李燕用一种奇特的眼神看着我,好似感激,又像钦佩。我感到反胃,庆幸自己没吃早饭。
会计为我预订正午飞往九州岛的航班,并支取10万日元作为差旅之用,还摘下手机挂在到我脖子上,这玩意儿可以打国际电话。公司为何要给不懂中文、也说不清英语的会计配备国际电话,真是不解之谜。
飞机平稳起飞,我靠着椅背,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很困,但睡不着,最后烦躁得连眼睛都闭不上,只能半睁着。索性不睡了,起身扶正椅背,从皮包里拿出资料,边整理,边思考之后该做的事情。
九州岛是坏天气。天阴沉沉,世界被挤压得狭小了许多。连绵的冬雨,从空中缓缓落下。雨点不大不小,敲打着机场大厅的深蓝色玻璃,之后顺势滑下,画出一道道弯曲且毫无规则的水痕。站在玻璃背后,我听不到半点声响。
一个浓眉大眼、面色凝重的汉子,向我走来。一手撑着大号的透明雨伞,另一手攥着手机不停挥动,这就是比我年长几岁的石井,典型的九州男子。我在机场买了清酒,随即与他前往门司海上保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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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之后,我俩起先保持沉默,车内回响着雨刷单调的声音。石井的银灰色“子弹头”横穿雨雾,快捷通过高速公路入口,开始加速。
石井终于开口说话:“楚桑,又发现了一具遗体,下午1点前后,现在停放在海边,海上保安部的人员正在检验。”
又死了一个?我心里一惊,默默祈求第三个人能活下来。
“两具遗体都是在哪里发现的?”我问。
“第一具是在靠近船尾的右侧船舷处,另一具是在机舱通往甲板的楼梯上,都穿着救生衣。”
我几乎能想象到,这二人拼命逃窜的样子。其中一人从船舱出发,向外奔逃,上楼梯时被海水吞没。另一人在船尾,还没来得及跳海,就被卷入水底。即便有再强烈的求生欲,即便如何挣扎,他们终究还是死了。
“那么,现在搜救情况进展如何?”我眼睛有些湿润。
“还在继续,海面上几艘巡逻艇不停搜索,水下也派出潜水员逐处检查船体各个部位。”石井说。
我拿出会计给的手机,向副总报告自己正在赶往门司的路上,以及两名遇难者遗体被打捞上岸的消息。
副总甚至没问两位遇难者是谁,就用一口浓郁纯正的山东方言指示我:遗体要马上就地火化,火化之前得着正装拍照存证,骨灰和照片尽快邮寄至公司船只经常靠泊的港口,由当地分代理交予本公司的船长带回国。
“沉船打捞事务如何处理。”我问。
“这由另一个部门和保险公司交涉,你不要瞎操心,有消息自然会通知你。”副总不耐烦了。
之后,我闭眼休息,此处到门司应该还有很远。
石井从侧面伸手递来一本小册子,封面写着“海难审判概述”。他盯着前方,说:“楚桑,您翻开第一页,看一下。”
翻开封面,背面用图表形象说明海事审判的流程,我用指尖点着图表的流向,听石井讲解:“像陆地上一样,碰上汽车事故,先要由警察询问双方的当事人。”
“这回是在海上,就由海上保安部先控制住肇事船只的责任人,并听取两方面对事故过程的陈述,之后先交由地方法院进行刑事裁决,可能要三个月才能进行判决,如果对方上诉,判决要拖延到半年或一年后也说不定。”
“之后呢,还有地方海难法院另行裁决,过程都差不多,得出的是对当事人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判决。即便是两方裁决同时进行,恐怕最快也要三个多月以后才能得出结论,这还是在完全顺利的条件下。总而言之,这次事故是一场漫长的战争。”
我听得心烦意乱,阖上画册,斜倚着车门,看向窗外。目光所至的极远处,出现忽隐忽现的阴影,是森林?还是群山?还是怒涛汹涌的大海?抑或我出现了幻觉。
石井见我沉默不语,又打开话匣,显得烦人。
“打捞沉船是大问题,也是门司海上保安部最关心的问题,船沉在海底,大小船只都不能通过。关门海峡的重要性,您也知道的,还请楚桑催促贵公司立即与保险公司接触,快速拿出打捞方案,国通号应该有P&I保险的。”
“有的,有的,没有那保险怎么进日本港口呢?”我很想睡一觉。
“还有油污和漂浮物的问题……”
“这些我刚才都和总公司反映了,有结果他们会马上通知我。”我不再搭理他。
我仿佛一个提线木偶,被冷漠的上司与程序化的日本人来回撕扯着。
门司海上保安部的会客室,出乎意料的简陋:几张凌乱的办公桌之间,强行挤进去两组沙发和一方矮桌。沙发有几处龟裂,露出淡黄的海绵。矮桌边角掉了漆,露出发黄的原木,上面摆着烟皿与银色咖啡具。
“请随意。”一名年轻办事员,过来给我们倒了两杯咖啡。
我饥饿难耐,浑身无力,往咖啡里加了大量奶和糖。刚端起杯子,对面走来两人,以旁人的神色判断,该是大人物。我放下杯子,与石井起身施礼。
左边矮胖的中年人,是海上救难课长南野,昨夜在电话里要船体结构图那位。右边的是搜救组长滨崎,搜救作业由他指挥。
滨崎年轻一些,看我紧张,笑了笑,挥一下手,说:“放松,不要太拘束了……”他卡壳了,因为没记住我的名字,也没接到我的名片。
我双手呈上两张不伦不类的名片,同时再一次介绍自己。我还在试用期,尚未印制名片,从东京出发前,李燕拿出她的名片,叫我遇到需要的场合用以应付。在飞机上,我划掉李燕的名字,端正写好自己的大名,并标好假名。
双方都显得轻松了,滨崎问:“楚桑抽烟吗?”并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七星”,抽出一支,衔在嘴角,一只手伸到怀里摸索打火机。我迅速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打火机,伸了出去,替他点燃香烟。
滨崎冲我一笑,开口说明搜救现况。现在风大浪急,冬雨连绵,搜救难度极大,不过仍然坚持工作,潜水员在水下不间断搜救。
“那么,两名死者的姓名确认了吗?”我问。
“当然。”滨崎点头,衔着烟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张纸,转身过来,递给我,“都是经过贵国船长确认过的。”
我接过那张纸,看到二副和实习生的姓名。也就是说,轮机长还在海底。我心脏猛地一跳,希望他还活着,希望他不要放弃。
这时,一名海上保安部的官员,拿着一页纸走到南野课长旁边,轻声耳语几句。南野点点头,将那页纸转交给我。
“今早楚桑传真过来的这份加油记录表,有几个数字不清晰,没法开启油污清理工作,请您再和贵公司确认一下。”南野指了指门口,“这里太乱,可以到外面去打电话。”
这是用中通号的加油记录冒充的,想把数字填上只得问中通号的船长。我走到外面,拨通电话。
中通号船长先问道:“小楚,你在哪里?”
“在门司海上保安部谈事情。”
“是中达被撞沉的事吧?”他立刻警觉起来。
“是,正在谈。”他的船也堵在关门海峡附近,我起初以为这并无隐瞒的必要。
“没了几个?”他压低声音。
这个问题暗藏深意。公司的船员,大多出身北方和福建沿海的农村,皆为相互介绍而来,因此船员互为乡党、亲属的现象非常普遍。
想到这里,我也跟着警觉起来。心想,若是多说或说错哪句话,对公司或是遇难者不利的流言就会传开,传到船员老家……甚至威胁到我的声誉与安全。
“刚到,现在情况还不清楚,正在查呢。”我糊弄他。
他还要开口问,被我岔开话题:“船长,你看你们上次加油的记录表还有吧。”
手机传出一阵跑下舷梯的声响,接着,船长喘着粗气问:“有,怎么着?”
“我这份加油记录备份有几个数字不清楚,你帮我对一下。”
确认好表格,我迅速挂掉电话,不让对方继续套话。
返回室内,只剩下滨崎与石井,两人谈得热火朝天。见我进来,他们止住嘴。
石井示意我坐下,说有几件事情需要请船东和总代理协助。
我坐稳,爽快答应:“您说罢,能做的我们一定尽力配合。”说罢又点燃了一支烟,最近烟瘾越来越大。
首先是,门司海上保安部需要更加完整的国通号船体结构图。
我点头,说:“是,我们有,马上按地址邮寄过来。”
其次是,立即催促保险公司启动赔偿程序,火速派海事律师来调查情况,以便尽快调集资金打捞沉船。不然,关门海峡无法通航。
我点头,说:“好,这个我会立即敦促总公司的。”
还有就是遇难者遗体的处理问题。滨崎推过来一张名片,说:“我和这家殡仪馆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之所以向你们推荐,是因为这家永善社是本地最大的,冷库的状态也是最好的。”
我转向石井,说:“那就用这家吧。”
“还有……”滨崎搔搔头,“遗体要尽快处理,你看遗体是就地火化,还是等家属来日本再火化,或是把遗体运回中国,这都需要贵公司尽快做出决定。”
“立即火化,这是刚才总公司的决定。”我想起先前副总的指示。
“有书面的证明吗?”滨崎问。
我摇摇头。
“那就不行了,不光是公司书面证明,我们还要家属的证明,证明他们同意处理方案。”滨崎十分严肃,一改先前的商量语气。
我正盘算如何让公司与家属出具证明。滨崎嘴还不停,日本人说话大喘气,总是一句一句往外挤,听者必须付出极大耐心。
“还有,在有关于遗体的处理方法切实无误通知海上保安部之前,幸存七名船员不可随意活动。”
这是什么意思,软禁?把幸存者当成人质,要挟我快速处理遗体?
这时,传来消息,轮机长已经找到了。
作者 | 楚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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