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智商的历史造伪，竟跑到中国来了

最近，中国新闻网发布的一则消息令人大吃一惊。

2024年1月，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托名的景教寺院遗址等六个项目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按西史叙事，景教是古代亚洲基督教的一支。1905年，该遗址遭德国探险家盗掘，出土1000余件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文献，其中主要是叙利亚语的景教文献，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6月14日，中新社乌鲁木齐电，题为：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发现了什么样的亚里士多德作品？

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群众眼皮子底下构建西方历史的过程。

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从吐鲁番遗址中掘获七件叙利亚语哲学残篇，因过于残破，长时间未能比定具体内容。

一百多年后，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林丽娟重新缀合了这些残篇，将它们正式比定为叙利亚语版亚里士多德所著《范畴篇》(Categories)第十章的部分内容，成果公开发表。经过比对，吐鲁番出土残篇中保存了不同于三种传世叙利亚语本《范畴篇》的术语译法，可能包含了第四种叙利亚语译本的元素。

并且，将吐鲁番出土的这七件叙利亚语残篇断代为高昌回鹘时期（元始9世纪至13世纪）。由此得出结论，这是目前所知《范畴篇》流传到中国的最早证据，挑战了对中亚和中国亚里士多德著作接受史的既有认知，——也就是说，这些人挖空心思，试图以“中国考古”的方式是为西方伪史背书，既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又证明了基督教的悠久历史，还能证明文明由西向东传播，证明华夏文明西来说。一举多得，多好，真是一个“天才的想法”。

直觉告诉笔者，这个主意肯定不是西方人想出来的，一定是某些带路党千方百计为了讨好西方金主，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然而留洋的西方古典派们一拍大腿，极力配合。

可惜，群众的眼睛雪亮，假的就是假的，动用再多的手段“指鹿为马”也没有用。

既然是吐鲁番考古，那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晚清时期，国力衰微。

西方列强的文物大盗肆无忌惮，往往以“探险家”的名义在神州大地各处疯狂盗掘。

最早进入吐鲁番地区并盗走大量文物的是俄国人。

从1893年开始，罗波洛夫斯基、科兹洛夫和克列门兹，都先后到过吐鲁番并带走吐鲁番出土的文物。克列门兹曾经写过简单的介绍文章，但是俄国的情况一直是收藏的多研究的少（详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四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4-138页）。

德国人从俄国那边得知消息后，也是怀揣着心中的狂喜，成立多支考察队（盗墓队），蜂拥而至。

1902年8月，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成立，领队是格伦威德尔。1904年，第二次吐鲁番考察，勒柯克为队长。1905年第三次，1912年第四次。德国新疆考察队，都以吐鲁番为名义，但是考察的范围远远超出吐鲁番，涉及整个新疆塔里木盆地北沿全境（详见：参看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三章，69-113页）。

1905年，清朝政府准备立宪改革，派朝中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情况，著名收藏家端方到达欧洲后，在柏林博物馆发现了吐鲁番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十分震惊，立即将其拓印并带回国内。此事引发很大反响，这时才有人意识到“中国的文物在被西人通过不法手段偷盗”。遗憾的是，此时距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灭亡仅有五年左右，国力已经衰落到了谷底，面对西人的疯狂盗掘行为，普通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又能做些什么呢？

在中国西北疯狂盗墓的，不只是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有日本人。

1902年，日本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开始组建西域探险队奔赴中国西北。至1910年时，日本人一共进行了三次西域考察。其中，第二次、第三次在吐鲁番进行了盗墓挖掘，获得了大量文书。后来，这些文书被日本人带回国内，命名为“大谷文书”。迄今为止，一共整理出版了《大谷文书集成》三大册。

迄今为止，新疆出土的吐鲁番文书散落于世界各地，藏于德国、英国、俄国、土耳其、美国、日本等地。

吐鲁番的考古，与敦煌藏经洞文书一样，经历了早期西方列强盗掘和贩卖的阶段，经历了不堪回首的过往。那本是属于华夏民族的瑰宝，理所应当埋于地下，不受破坏，这是华夏先民留给我们的遗产。现在，大多变成了别人的“资产”。

中国学者参与吐鲁番考古活动，已经是后来的事了。

从1927-1930年，只有黄文弼先生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时在吐鲁番做过调查和挖掘工作，后来撰写了《高昌》《高昌陶集》《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专著。在那个时期，这已经相当于是孤篇的“绝唱”了。

盗墓的好处，显而易见。挖掘出来的文物，可以卖个好价钱。盗墓贼和文物贩子都可以凭此赚得盆满钵满，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不过，这还不是盗墓“益处”的全部。

更重要的是，尽管古代的拼音文字根本无法释读，但可以塑造几个啥也不懂的“神童”商博良出来，按照自己的要求，指鹿为马，以“权威”的身份来重新书写中国古代文献的内容，我就说它是叙利亚古语，说它是古希腊内容，说它是亚里士多德写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俺就是当代的法国神童商博良，你能把我吃了吗？除此之外，我把你们家的文献都偷走了，你又不知道我偷了多少，偷了哪些，那我动动脑子，以现代技术手段伪造一些文献资料塞进去，说是从中国那边考古发掘出来的，你能辨得出真伪吗？

而且，为了堵上你的嘴巴，我还让某些NGO基金出资赞助，让你们的教授来“盖章印证”，这下你没话说了吧？

当然，国内没留过洋的教授由于不认识，没什么机会联络；而出国留学的那些人，就有很多机会熟络关系了。

一起看看林丽娟教授的光鲜履历。哦，不好意思，是个副的。这次冒险领功之后，应该很快能转正了。

简历显示，林副教授从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之后，就去了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和洪堡大学交流，而后主修外国哲学，又于2014年10月进入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哲学系和古典学系”访问。2011-2016年，德国慕尼黑大学。

从其履历来看，主要是学习西方古典史，并研究“阿拉伯翻译运动”，为西方杜撰的文明史西传服务的。

林丽娟副教授在《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文书：从〈柏林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叙利亚语文本〉（2014）一书谈起》中提到“书评初稿得蒙荣新江先生指正”。由此可见，林丽娟副教授与荣新江先生之间存在交集。

且来看看荣新江先生的光鲜履历。

荣新江，男，1960年生于天津，敦煌学家、历史学家，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4年9月至1985年7月，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留学。

1994年10月至11月，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访问研究。

1995年8月至9月，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邀请，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

1996年5月至8月，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教授。

1996年10月至1997年1月，赴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做访问学者。

1997年6月，赴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做访问教授。

2007年1月至3月，赴日本中央大学访问，担任东洋文库客员研究员。

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赴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做访问研究。

2013年4月至5月，应邀访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2014年9月至10月，赴日本龙谷大学亚洲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做访问教授。

2021年7月，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

荣新江先生的履历非常国际化，荷兰、日本、美国、法国、英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西方国家颇受青睐，还于2021年7月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

荣先生不是莫言，但这份靓丽的履历仍旧令人想起那些荣获国外大奖的设计师和学者们。他们凭什么获奖？凭的是“投其所好”，愿意用自己的作品为西方的目的服务。

巧的是，林副教授与荣先生都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访问交流”的经历。

林副教授与所谓的中国伊朗学第一人段晴教授之间，也存在交集。

2002年秋，北大古叙利亚文短期班中方参与者合影（右三为段晴教授，左一为作者；Hubert Kaufhold摄影，林丽娟提供电子版）。2022年3月26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南方周末发文悼念。

1971年，段教授进入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学习，学的是德语。1978-1982年师从季羡林先生、蒋忠新先生专攻印度学，获得硕士学位。而后赴德国汉堡大学师从R. E. Emmerick教授主修伊朗学，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

从段晴教授、林副教授、荣新江先生三者的履历来看，都有德国访问、学习的经历。段晴教授去世，南方周末特意发文悼念，林丽娟提供照片电子版。

巧的是，1905年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的寺院遗址，正好是德国人盗掘的。更巧的是，由林副教授出面，认定德国盗掘的寺院遗址出土的文书内容是叙利亚语版亚里士多德所著《范畴篇》第十章的部分内容。

妥妥的一股子德风拂面。

这不禁令人想起2023年6月德国出土的那把闪闪发光、号称3000多年前打造的青铜剑。彼时，巴伐利亚州负责历史古迹保护工作的办公室说，这把剑据信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4世纪末，也就是青铜器时代中期。它是在讷德林根的一处古墓葬挖掘现场出土的。

2019年4月15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五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围城考：东方世界的希腊知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林丽娟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评议。

这个兴全基金是个什么来头？

兴全基金，于2003年成立，当时的名称是“兴业基金”。2008年，荷兰全球人寿保险公司入股，公司更名叫“兴业全球基金”。2016年12月，因其发展需求正式更名成为“兴全基金”。2020年3月18日，兴全基金再次更名，变为“兴证全球基金”。

兴全基金股份结构如下，荷兰全球人寿保险国际公司占股49%，并派了两名外籍董事，一名外籍监事。

2023年4月14日上午，应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邀请，北京大学世界历史学系林丽娟副教授做了题为《亚里士多德在吐鲁番——中国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和遗存漫谈》的学术报告。

实际上，当年来中国西北考古的那些外国探险家，可不只是抱着盗掘文物的目的来的。他们是传教士打头阵，所谓的景教、罗马教堂都能想方设法在中国大西北考证出来，其目的绝不单纯。

景教遗迹也考证出来了，墓顶石上的文字还可能是叙利亚文。

罗马教堂也敖伦苏木古城东北角考证出来了。

对于林副教授跟随西方传教士当年的“考证之路”，笔者有如下疑问：

第一，古叙利亚文是表音文字，在历史长河中容易发生流变。从词源辨析的角度来看，没有一本古叙利亚文的词典留存至今，笔者查了很多资料和图书馆，都未能找到有关古叙利亚文的词典，目前能见到的叙利亚文词典、波斯文词典、阿拉伯文词典，都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由英美（主要是英国人，幕后是可萨犹大资助的英国伦敦会）编撰的，以新叙利亚文（一种新文字）去解释古叙利亚文（古叙利亚文是亚兰文的一种方言），却没有古叙利亚文词典作为凭据，是否存在商榷之处？能否准确释读出来？

第二，这些所谓的从吐鲁番出土的史料，能否鉴定一下其纸张的材质，以及书写的墨水成分？吐鲁番出土的纸张，使用的是华夏的造纸技术，技术特点很鲜明，是容易甄别的。唐朝高昌时期，国外的造纸术很差，两者的区别很容易对比分析出来。此外，墨水方面的发展和研究，国内相关论文和考证多如牛毛，通过对比也很容易确定这些史料上使用的究竟是不是产自中国的墨水。如果最终证明，这些所谓的史料，都是从国外输入的，那就很有意思了，在造纸术和墨水方面非常值得探讨。毕竟，造纸术源自中国，从中国传至撒马尔罕，再从撒马尔罕向西传播这条路径非常清晰，大致的时间也可以确定。

第三，经过西史辨伪十多年来的研究和分析论证，已经基本确定亚里士多德是个虚构的小说人物，大秦景教碑已经被证实为假货，景教的历史是伪史。

1844年版《职方外纪》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如德亚：古名拂菻，又名大秦，唐贞观年中曾以经像来宝，有景教流行碑刻可攷（kǎo，考）。”

然后，上述这段话无论是在《函宇通》，还是在天启年间的《职方外纪》中都是没有的，属于典型的后世杜撰。

《函宇通》中描述的“如德亚”一共只有71个字，没有什么景教碑。

明代天启年间版《职方外纪》中记述的如德亚，足足有四页，光从字数上看，就翻了好几倍。

“亚细亚之西，近地中海有名邦曰如德亚，此天主开辟以后，肇生人类之邦。天下诸国载籍上古事迹近者千年，远者三四千年，而上多茫昧不明或异同无据，唯如德亚史书自初生人类至今，将六千年，世代相传……”

天主生人最出赐此沃壤，其国初有大圣人曰“亚把剌杭（亚伯拉罕）”……

原先没有的“亚把剌杭（亚伯拉罕）”虚构出来了，但是仍旧没有所谓的景教碑。

追溯原文，根本就没有什么“唐代的景教碑”，那1619年艾儒略又如何在泉州发现景教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是伪造的。

明天启三年（1623年），一说天启五年（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沉睡地下近八百年后，在西安西郊（一说周至县）偶然出土，出土后就近移入金胜寺（唐代称崇圣寺）。

根据另一种神奇说法，耶稣会方德望记载，一年冬天天降大雪，白雪覆盖了大地，可只有这块石碑上面的土地没有积雪，人们感到很奇怪，纷纷猜测下面肯定有宝藏，便进行了挖掘，于是，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就这样重现人世。

不论是哪种方式现世，耶稣会传教士都高度重视此事，第一时间组织人手将碑文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尽管如此，许多人并不认同此碑，伏尔泰十分鄙夷地评价说：“（此碑是）虔诚的骗术。”

20世纪，经过中国学者陈垣、白寿彝和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等人考证，一致认为此碑是明代人撰写的托古伪碑。

经过对比研究发现，其实无论是号称立于1489年“弘治碑”，还是立于1512年的“正德碑”，其碑体的制式、碑文风格，都极为相似，彼此之间的时间仅仅相隔23年，所以，有学者断定这两块碑出自同一批造假者之手。

没有景教碑刻，就无法证明唐代有景教，有这个基督教的亚洲分支。

景教都没了，那些所谓的叙利亚语景教文献又如何真的了？

所谓的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不过只是把别的宗教寺院托名给“景教”罢了。

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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