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蒋校长（ID:jiangxiaozhang666）
撰文：坐标纵线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屈辱的一幕：
一个把辫子像牵狗绳一样栓在栏杆上的那个人，是中国的外交官。
这是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采访中提及的一段历史，一时间引发了无数网友转发。
张永新导演讲的，是那个清政府外交官谭锦镛的故事。
在美国期间，谭锦镛因为扎着辫子，被美国警察在旧金山殴打，之后把他的辫子像牵狗绳一样拴在栏杆上。
后来，谭锦镛不堪受辱，在旧金山大桥跳水自尽。
这样一段屈辱的过往，让网友们意难平：
这段历史，是中国外交史上屈辱的一页。
然而，正是有了这段外交屈辱，才刺激起来无数中国人开始走向觉醒。
一直到1919年的巴黎和会之辱，彻底激发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启了中国的“觉醒年代”。
01.
张永新导演讲的，是个鲜为人知的屈辱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谭锦镛，清光绪(1898年)科进士，钦点蓝翎侍卫，后来被清政府派到美国去当外交武官。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8月13日，这一天对中国来说本是平淡无奇，但是对谭锦镛来说，却是个无比屈辱的日子。
这天，谭锦镛办完公务，天近黄昏，他走在一座大桥上。一个与谭锦镛擦身而过的美国警察见谭锦镛留着长辫子，便对谭锦镛出言不逊：“中国人，黄皮猪!”
这已经不是谭锦镛第一次被这么称呼了，但又能如何呢？一直到100多年后的今天，很多华裔仍然会在美国遭遇各种侮辱性称呼甚至是被殴打。
绝大部分华裔，只会忍气吞声，想办法快速离开。
然而谭锦镛没有，他停了下来，看向美国警察，因为他是中国外交官，代表着中国的尊严。
但美国警察变本加厉，反而抬手掀掉他的帽子，抓住谭锦镛的辫子肆意侮辱：“哈哈，长辫子，猪尾巴!”
谭锦镛强压怒火，拾起帽子，用英语说：“请先生自重，中国人也是人!”
“中国人是人?”美国警察嚎叫着打了谭锦镛一记耳光。
谭锦镛忍无可忍了，当即回敬了这个家伙几拳。
不料，这家伙吹响警笛，召来几个巡警，将谭锦镛按倒在地，一阵毒打。
打完后，这些警察又把谭锦镛拖到桥下，将他的辫子缚在篱笆上示众。
面对这群如狼似虎、骄横跋扈的美国警察，堂堂的中国武官谭锦镛，竟无力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甚至连自己个人的尊严也捍卫不了。谭锦镛的心碎了。
美国警察对谭锦镛百般戏弄侮辱后，将他扣上手铐，押进旧金山警察局。
谭锦镛出示使馆武官证件后，美国警察狂叫：“凡是中国人都得挨打，谁也破不了例!”折腾到深夜，一位当地华侨商人花钱疏通，谭锦镛才被释放。
平白无辜遭此凌辱，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谭锦镛越想越颓丧，第二日终于走上高桥，投水自尽。
而那位赎他出来的华侨商人，就在旁边，却没有阻拦。
或许，华侨商人理解了谭锦镛的死志，在他被那群美国警察当狗一样栓在路边践踏之时，他就已经死了，如今这一跃，不过是为了成全他作为一名外交官最后的尊严。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毕竟，在那个战火纷飞、国家动荡的年代，又能有多少人去关心一个死在国外的外交官呢？
谭锦镛本可以活得比大多数中国人都要好，但是他不愿意，他的信仰是国家尊严，是民族荣辱。
当信仰不复存在，他宁愿以身殉之！
02.
1903年，谭锦镛死后两个月，10月5日，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军，11月4日，黄兴组织了华兴会，开始为推翻清政府而奋斗。
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弱国的境地，中国的外交仍然处于任人践踏的局面。
1918年一战结束，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而中国，破天荒地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中国的外交代表团确立为五人：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和魏宸组，都是那个年代的外交精英。
对于这样一支人才济济的团队，中国政府自然也寄予了厚望：一是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的一切权益；二是取消二十一条之全部，即便不成也要取消一部分；三是取消外国人在华一切特权；四为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在华之政治、经济特权。
可是到了巴黎，中国代表团就挨了当头一棒：只允许两名代表参会。
中国派出五人的原因，是因为美、英、法、意、日五大国都是五人。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渴望着能够和英美等国并驾齐驱，入席大国之列。
可是，美、英、法、意、日代表为五人，比利时、塞尔维亚、巴西等国可以派出三名代表，而中国和波兰等国家只被允许派出两名代表。
紧接着发生的另一件小事，让中国代表团更为认清了中国的处境。
为了向列强领袖们示好，中国代表团特意准备了一批勋章，可当陆徵祥对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提出授勋一事时，对方竟然直接拒绝了。
中国代表团被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打击到了，也为马上开始的会谈蒙上了阴影。
果然，会谈一开始，日本就剑指山东，要求继承所有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然后，在这个世界瞩目的舞台上，顾维钧，这位刚满 31 岁的外交官，发挥自己全部的天才智慧和爱国激情，贡献出一场精彩绝伦的辩论。
“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这场辩论，日本完败。
但是在强权政治的世界，以理服人的演说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
4月，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也退会抗议。
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日本条件。
当时率领中国代表团的陆征祥无限感慨地说：“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
巴黎和会的耻辱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开启了中国的觉醒年代，这也是中国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原因。
然而，光觉醒，远远不够，一个国家没有实力，一切的外交技巧都是空谈，甚至连外交官，都会被人踩在脚下。
济南惨案就是明显的例证。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并与北伐军发生冲突。
为平息事态，5月2日，蒋介石派遣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率领外交随员来到济南与日军交涉。
中国有句古话，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可是日军的下限，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仅仅一天后，5月3日晚，50余名日本兵置国际公法于不顾，闯入交涉署，大肆抢掠，将外交文件、地图等弃置满地，国民政府旗帜和孙中山画像也被撕毁。
蔡公时用日语同日本兵理论：“这是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军事单位……日本皇军应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节……”
日本兵不等蔡公时说完，就用枪托将他打翻在地，又将署内其他中方外交人员一齐捆绑，轮番毒打。
此时，一日军士兵进来宣读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所下的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镇定地将这个消息翻译给大家：“日本兵要剥去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
日本兵上前，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又残忍地将其鼻子割下，双目剜掉。
据后来侥幸逃出的勤务兵张汉儒回忆：“当时我虽已血流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
在极度痛楚中，蔡公时仍大声怒斥不止：“日军决意杀害我们，惟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本兵见蔡公时骂不绝口，便将刺刀捅入他嘴里，使劲旋转，将其舌头剜掉。
当晚，蔡公时与交涉署十余名随员全部被枪毙。他们在赴任不到一天之内，壮烈殉国。
日军进而重炮攻城，5月11月，济南城失陷，日军屠戮中国军民近8000人，是为“五三惨案”、“济南惨案”或“山东惨祸”。
史学家称，这是南京大屠杀之前，现代国际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一幕，也是中国外交史上，遭遇的最惨无人道的一幕。
03.
那真是一个黑暗的年代，无数外交人员在弱国的帽子下，受尽屈辱，只为争取那一点点本该有的利益。
谭锦镛倒在了旧金山，蔡公时倒在了济南，然而在中国国内却有无数的人开始站起来，他们看到了国家的落后，他们开始觉醒，开始反击。
他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外交终于可以告别卑躬屈膝，挺直腰杆子和列强说话。
建国前夜，中国就驱逐美国在沈阳的领事馆，炮击进入我国长江的英国军舰，此时的国家虽然还没有成立，但是已经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
我们新中国不是以前的旧中国了，我们的主权不容侵犯，即使是美英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也不行，照打不误。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抗美援朝，毛主席力排众议，硬是出兵朝鲜，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在停战谈判时，中国外交代表团不卑不亢不辱使命，捍卫了国家的利益。
中国外交胜利的背后，是那些征战在鸭绿江、长津湖、金刚川、上甘岭的英雄英勇奋战，用血肉之躯和钢铁般的意志才换来的。
从那时起，中国外交就开始靠中国实力说话，也铸就了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铮铮铁骨。
1965年，面对当时美国的威胁，陈毅召开记者招待会，正是在会议上，他说出下面这三句铿锵有力的话：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这几句传颂了将近半个世纪、大长中国人民志气、掷地有声的硬话，被誉为这位诗人外长“铁铸的诗句”。
在随后的日子里，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复杂严峻，外来压力如何霸凌蛮横，中国外交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政策立场，始终将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绝不拿原则做交易。
就像总设计师那句话说的：“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七十多年过去，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超百万亿元的GDP，展示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实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及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成就，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重，中国外交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那么是谁给了当今中国外交官们以信心和底气？
是在长津湖穿着单衣冒着零下40度严寒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们。
是罗布泊戈壁沙漠中排除万难研制出“两弹一星”的“无双国士”科学家们。
是守卫在雪域高原，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后毅然冲向敌阵的英雄军人。
是奋斗在扶贫攻坚路上的劳动者。
是拼搏在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
也是你我的祖辈父辈们，为中国的强大和进步奉献了青春和热血的几代普通中国人！
当2021年，那句字字铿锵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回响在安克雷奇的时候，谭锦镛——那位120年前自杀在旧金山的中国外交官，如果听到了，也许会欣慰地笑了吧：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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