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政治精英正在发生代际转变

非洲政治精英正在发生代际转变。新一代非洲政治精英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媒体使用习惯等与老一辈非洲政治家有不小差别。他们将对国家政治进程、发展道路选择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这些新面孔对中非关系持何种认知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塞内加尔总统法耶、肯尼亚总统鲁托、布基纳法索过渡总统特拉奥雷。

2024年，全球范围内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大选。在非洲，南非、塞内加尔已经举行了总统选举，卢旺达、加纳、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等十余个国家将举行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选举是非洲国家领导人更替的重要形式之一。近几年，还有一些非洲国家出现了非正常领导层代际交接现象。根据当前非洲国家新生代领导人特点，可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家族传承型政治精英。多哥、加蓬等国领导人属于这一类型。这一群体对家族认同较高，多在前殖民宗主国接受教育，受宗主国影响大。不过，近些年的政治实践也证明，家族传承型政治精英更迭越来越没有可持续性。2001年约瑟夫·卡比拉从父亲洛朗·卡比拉手里接过政权，出任刚果（金）总统。2018年，他在选举中败给反对派领导人齐塞克迪。邦戈家族自1967年以来一直在加蓬掌权。2023年加蓬发生军事政变，虽然政变发生在邦戈家族内部，但邦戈家族父死子继的政治传统终结了。

第二类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事政治精英。近几年，西非军事政变重新抬头。2020年以来，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各发生两次军事政变，几内亚、尼日尔各发生一次，几内亚比绍发生一次未遂政变，导致这些国家领导层更迭。目前几内亚、马里、布基纳法索等国军政府领导人呈现出年轻化、军事化特点。布基纳法索过渡总统易卜拉欣·特拉奥雷是位“80后”，2006年进入瓦加杜古大学学习，后取得基础与应用地质学学位。毕业后，他加入该国武装部队，后在军队中一路晋升。2022年9月其通过军事政变夺权。非洲智库Afripolicy分析称，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西非国家多采取一党制政治制度。在这之后，这些国家政治发生变化，政党数量大增，恢复了政党的多元化。而组成这些政党精英的是军人，也有一些文职领导人和年轻政治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1970年到1990年间担任军事系统的顾问。

因此，军人政变和军人政权出现是有迹可循的。这些国家军政府领导人往往没有一以贯之的长期执政纲领，背后多受西方势力掣肘。不过，这些西非国家军政府领导人掌权后，该地区正历经一场变局，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这一区域的博弈愈演愈烈。

第三类是民选政治家，其重视选票政治并迎合民意。尼日利亚、肯尼亚、塞内加尔等国新生代领导人属于此类。2022年8月，肯尼亚联合民主联盟党候选人威廉·鲁托赢得总统选举。鲁托是名“60后”，出身微末，年少时以贩卖小商品为生，后考入内罗毕大学。在2022年总统竞选中，与肯尼亚的肯雅塔—奥廷加“政治王朝”相对应，鲁托创造了“打拼者之国”（Hustler Nation）这一政治概念，获得了该国广大年轻人支持。鲁托也被外界称为“草根总统”。近期西非国家塞内加尔也迎来政治变革。3月24日，塞总统选举落幕，结果出人意料，“80后”巴西鲁·迪奥马耶·法耶获胜，成为塞自1960年独立以来最年轻的总统。2023年4月，法耶因在社交媒体发布批评该国司法体系的消息被拘留，一直到今年3月14日获大赦才出狱，外界称其“从囚徒到总统，仅用十天”。法耶自称是反建制候选人，倡导制度变革。他有关泛非和削弱法国在西非影响力的政策正受到关注。

在这些非洲政坛领军人物身后，非洲其他领域“80后”“90后”政治精英或意见领袖也陆续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政治精英群体也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接受过西方教育，服务于政府或国际组织的政治人士。例如，生于1983年的波拉·因加比雷，现担任卢旺达信息与创新部长，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阿雅·谢比，1988年出生于突尼斯，是非洲联盟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官员，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这类政治精英已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着眼于国家和地区在新兴领域的发展。第二类是活跃在非洲政坛的青年意见领袖。他们大多思想激进、反政府主义倾向浓厚。例如，流行歌手出身的乌干达国会议员博比·瓦恩，生于1982年，是乌反对党领袖，正计划登上更高的政治舞台。第三类是活跃在妇女、人权、环保等领域的非洲青年群体。例如，来自科特迪瓦的伊迪丝·亚·布鲁，生于1984年，目前是非洲最有影响力的数字活动家，创建了在线妇女杂志，是著名博主。

根据笔者观察，非洲少壮派政治精英群体对华态度较为分化。教育背景较完整的非洲政治精英一般视野宽阔，相对理性，能从全局层面理解国际政局。他们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多持开放、包容态度，能辨明西方的蓄意挑唆和造谣。奉行激进主义、反政府主义的非洲青年政治精英擅长操纵舆论，有可能对中非关系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他们往往将现政府与中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瑕疵无限放大，借机炒作、煽动民意，引起国际舆论关注，迫使现政府就范。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与老一辈非洲政治家恩格鲁玛、尼雷尔、卡翁达等打造了中非传统友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为非洲多国培养了众多各类人才，为非洲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随着老一辈非洲政治家们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中非传统外交资产正面临非洲领导层代际交接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究其原因，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国家当前更加强调非洲的重要性并不断加码对非投入力度，同时在非洲采取各种手段与中国竞争；另一方面，新一代非洲政治精英对中国的认知远没有他们父辈那么深刻。另外，非洲“80后”“90”后政治精英中，在中国接受系统教育的相对较少，对中国认同度有较大提升空间。

这提醒我们注意几个问题：其一，应加大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其二，培养非洲人才在注重技术交流的同时，也应加大人文领域的交往，以增进认同。其三，要鼓励互联网平台赴非开拓市场。新一代少壮派非洲政治精英善于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塑造个人品牌，积累政治资源。他们十分依赖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络平台。总之，要帮助新一代非洲政治精英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既要使其了解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一面，也要了解中国的新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