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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野魔芋
注：为了不产生误会，本文中用明商与票号替代容易产生分歧的名词。
明商-因为大明设置的九边重镇而发迹的大明商人；
票号-因投靠大清，被扶植为“内务府皇商”，最终开展金融业务的民间机构；
第一部分：从原始积累到开拓市场到垄断，明商是怎么发迹的？
因为大明的边境政策和一系列的扶持，明商得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部分：大明给了明商机会，明商要了大明的命！
通敌卖国，明商终于开始爆发式增长；
第三部分：从经商到金融，票号诞生，完成三级跳；
第四部分：官商互惠，抱紧大腿，票号垄断大清金融的利器
真以为那些成功企业，是因为努力或者勤奋？
第五部分：奇怪！国家越衰弱，票号发展越好
越是国家动荡，票号的生意越好！
第六部分：成也大清，亡也大清，清廷是如何把票号送走的
大清已经完蛋了，你还不知道吗？
第七部分：票号真的聪明吗？我们读到了什么？
咸丰年间的某一天，大票号日升昌的发薪分红日，在票号学徒3年的小伙计终于转正了，作为正式员工他领到了12两，有了这笔钱，他可以买一亩田，两头牛，供一家八口一年的生活费，他很满足，要知道县太爷一年的俸禄也不过45两！
他顶头上司票号大掌柜分到4250两，是县太爷100年的收入！
而他所在的日升昌票号，当年汇兑3800万两，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
鼎盛时期，大清的票号们一年汇兑5亿两，占有清政府80%白银储备。
号称「清朝支付宝、金融扛把子」的票号，如何100年里从鼎盛到覆灭的？
呃……这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第一部分：从原始积累到开拓市场到垄断，明商是怎么发迹的？
一黑一白，是明商的崛起秘籍，别乱想，黑指的是煤矿，白指的是银子。
刨根问底，最早让明商发迹的并不是煤矿，而是盐.
山西河东一代，也就是黄河凹进去的地方，刚好卡在华夏文明中心地带，自古就，黄帝、蚩尤、炎帝为了都抢盐池大打出手，后人叫什么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
把二者绑定在一起的人是朱元璋
朱元璋把蒙古人赶回了老家，隔着长城互相恶心，不过蒙古人随时都可能入侵，朱元璋只好挨着长城，设立九大军事重镇，常年驻兵盯着蒙古人。
而大同，是最关键的重镇之一！
永乐时期，大同镇驻军13.5万人，崇祯时期，大同镇驻军兵力7.6万余人，太原镇驻军5.3万人。整个九边驻军接近80万人，几乎是明朝一半的军力。
几十万人吃吃喝喝不得花钱啊！
让士兵自己屯田种粮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实在搞不下去了，从南京往山西运吧，朱元璋看了看时间和运输成本，算了，还是外包吧。
1370年，《开中制外包方案》率先在大同试点运行：商人们往边关要塞送粮食，大明政府把食盐经营权拿出来作为贴补。在大同缴纳一石米，能换200斤盐。
商人们一看，都不带琢磨的，直接开干，食盐经营权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卖盐这肥差落到明商手里，想不挣钱都难，况且没有技术和资本投入，人人有利可图。
试点效果很棒，开中制开始全国实行，一开始用米换盐，后来麦、粟、豆、草、铁、茶、棉花、衣物等都被用来上交换盐，白银流通后，明商干脆交钱换盐。
隆庆年间，明朝和蒙古对抗实在力不从心，双方谁也不能灭掉谁，一直相互对峙，最后达成协议：沿长城开设互市。
明商们蜂拥而上，广泛拓展业务，不但发现了卖盐之外的商业机会，还蹚出了经由蒙古横贯欧亚的万里茶道。
还差最后一步：垄断
可是，天下之大，商人之多，明商何以杀出重围？
关键时刻，还得是明朝政府出手相助
为了规范市场，控制从事盐业商人的数量。万历年间，《纲运法》出台，政府指定资本厚实的商人为官方合作伙伴，独家垄断，普通商人想都别想，看看就好。
好了，我们总结一下，大明时代的明商，是怎么发家的？
是因为他们更勤劳吗？
是因为他们更聪明吗？
没有大明设置的九边与后续一系列的国防、商贸政策，能有明商的开始吗？
换言之，如果大明的边境是在内蒙或者辽宁，起来的根本不是明商，而是蒙商或者辽商。
但是大明没有想到的是，给了明商机会，最终明商要了大明的命。
第二部分：大明给了明商机会，明商要了大明的命！
后金的崛起和明商有脱不开的干系。
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千年交锋，草原文明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盐和铁，更没有技术。
骑马和打猎还行，对种地、打铁、采盐一窍不通。
正常情况下，只要农耕文明对草原文明进行封锁，或关闭边境贸易的互市，草原文明就要抓瞎。
尤其一旦出现天灾，别说打仗和出去抢劫，游牧民族的温饱都成了最大的问题。
肚子都吃不饱，还想出去打架？
要知道明代末期的所谓小冰河时代，大明的日子不好过，后金的日子更不好过啊。
在泰昌年间，当时后金统治区虽然只有七十万人口，但物价飞涨，米价曾高达八十两一石，布也要二十两一匹。
此时，大明与后金正在死磕，对后金的贸易自然进行全线封锁，互市早已关闭，努尔哈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本来，大明完全有机会将后金困死，可惜…..
在后金物资最匮乏的时候，明商却抓到这个机会，以张家口为基地，从全国各地采集商品，然后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后金政权大量输送战略物资，从粮食、衣物、炊具等基本生活物资到重要的盐和铁，最终到火器、各种技术与情报…..
要知道，根据大明律，不要说向后金出售盐铁，就算是出售一把锄头，都是违法行为，可是，此时的明商已经垄断了整个中国北边的贸易，在巨大的财富加持下，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已是手眼通天。
所以《明会典》中记载：有假此（马市贸易）窥觇虚实者，中国罔利之徒，与直结交，甚至窃买军器，泄露军情，虽有监市分守等官，势不能禁。
看到明商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努尔哈赤笑得合不拢嘴，自然也不亏待他们，把人参、鹿茸、兽皮等贵重物品交换给对方……当然，还包括他们抢来的各种古董玉器、金银珠玉，要知道，这些东西虽然值钱，但对于扩张的草原文明来说，价值并不大，但通过明商“洗钱”和“销脏”，变成了后金最需要的有价值的战略物资……
最终，大明商人与后金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重视间谍战的努尔哈赤就把双方贸易内容从食品衣服扩大到情报。
也正因为此，后金每次入侵，10余万士兵携带装备重甲与兵器；甚至于每次清军入关劫掠都能准确把握时机与避开重兵的路线，显然不是偶然，到后续清军入关进攻的不少坚城，兵临城下之时，就有内应主动打开了城门。
抢劫，然后找明商换铁和战略物资，然后继续抢劫….
而皇太极的战争机器所需的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都来自大明商人。
正是通过明商，后金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变成粮食，来养活自己的士兵和被掳掠来的几百万人口。
在明商的助力下，终于，大明崩溃了….
而在后金入关的初期，清政府一方面要对明商的贡献投桃报李，更重要的一方面因为明商所积攒的实力和贸易体系，加上此时后金国力，还远远无法支撑大规模的用兵和南下战争，军事物资极其匮乏。
于是在原来“老交情”的基础上，满清对明商进行招抚，顺治赐以介休范家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明商为“内务府皇商”，为满清提供军事物资。
可以说，正是在明商的依托下，大清完成了自己初步的经济秩序，实现了对大明的全面围剿。
此时的明商，通过出卖大明，完成了发展的第二步-从原始积累到全面爆发。
好了，我们总结一下，大明时代的明商，是怎么爆发增长的？
是因为他们更勤劳吗？
是因为他们更聪明吗？
显然不是……..
第三部分：从经商到金融，票号诞生，完成三级跳；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明商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加上和大清“过命的交情”，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
在这个基础上，明商终于实现了3级跳，从贸易到金融。
由于庞大的贸易网络，庞大的资金流、每年全国各地的明商都要回总部统一结账分红，调拨资金，一来一去个把月都没了。
不仅路途遥远旷日持久，而且最关键的是安全，作为至少全国十强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拿着白花花的银子上路，贼不惦记是不可能的。
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拉着几大车白银到处跑，哪个江洋大盗禁得住这诱惑。
什么？找镖局，但镖局也解决不了慢的问题。
时间慢导致了钱周转的也慢，从福建、湖广把茶运到北京、蒙古、兰州、新疆，资金不够，就需要自己先垫上，垫完钱，不够下次进货，还需要借钱。
汇钱、取钱、借钱成了问题，长此以往，眼尖明商们就发现了这其中有利可图，金融的苗头呼之欲出。
西裕成颜料庄北京分经理雷履泰，经常帮老乡们捎带银两，时间久了，老乡们也不好意思，多多少少也给点辛苦费，商人的嗅觉很灵敏，雷履泰一琢磨，觉得这个项目很有前景。
1823年的一个夜晚，雷履泰带着项目计划书和东家李大成促膝长谈，敲定了30万两的投资，两人一致决定进行转型，成立一个专营汇兑的机构，以自家的纸票为凭证，名字就叫票号。
还制定了暗号和密码防伪，总之认票不认人。
商号的伙计们再也不需要带着沉重的上百斤的银子上路了，而只需要在怀里揣上一张轻飘飘的叫票据的纸，就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商号兑换成白银。
明商成功转型票号，除了抓住商机，更重要的是信任和资本，你得让用户相信你不会拿钱跑路，同时还要有足够的钱供用户随时兑汇借贷。
钱，明商肯定不缺，地库里的白银都堆不下了，和纸币不同，这都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成立初期每家票号的注册资本都在20万两以上。
票号业务遍布全国68个城市，分号367多家。不管是西北乌鲁木齐，西南云南西藏，还是东北黑龙江，亦或是香港，都有票号分布。
除了国内，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日本大阪、神户、横滨、东京，甚至俄罗斯都有分号提供业务，果然名不虚传。
朝中有人好办事嘛。
因为大明末期，票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永保富贵，就要抱紧大清的大腿。
所以，入清后，在平定三藩、噶尔丹叛乱、大小金川叛乱，镇压白莲教起义、天平天国、洋务运动等军事行动中不断暗示或明示票号。
票号创建人雷履泰在武汉工作时，赞助了一位丢失盘缠的考生陈沆，等雷履泰调任北京时，陈沆已经成为新科状元，有这关系，还愁事不好办吗？
不过嘛，捐官的权力不够，说不上话，赞助投资考生周期又太长。
那怎么办？主动出击，结交大官
当时的票号，家家上面都有人，上到皇亲国戚什么亲王、郡王、贝勒，中到张之洞、赵尔巽、董福祥、岑春煊等等，至少都得是尚书、总督级别；下到知县、门房、库兵这些小人物。
好听点叫唇齿相依，难听点叫沆瀣一气。
当年还没当上两广总督张之洞，藉藉无名，为了得到更高的官位，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直接拒绝。
张之洞又去协同庆票号求助，经理爽快同意，当上两广总督后，张之洞自然是把两广地区财粮国税交给协同庆办理。
票号创建人雷履泰在北京在分经理时，就花费200两买了一只百灵鸟送给了一位叫爱新觉罗·旻宁的人，也就是道光皇帝。
还有左宗棠借钱打仗，李鸿章借钱造船，慈禧借钱办庆典，哪个不是清朝有头有脸的大官，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清政府穷呢。
想要票号帮忙，就得给好处，礼尚往来清政府还是懂的
票号们的投入终于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如愿的拿到了最重要的两个特权：
行业垄断权：1884年，在票号们请求之下，清政府规定票号开业要办理营业执照，还得到同行业的联保，同行业不就是票号自己吗，肯定谁来都不担保，这一搞，其他商帮还玩个屁，票号直接成了这帮人的专利。
两板斧下去，票号同仁们乐开了花，势力和财富指数级增长，票号背靠政府官员，俨然成了清政府的“国企”，小老百姓的业务，自然是看都不看，低于500两的业务直接拒之门外。
不过，与官府坐一条船，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政府用钱时，你就得毫不犹豫的表达心意，咸丰二年（1852）票号捐输了160万两，咸丰六年又捐了201万两……太多了，不举例了。
1853年，日升昌河口分号官方汇兑只占2.1%，按照这样发展下去，票号就默默无闻了，哪还有这篇文章啊。
事情的转折还得由天平天国说起，1851年，太平军揭竿而起，赋税重地南方地区惨遭洗劫，再加上捻军趁机作乱，税银不但收不上来，还运不到北京。
这不来生意了吗？大官们赶紧进言：启禀太后，票号甚火，何不一试？
无奈之下，同治元年，清政府让各省通过票号汇兑上缴钱粮，此后的31年票号共汇兑京饷5860万两，平均每年达189万两。
1894—1911年，清政府筹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赔款1.4亿两，其中9400万两由山西票号汇兑给汇丰银行，占66.3%。
这要是把洋务运动经费、铁路经费、京饷协饷、河工经费、赈款、政府借款、战争赔款全都算在一起，山西票号整个生命周期汇兑公款数十亿两白银，好家伙，抽手续费都抽肥了。
这时候，票号已经看不上民间工商业汇兑了，虽然一年也有几亿两，但手续费低啊，只有0.5%-1%，官银汇兑4%左右，某些省份高达8.5%，算下来还没有与官府做生意赚的多。
啥也不说了，跟着大清干！
慈禧非常感动，回北京后直接下令：所有财务都走票号。
汇兑利润很大，放贷更是一笔大帐，地方政府没有财政，不得不向票号借垫。
1875年，左宗棠西征新疆，向各地票号借款880万两。
1894年，清政府打甲午战争，向京城票号借款100万两。
据《东粤藩储考》记载，四川，两广地区长期靠借款才能周转开，到溥仪时期清廷已欠各地票号超过700万两。
1895年，清政府借钱打的甲午战争失败，前后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借完俄法，借英德，还是不够，又问各省要，各省跑去向票号借，借完又汇给票号，票号再汇兑给列强。
啊……这……不都是票号的钱在流动吗？
票号不可能不知道清末社会多动荡，不过公款汇兑和借贷利润太大了，利益熏心，在畸形的关系下，清政府和票号只能相互吸血维持，但没想到清政府几年后就完蛋了。
战事不停，赔款不断，粤商、徽商、闽商、浙商等商帮都在衰落，票号一家没倒，反而扶摇直上，清末最后十年，分号数量达到了475个。
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模式，清政府财政吃紧，不断问票号借钱打仗搞建设，仗打输了，赔钱又依赖票号，形成恶性内卷循环，造成了一种票号越来越辉煌的假象。
然而，辉煌中隐藏着危机
票号的上升期，正是它的衰落期
走上顶峰的原因，正是急速坠落的原因
明商到票号的创业之路，贵人不断，明朝帮完，清政府帮。
有因就有果啊，军费和赔款汇兑让票号赚了不少钱，但开放了口岸通商，签订了不平等贸易条约，训练有素的外国资本趁机涌入，这还不是拜清政府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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