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看中国文化的转变

不管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到了今时今日，都改变不了美国崩盘的最终结局，关键的改革节点已经错过了，做任何的抵抗，都是徒劳的。

这次的大选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美国大选，以往无论谁上台，都不会向对手下狠手，但是这次不同了，8月份特朗普在接受马斯克访谈的时候说到：“如果这次选举发生什么恐怖的结果，那么我们的下次会面将在委内瑞拉进行，因为那将是一个比我们国家安全得多的会面地点。”

言下之意就是无论是谁，都输不起了，这次大选之后，上台的人会吃掉另外一方，这是国家崩盘之前经历的必然过程。

战略上的错误，是不可能用战术上的胜利来弥补的，美国已经错过了战略挽回期，现在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准备内部火并。

中美的发展方向，表面上是科技决定的，但是内核因素是文化。

▶美国的成功，有它的必然性。

大航海以后，欧洲人去到美国，最开始当然是以殖民地的形式存在，但是美国这个大殖民地和其他殖民地不同，最关键的就是原住民比较少，当时北美的原住民统计数据版本很多，最高统计是有1亿人，具体有多少人无法知道，但是这些人很快就被入侵者杀掉了大部分。

也就是说在北美，白人没有很强大的对手，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面积庞大的美国。

▶但是美国的成功，更有偶然性。

当年利玛窦在明万历年间到了中国，他本来是要来传教的，可是看到儒家思想治理下的中国，他茫然了，因为相比于宗教，儒家这套治国工具完全是更高维度的文明。

后来很多传教士把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传播到了欧洲，葡萄牙传教士闵明我建议欧洲各国效仿中国制度，法国传教士安文思出版《中国新史》详细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人文及经济发达，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写的《大中国志》介绍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和文管治理体系，这也是欧洲开始文官治理体系的重要影响原因。

人是群体性动物，要维持一个群体的团结，有些国家想到了宗教，有些国家想到了民族，只有中国是用文化。

欧洲的传教士都非常绝望，本来他们是要来中国传教的，结果发现欧洲人是低级搞法。所以从利玛窦到乾隆年间，这200多年，欧洲传教士对中国都是崇拜，而不是鄙视。

当年马嘎尔尼说不向清朝皇帝下跪，因为他们信上帝，这纯属扯淡，从利玛窦之后的那几十个传教士，哪一个不跪中国皇帝的？难道他们不信上帝？

欧美对于中国的文化，体制，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当时的欧洲治理一片黑暗，看不到文明的希望。那些传教士来华，被中国高效的治理方式震惊了，他们的初衷是来华传教，最后却变成了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信徒。

这些人来自欧洲的不同国家，但是最后都精通汉语，其中还有一些人把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在欧洲传播。

▶第二阶段大概从18世纪末期开始，这个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科技水平突飞猛进，因此，他们看不起中华文明，18世纪后期的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说中国的国民精神是幼稚软弱，愚昧迷信的。

黑格尔说中国的民族精神中没有自由元素，属于人类的“幼年文明”。

这些人的普遍特点就是完全不懂中文，尽管他们没说，但是从文字中能感受到他们做出判断的底层逻辑是中国科技没有西方发达，整个欧美都是对中国的鄙夷，并不是对清朝，而是对中国文化，对儒家思想的鄙夷。

在这里要说到一个人：辜鸿铭。这个人在清朝灭亡以后还留着辫子，很多人抨击他是满清遗老，其实这真是冤枉他了。辜鸿铭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13岁时到英国学习，1882年他25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到中国，然后发奋学习中国文化。

他说自己的辫子是在身上，而很多人的辫子在心里。他指出西方的汉学家带着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优越感来研究和认识中国，对中国人，中国历史和文化肆意歪曲，根本不是本来的面目。

这个学贯中西的人认为西方人非常浅薄，只靠一时的成功就判定中华文化不行，不是瑰宝。

民国初年的很多大师其实没有多少水平，特别像胡适这种。但是辜鸿铭出中入西，犹如洪炉点雪，深刻的明白中西方文明的优劣，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第三阶段大概萌芽于20世纪初，在民国之后，欧美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他们发现18世纪后期欧美对中国文化有误解，其中典型代表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

这个人读过四大名著，《道德经》《易经》等中国传统经典作品，他说“中国对我来说几乎成了第二家乡，在这里，我仿佛在家里一样。”

还有20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哲学家布洛赫，他说孔子认为人性比神性更伟大，更优先，他特别重视《论语》中的两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清朝灭亡以后西方学者对中国态度有所转变既是因为18世纪以后他们对中国文化过于贬低的一种矫正，也是他们发现中国人各种优秀的品格通过留学生和中西方逐渐密集的交往逐渐呈现出来，当然，还有二战的需要。

从这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按照国家强盛来看待的，当中国强盛的时候，欧洲人就觉得我们是高等文明，当他们强盛的时候，对我们就不屑一顾。

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迅猛崛起，以及华裔在东南亚各国迅速成为富豪排行榜的前列，让欧美学者非常震惊，他们开始研究，是什么力量导致他们迅猛崛起？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儒家文化。可惜国内的很多学者居然认为是西方那套自由民主让让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崛起，所以中国公知们思想的浅薄和自卑到极点的心理令人咋舌。

1976年，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了休·帕特里克和亨利·罗索夫斯基的新书《亚洲新巨人：日本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他们认为日本崛起的基本因素是儒家文化：日本重视教育，重视家庭观念，社群情感，对群体的责任感和忠诚等传统意识成了经济的促进因素。

1979年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在《日本的挑战》一书中说日本传统文化中促进经济发展的是儒家文化。他在后来的其他著作中说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不同于欧美和苏联，是具有普遍性的。

普遍性的意思是可以复制的，只要有儒家文化作为基础，那就完全可以复制亚洲四小龙的成功。

1980年英国政治学家，前国会议员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发表的《后儒家的挑战》一文，说东亚的儒家继承者可以从根本上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对欧美文化发起唯一真正的挑战。

在1983年，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提出了“两种现代化”的理论，他认为当时的世界有两种现代化：西方现代化，以及东亚社会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

后来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布吉尼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1986年法国学者L·威德梅修提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艺复兴”。

很多学者对东亚儒家文化着迷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东亚崛起之初，拉美和一些类似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也在崛起，可是最后只有东亚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保持了繁荣，其他国家如过眼云烟一般的衰败了。

以前儒家文化的崛起，谈论最多的就是日韩和亚洲四小龙，对西方领导世界的地位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冲击，大部分西方人其实还不以为然，认识儒家思想对国家重要性只在一些学者层面。

但是这20年，当中国迅速复兴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超越美国以后，西方学者开始真正的反思：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复兴？

现在欧美有一些人在崇拜中国的制度，比如说英国学者雅克·马丁，他痴迷于研究中国的文化制度，特别是如何把一个人口数量庞大，民族众多，国土辽阔的国家带到世界唯二地位。

其实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在那么弱的时候，中国没有分裂？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只要经济好起来，西方自然会涌现一大批学者为我们诵经。

西方理解中国文化，完全是以国力强弱为标准，就好像公知看美国，以前把美国描绘成天堂一般，却不知是那狮驼国。其实民主自由身边有，为何舍弃东土大唐，万里迢迢去西天取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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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看中国文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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