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没有单一“起源”？美国学者：“中国”是由多个早期文化组成的奇妙“马赛克”

近年来，中国有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关于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和起源多样性的争论，对中华文明的看法更加复杂。

围绕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和美国考古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看法，库叔近日专访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学和艺术史教授洛萨·冯·法尔肯豪森(Lothar von Falkenhausen，汉名罗泰)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考古学教授罗万·弗拉德（Rowan Flad，汉名傅罗文）和波士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职副教授（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罗伯特·穆罗韦克（Robert Murowchick，汉名慕容杰）。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展示的青铜面具。该面具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高72厘米，宽132厘米，是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所有面具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图｜新华社

三位学者长期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较为熟悉。他们从文明的起源聊到对全球化进程的思考，从三星堆考古发现谈到中华文明的起源、独立性和多样性。

那么，关于上述思考何为美国学界“主流看法”？三位学者又贡献了怎么样的脑洞呢？

20世纪早期，西方学术界曾有观点认为，世界古代文明只有一个初始来源。但现代考古发现，除南极洲外，每个大陆都存在初始性的古代文明。

三位学者指出，认为世界文明只有一个来源的观点是“完全不可信”的，已被西方学术界摒弃。

2021年3月1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大棚内的工作舱。图｜新华社

至于“文明的诞生”，三位学者认为，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有一系列相通的共同特点，如出现城市、职业分工、社会阶层、行政管理、共享的交流方式等等，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文明都具备所有这些特征。文明没有固化的标准，各个世界古代文明可能会有一系列不同的特征。

法尔肯豪森指出：安阳殷墟和三星堆都有城市和复杂社会组织的考古证据，都是文明的一部分。安阳有甲骨文，有非常发达的工艺，却没有传统意义上（笔者注：应指西方古典意义上）的不朽建筑或不朽艺术；而三星堆没有发现书写系统，但却有不朽的艺术。

他还说，事实上，就考古学家目前所知，不仅三星堆，在整个长江流域，书写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使用。也许将来会有新的考古发现来纠正这一点，但现在所知即是如此。

据弗拉德介绍，美国学者贾斯汀·詹宁斯(Justin Jennings)2016年出版了一本对考古学和社会学都有影响的书，叫做《杀死文明》。

书中说，长期以来，“文明”观念一直是研究人类社会如何进化的理论基础，支持者视之为理解各种文化差异的方式。但这一观念应被摒弃，因为对文明观念的依赖，会妨碍人们对复杂社会发展的理解。

詹宁斯认为，以往关于城市化、殖民、国家形成和文化的学术解释，是在“文明偏见”影响下形成的。由于过度专注和看重文明的起源，那些不符合文明模式的早期社会受到忽视，重要性被低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对历史的偏见和轻视，并且导致人们把文明的定义复杂化，故意用一种不精确的方式来使用文明这个概念。

弗拉德说，英语“文明”一词译成中文后意思略有不同。世界各个早期文明有其独特性，但并非任何方面都概不相同，反而具有一组大致相似的特点，如存在相对集中的人口中心等。随着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经济活动、礼仪行为、军事互动和社会交往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他说，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中，美国学者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是社会复杂性，旨在试图理解，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经验的变化与融合的多样性。

弗拉德还说，美国学界在把世界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方面，当前的热门话题是全球化和城市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世界古代文明的异同，可以有效地思考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帮助理解今天的全球化。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一是人类现在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对所有人来说，更多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变得越来越重要。

例如，作为多种族国家，美国人的起源不仅在欧洲，也在亚洲，可以说无处不在。所以美国学者需要通过反思世界古代文明之间的联系，更清楚地阐明这一点。

二通过观察人类的往昔，可以了解现代世界与全球化更深层的根基所在，加深对当今全球化的理解。

他说，人类在迢遥古代所进行的远距离接触，还不能称为全球化。但是，思考全球化进程中究竟哪些是现代的，哪些是古老的，古时候的相互联系如何发生，又与现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异同，有益于对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比较研究。

穆罗韦克说，青铜的起源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热门话题”，围绕相关考古新发现，以及如何正确解释这些新发现，如今有很多学术争论。穆罗韦克的研究方向之一是政治、民族主义与考古之间的影响。在考古学历史上，考古学结论往往受到当时政治氛围或民族主义需要的影响，并随时间推移，因应潜在的政治环境变化而变化，所有国家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内的青铜器。图｜新华社

他介绍说，现代早期的中国考古多由西方学者进行或受到西方学者影响，当时认为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文化进步来自“高度发达”的中东地区的文化传播。

到20世纪30年代及二战后，考古发现使得中华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本土演变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过去的观念得到纠正。

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中华文明内在发展特质的看法走向另一个极端，几乎完全否定了早期中华文明与外国文化的任何文化接触，认为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中国内部发展起来的。

波士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职副教授（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罗伯特·穆罗韦克（Robert Murowchick，汉名慕容杰）

穆罗韦克说，显然，两种各趋一端的解释在考古学上都是不可能立住脚的。“我不认为任何古代社会或文明是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发展的，任何文明由于人口迁移、贸易、战争、扩张以寻找更多资源等需求和其他原因，总会受到来自其他地区文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他认为，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从二里头到三星堆，都以独特的方式发展着，但它们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并同样地影响了其他文化。早期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在一些方面可能出现来自中国以外的文化传播。

例如，战车似乎在商代晚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其制造技术可能是从中亚草原地带传入中国，且可能最早起源于中东地区。中国西北地区很早就出现了铜和砷的冶金技术，这再次表明可能与古代中东的早期冶金技术有关。在湖南、江西等地新近发掘的陶器，出现时间比之前认为的要早得多，也让考古学家重新思考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关键部分在如何演进。

弗拉德则认为，一方面，任何文明都独一无二；另一方面，任何文明在某种程度上都不会完全地独一无二。

中华文明的起源肯定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与其他各大洲古代文明比较，早期中华文明在创立经济和生存基础、地理位置和环境，以及社会聚合方式上，都非常不同。在某些地区，早期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度强调某些类型的公共仪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用于祭祀。但世界上还有其他文明也很强调仪式，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断言中华文明完全是独一无二的。

在弗拉德看来，整个欧亚大陆，甚至沿海区域，从很早开始到现在，一直存在着一种互联性。这种互联性不应被夸大，更不应认为中华文明或其他任何文明仰赖于它。中华文明是原创的地区性文明，这是它独立的一面；它又与更广泛的区域存在互联性，就此而言它又不是独立的。

他强调，古代世界是一个动态的世界。他并不认为三星堆和西亚地区古代文明有任何直接联系，但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整个亚洲确实都存在着间接的联系，存在人口流动和互动的网络，并且古代欧洲和亚洲也有联系。

法尔肯豪森也说，美国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中国是一个初始文明，即在没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初始刺激的情况下，在世界某一个地方发展起来的本土文明。毫无疑问，在东亚，在今天中国地理区域，中华文明有着独一无二的本地起源，这是共识。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考古学共识也日渐清晰，那就是中国从未与世界完全隔绝。

他认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在某些方面可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发展有关，随着亚洲其他地区的考古进展，这一点越来越清晰。东亚和亚洲中部、西部等地区之间的早期联系，是目前考古学研究的前沿之一。

弗拉德说，美国基本的主流观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其他大国一样，其文明有一组复杂的起源。

美国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大都知道中国考古叙事有两个方面：

其一与农业的起源有关。

在中国，存在北方和南方农业起源，北谷南稻，它们彼此有所不同，但可能相互交织，都是我们理解东亚早期社会如何出现的重要部分。这对认识世界农业和定居社会的起源十分重要。

其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传统叙事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并与朝代更替有关。

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后，出现王朝的循环。随着三星堆和中国其他考古发现的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考古学界已在讨论一个更加多样化和复杂的中华文明起源图景，许多学者意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复杂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多个中心。中华文明的起源仍然与中原有关，但范围要广泛得多。

中华文明是非常多样化的。如今，人们谈论中华文明根源时，可能有两种指向：

一种是中国人的多样化根源，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疆域里的人根源多种多样。

二是如果主要考虑文化根源，中国各区域文化路径不同，但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在中国历代王朝史上，能看到复杂、异质、多地点的中国历史多样化起源，其中一条主线是在中原。这些多样化起源在早期阶段都是独立的。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它们扩大规模、相互交织，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中华文明。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考古学教授罗万·弗拉德（Rowan Flad，汉名傅罗文）

弗拉德说，他不会使用”融合”或熔炉等词形容这一过程，因为融合意味着某种同质化。他更愿意使用河流为喻，指出这些多样化起源在汇聚集成为一个复杂整体后，自身并没有消失，而仍具有自己的特质。在中华文明的大河之内，存在不同区域的文化元素。

在审视初始文明的诞生时，弗拉德很关注人类的流动和交互。在他看来，从远古人类走出非洲迄今，人类一直发生着一种动态的人口流动，导致某种潮起潮落的互动，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时间点，汇合成社会变革，带来复杂社会的出现。

这是一种动态的人类历史研究视角。中华文明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每个区域都被纳入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更广泛的区域/国家。

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存在多个重要中心，它们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在某些方面也与世界其他地方有关。

2021年3月1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考古人员用全站仪为新发现的文物定位。图｜新华社

三位学者都指出，三星堆考古发现之所以非常重要，就在于它表明中华文明早期存在几个同时期运行的重要中心，但认为这些中心相互完全独立是错误的。

法尔肯豪森说：“在一定区域内，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把这种认识置于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视野里，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即使在早期阶段也具有连续性。在中华文明史前时期和青铜时代，存在很容易区分、有独特地区特征的文化，但它们都是更广泛的区域文化的一部分，是属于一个更大区域的各种次一级文化。

其后，他们变得越来越相似，融汇在一起， 塑造了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更加统一的中华文明。这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即使这些文化相互融合，区域差异或多或少仍然存在。

穆罗韦克则说，近年来，中国有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关于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和起源多样性的争论，对中华文明的看法更加复杂。许多美国考古学家都认同这一观点，即中华文明并没有单一的“起源”。

在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除了商代文化，中国其他地区的多个文化也为秦汉及其后历史时期的“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他说：“中国”是一个由多个早期文化组成的奇妙的“马赛克”，通过考古发掘，这些文化正在一个接一个地重见天日。

弗拉德说，在三星堆，目前只发掘了一小块区域，但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些大约5000年前人类活动的非常重要的早期证据，表明有各种今天人们不知道的事情在发生。

三星堆考古数据表明，当时的三星堆居民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但他们与周围的人有联系。大型建筑和有围墙的遗址表明这些社区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围墙的遗址本质上是大村庄，建墙可能是为了保护田地和房屋免受洪水侵袭。青铜、象牙等出土文物也表明，三星堆是一个存在远距离接触和互动的很大区域的一部分。

弗拉德还表示，在探究中华文明起源时，不应轻易改变对“夏”的传统定义。他说，作为夏商周三代文化之一，“夏”指代的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权。除非有关于夏朝存在的考古证据，难以对“夏”下定论。他说，考古学界一致认定商朝的存在，因为不仅有后世文献，也因为有与后世文献相吻合的确凿考古证据。如果没有考古证据，改变“夏”的定义而去探究“夏”或夏文化，可能导致混淆。

5月11日，弗拉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进一步指出：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原西南数百英里处，与商代遗址同时代、同样壮观而以秦岭山脉相隔。在三星堆，可以看到不朽的铜像、宫殿地基和城墙等公共工程的遗迹，以及最近发现的象牙、拟人的青铜雕塑和其他物品。三星堆工艺品大量使用黄金，而在中原地区黄金的使用并不多，三星堆的农业也不同，烹饪基础是大米，而不是小米。

简而言之，很明显，中国文明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原崛起，并逐渐融入和同化周边地区的文化。相反，它是在复杂、多维面的历史织锦中，各种传统、人民、语言、文化和种族交织的过程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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