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均势的转折点

二战后美国的诸多对外军事干预中，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最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的一次。

众所周知，美国1990~1991年间已经打过一次海湾战争，当时多国联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

不过在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的建议下，老布什总统并没有命令部队开进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推翻萨达姆，而是在完成既定政治目标后选择撤军。

斯考克罗夫特认为，推翻萨达姆将让华盛顿承担治理伊拉克的责任，同时破坏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微妙的力量平衡（萨达姆是反伊朗的），无助于美国在中东的长期利益。

海湾战争一结束，美国主导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87号决议，命令伊拉克销毁其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指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以及远程弹道导弹），并由核查人员定期检查（1998年伊拉克中止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合作，2002年压力之下又宣布恢复）。

此后十年间，美国从卫星、空中侦查、情报渗透等各个领域全方位监控伊拉克，时不时地发动空袭，打击其境内一些重点军事目标。

换句话说，如果1991年打海湾战争前美国心里还有些没底，那么小布什时期萨达姆就有点“裸奔”的感觉，在五角大楼和中情局面前毫无秘密可言。

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爆发，小布什立即宣布向恐怖主义开战。

他的思路十分激进，采用简单粗暴的阵营划分形式，谁不跟着我一起反恐，谁就是站在恐怖分子那一边。

期间，美国将伊拉克等多个国家列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人终于再次找到“目标”。

2003年1月27日、2月14日和3月7日，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向安理会提交三份针对伊拉克的核查报告，承认伊方提交了相当多的有关过去四年研发导弹和生物武器的材料，但在三个月突袭式核查期间，并未发现确切的核武器计划或迹象。

即便如此，3月18日小布什总统还是发表电视讲话，要求伊拉克境内的检查团立即撤离。

包括中、俄、德、法、印、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在内，绝大多数国家要求美方冷静，给检查团更多时间以核实情况，可小布什充耳不闻，于3月20日正式发起军事作战。

名义上共有三十个国家参与，但实际出兵的只有美国（30万人）、英国（4.5万人）、澳大利亚（2000人）和波兰（200人）这四个国家，另有约7万名库尔德武装——库尔德武装是伊拉克北部反对萨达姆的割据势力，战前美国曾许诺帮他们建国，战后则采取设立高度自治区的折中做法。

按照时任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讲法，这场战争共有四个目标：

1、铲除萨达姆政权，建立新的自治政府；

2、发现并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3、结束制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4、保护伊拉克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

2003年央视伊拉克战争直播是“局座”张召忠名气大噪的舞台。

3月20日战争打响，4月9日美军占领巴格达。

至4月15日宣布主要军事行动结束时，美军死亡128人，英军死亡31人，战争开销约200亿美元。

然而谁又能想到，局势的发展很快超出美国人预料。

随着萨达姆政权烟消云散，伊拉克各地骚乱层出不穷，许多政府机构和公共设施遭洗劫，数十万吨弹药及武器装备不翼而飞。

待到2011年核算整个伊拉克战争期间的伤亡数据时，美军阵亡人数飙升至4491人（不包括黑水公司等雇佣军），受伤人数高达32226人，而美方苦心训练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更是伤亡超过6万人。

全美械装备的伊拉克新军。战争结束后，美国为组建伊拉克军队花费近300亿美元，根据《华盛顿邮报》2014年的调查报道，伊军方至少为5万名“实际根本不存在”的士兵支付了薪水，伊国防部士兵花名册上有成千上万的“幽灵士兵”。

《“911”事件之后美国战争预算成本》，由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与波士顿大学帕迪中心合作的“战争成本”项目出版。战争支出中最昂贵的一项是为受伤退伍军人提供的医疗福利，报告估计，到2050年这一福利支出总计将达2.2万亿美元。

按照原先设想，只要战后一解除制裁，伊拉克便可通过石油出口等方式自给自足、恢复重建。

可实际情况是石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经济久久未能恢复正常，伊拉克上上下下失业人口庞大，几乎全部依赖外界输血。

后来有学者感慨道，美国根本不了解伊拉克社会，更无力处理其境内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仅仅一句“犹太人已买下大部分伊拉克土地”的谣言就足够治理当局喝一壶的。

为了维系华盛顿所宣传的“中东样板”，美国人强推库尔德人担任总统，总理和议长则分别由什叶派人士和逊尼派人士担任。

这种颇具当地特色的“三权分立”并未带来妥协共治，反而让其进一步陷入族群对立、教派冲突不断的乱局。

话说冷战初期美国军事占领德国和日本时，一来两国社会结构比较单纯、国民较为服从，二来有苏联的外部威胁在、容易对内凝聚，可这两点伊拉克均不存在。

最终，伊拉克战后维持秩序的伤亡与成本远远超过战争本身，这让美国人始料未及。

今天的巴格达河畔公园。在经历过ISIS风暴和库尔德自治后，以巴格达为核心的中南部地区最近几年有所恢复。根据伊拉克政府数据，2023年共出口原油12.3亿桶，石油收入占到财政预算的96%。

拜登会见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苏达尼，2024年4月15日。目前美军仍有2500人驻扎伊拉克，伊政府采取了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相对平衡的外交政策。

一个国家应对外部威胁的方式有许多种，例如：遏制、竞争、接触等。

像美苏冷战时期的柏林危机、北约/华约成立以及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就属于“遏制”的范畴，而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化则是由“接触”到“竞争”，离“遏制”尚有一段距离。

在“遏制”之上还有一种最激烈的应对方式——“预防性战争”，顾名思义，即针对目标对象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如1941年德国突袭苏联和日本偷袭珍珠港。

2003年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推翻萨达姆，是二战结束以来十分罕见的“预防性战争”，让许多国家不寒而栗，缅甸军政府甚至吓得迁都。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背后，政治意义高于地缘意义（扩大在中东影响力或夹击伊朗）和经济意义（控制伊拉克石油）。

什么政治意义呢？

简而言之，美国对于捍卫霸权有着近乎痴狂的执着，“911事件”之后，它感到有必要重新确立自身不可挑战的全球大国地位。

持该观点的华盛顿政客们急需寻找一个对手，找来找去，觉得还是“中东毒瘤”萨达姆最合适。

在霸权遭到挑战之际通过一场战争来捍卫/重塑霸权，这一逻辑放到今天美国援乌身上，其实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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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均势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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