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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邮政职工绝对是高收入群体。
哪怕只是应征做邮差，也必须经过严格考试，起码具备小学文凭，以当时的普遍教育程度，不亚于今天的高中生了，甚至是大学生。因为在很多县城里，小学毕业生就相当于秀才，有资格分冷猪肉，是众人仰慕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代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
笔试科目，要求写篇作文，你可以看做“申论”，还有算术和侧重，大抵就是行政能力测试了，外语也考，起码是一门英语，有租界的地方，还要加试一门，比如日语或法语，显然不是小学生能具备的。
此外还要交验完整的履历表，无任何犯罪记录，毕业证书原件和近期照片，进行应试资格审查，此后还要经过面试、笔试、体检、录用四个环节，严格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
对了，还要考你会不会骑自行车，技术如何？不但文化水平要求高，还得会开车，这可比如今的公考要命得多！
录取比例更低得惊人，上海邮政管理局一次招考，报了一万多人，最后只录取了63人，6‰不到。
烟标上的民国邮差形象时代
难度如此，报考人数却高得惊人，河北邮政管理局的某次公考，就因为报名人数过多，不得不借了五所学校作为考场。
为什么如此紧俏呢？
首先是“铁饭碗”，一经录取，只要不犯大的过错，不在社会上触犯刑律，“邮局即终身保障其职务”。这比在军公教还来劲，想想一批被裁撤的将军，为啥去南京中山陵哭闹？其中就有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山城堡战役跟咱红军交过手，后来做到集团军司令的丁德隆中将，还不如邮差待遇稳定呢？！
其次是收入高，1927年的标准，刚入职就拿22元，当然这是上海，即便在河北，也能拿到20元，那可是现大洋。这样的工资收入，用来供给当时一个普通的城市两口之家，完全没有问题，毕竟那个年代，一块钱就能在北平吃顿涮肉，在上海能请两客西菜套餐。
随着工龄增长，即便你不升职，继续做邮差，最高也能拿到43.5元，这还不算每月4到16元的岗位津贴。此外还有房补和餐补，年底多发一个月工资，病假、医疗、培训和工装另说。
徐子兴烈士曾经工作过的青岛邮政局
我就不具体算了，反正收入不低，正好我这里有个参照。
前面我写过济南“819烈士”中的徐子兴，从私立明德中学毕业后，1922年考入青岛的胶澳邮务总局，后来做到邮务员。这是民国邮政系统的一个等级，低于邮务官，而高于邮务佐和邮差。
一般来说，中学生考入邮政系统，就是邮务佐，好好干几年，争取年年考核优秀，就能再考甲乙两等邮务员，收入直接翻倍，但这个考试可不容易，据说比照英国文官制度逐级通过考试晋升。由此看来，徐子兴在牺牲前，已经月收入83元，很可能已经是甲等邮务员了。
但高薪并没有带来较高的生活保证，徐子兴1926年入党，随后跟同事李西山组织了胶澳邮务总局地下党支部，他们的薪金，除了维持起码的生活费外，几乎全部作了党的活动经费。
地下党的同志回忆说：“大部分都交给党组织做了活动经费，同志们也吃他的、花他的。而他自己家，却要夏天典当棉衣，冬天典当单衣，孩子们吃的穿的都很差，生活艰苦。”
民国时代，邮局是年轻人选择工作的重要方向
徐子兴家，当时号称“市委之家”，市委的主要干部不但吃住在此，有时候路费和衣物，甚至有的被捕、病逝和牺牲同志的家属，都需要他来负责周济。
以职业掩护和开展革命，是我们党当年的地下工作原则，你的工资收入，多数不能用于养家糊口，必须交给党组织，统一运用，谁让我们是个“穷党”呢？入党是为了升官发财吗？
但徐子兴和他的妻子李毅，毫无怨言，他们都是党员，有信仰的党员。他们在青岛，饱受德日帝国主义的奴役，更清楚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什么？
在那时，“一切献给党”绝非唱高调，需要割舍的也仅非享受。李毅陪嫁过来，压箱底的二百块现洋，不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绝不会拿出来的，可为了党的工作需要，他们夫妻二话不说，就全部上交了。割舍的甚至还有自己的孩子，先是他们第三个孩子刚出生不久，就因为生活困难，忍痛送到“收婴箱”。接着二女儿患了白喉，无钱医治，徐子兴又在外面忙工作，等赶回来，孩子已经咽气。
徐子兴和大女儿徐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
倘只是如此，徐子兴也许会有个先苦后甜的未来。
邮局支部他的同志李西山，当年一起考进来的中学生，同在党旗下，白色恐怖中坚持为党工作，利用邮发系统，建立与上海党中央秘密而顺畅的联系，及时了解敌人的秘密公文，分发我们的秘密公文。后者1929年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参与组织崂山游击队，抗战中期以后继续从事邮政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是负责接收上海邮政总局的军代表，虽然50年代初英年早逝，总归看到了革命的胜利。
可徐子兴看不到了，1929年春天，他接受了一个新任务，铲除叛徒王复元。
油画《王尽美在山东建立基层党组织》
对于王复元，徐子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熟的不能再熟了，因为前者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而且是山东党组织的主要创立者之一，最早的五人党小组成员。由王尽美、邓恩铭发展进来后，王复元又发展了兄长王用章。我党一大前夕，济南有8名党员，王氏兄弟就占了两个。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最初的五人党小组里面，其实也有王用章，这比例就太吓人了！
二王是山东历城县（今属济南）人，秦叔宝和辛弃疾的老乡，早年都念过私塾，当过修表工，只是后来王用章参加欧战，当了华工，而王复元则在济南省立一中当电工兼传达员。
王复元的工作能力很强，深得王尽美同志的信任，省委的外联和机要工作，部分地区的建党工作，都交其来办。所以即便是后者去世之后，他仍担任山东省委的组织部长。
王用章的经历，跟前面提到“八一九烈士”中的施世彬、王清泰烈士很像，巴黎和会把他们教育成了不妥协者，回国途中又经受苏俄革命的影响，被发展入党后，长期担任交通和工运工作，还被选为党的“三大”和“五大”代表。
山东党组织的早期党员，其中很可能就有二王兄弟
大革命失败后，山东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韩复榘入鲁之前，由冯系和蒋系人物，先后担任省主席。尽管他们存在利益冲突，但在反对共产党方面，都不含糊。王复元觉得没有出路，革命成功遥不可及，迅速腐化堕落。
参加完党的“五大”，王复元把从中央带回的一千元党的活动经费，都会挥霍到济南的窑子和饭馆，一分钱都没交给山东党组织。那时候的一千元可不是个小数，一块现大洋，能买50斤一袋的洋白面，即便现在面粉便宜，也合到近百元了，起码相当于十万块钱了。
尝到甜头后，王复元又跑到博山，自己曾经负责过这里党的印刷机构——集成石印局，以去上海联络党的工作急需资金为由，骗走两千元，把石印局给彻底搞垮了。幸亏这里的负责同志蒋西鲁责任心强，二话不说，把家里的两处房屋及五亩地山一起卖掉，才替王复元擦干净屁股，没引起后遗症。
蒋西鲁越想越不对劲，就找省委书记邓恩铭同志汇报，后者亲自去上海找中央核实，随即展开秘密调查，发现王复元虚领、挥霍多笔公款的事实。但王坚称是为党做生意，暂时借用，很快归还。邓非常气愤，马上向中央报告，要求立即撤销王的党内职务，开除出党。
明信片中的民国济南街景
但省委有些同志却认为，王复元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能挽救一下，总是好的。所以，最终只撤销职务，给予严重警告，并没有马上开除党籍，割断联系，这就为日后埋下了祸根。直到其拒不还款，彻底玩消失之后，才最终决定以贪污错误严重为由，开除出党。
由此，王复元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贪污腐化被开除党籍的党员领导干部。
现在一说那时那人那党，彷佛革命战争年代就一片花团锦簇，其实不然。即便在最艰苦的时候，也不乏贪污腐化分子，毕竟贪欲也是人性的一面。贪污腐败分子，在我党初期就出现了，而且不仅是王复元一人。二七大罢工失败后的善后工作中，党的“三大”候补委员张连光卷款潜逃。此后省港大罢工期间，一样不少这样的腐败分子。革命高潮期，投机分子大量混进，他们不少人只是想趁机捞一票，这给我党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为此，我党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中央扩大会议通告一一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指出：
“腐败分子混入党内，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也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
但那时我党尚在幼年，很多同志对革命的长期艰巨性，还认识不够，传统人情社会的影响也在。好在王复元这样的腐败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及时给党敲响了警钟！
嫉恶如仇又坚贞不屈的邓恩铭烈士
王复元被开除党籍后，恼羞成怒，随即拉着兄长王用章，一起叛党投敌，组织完全由叛徒组成的“捕共队”（前篇有介绍），出卖了山东省委机关，导致邓恩铭等41名同志被捕，引发政治地震。
“捕共队”隶属于山东省党部清共委员会，后者中的不少人，当年跟邓恩铭、王用章，同为1925年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省党部时的委员、候补委员。对于二王，非常熟悉，所以搞起来这个反动组织之后，就让他们负责行动组，王用章任组长，王复元任副组长，等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此外还设有总务组和审讯组、管押组，行动组负责闻风抓人，总务组的党棍子负责协调相关机构，审讯和管押两组都由省会警察总局组成，专干湿活儿。
得知情况后，担任中央军委书记的恩来同志，立刻要求特科会同山东省委，派出得力人员，执行清除叛徒工作。
“特科”，全名为“中央特别行动科”，是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和情报的专门机构，锄奸任务一般有情报科和行动科联合完成，前者负责情报搜集，后者负责出动“红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打狗队”。
上海武定路上中央特科旧址
王复元和王用章，熟门熟路，对于山东省委的威胁太大了，所以特科高度重视，陈赓和顾顺章合计了一下，派出了得力干将“张英”。
“张英”其实是化名，他在上海的同志们，多数都叫他“刘英”，但这也是个化名。那年代做地下工作，为防累及家人之外，更是工作需要如此。
我党还有个著名的“刘英”，让粟裕去杀叶飞的，就是这位。江西瑞金人，小学教员兼米店老板出身，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跟粟裕是一起搭班子的政委。人虽然轴，对革命的忠贞却毫不含糊，后来牺牲在浙江永康，二十八画生同志对他有极高的评价。
特科的刘英，更富传奇色彩，俨然就是“二号陈赓”。论年龄他比陈赓还大一岁，后者毕业于黄埔一期，前者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跟郝鹏举、师哲同批次，被作为骨干军官派往苏联基辅联合军官学校学习，其后入党，再入“共产国际高级步校工农红军指挥人员步兵战术进修班”。
陈赓大将
您可别小瞧这个进修班，它实际上是红军培养中级军官和政工人员的学校，所以还有个俄文译名为“苏联工农红军维斯特拉高级和中级指挥员射击战术训练班”。跟刘英前后毕业的该校同学中，很多成长为后来卫国战争时期的名将，比如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铁木辛哥、扎哈罗夫、卡图科夫、费久宁斯基和克雷洛夫、巴托夫等。
除军事教育外，刘英还在这里接受系统的政治保卫工作培训。1928年底回国，进入特科，担任恩来同志的警卫。不但政治坚定，而且有武功底子，枪法也好，反应机敏，办事果断，更重要的他是山东潍县（今潍坊）人，语言和生活习惯，毫无违和感。
您可别小看这点，中央不是没办过这样不注重细节的糊涂事，李硕勋烈士的牺牲，就于此有很大的关系。南腔北调，鸡同鸭讲，一个四川人突然出现在海南，在那个人员流动性并不强的时代，一张嘴说话，就可能被特务盯上。
对于张英的山东之行，山东的党组织非常重视，毕竟这是他们的主场。情报显示：二王中的首恶，腐败分子和叛徒王复元，这段时间，主要在济南和青岛两地活动。为此，山东和青岛两级党组织，除提供情报支持外，还给予人员帮助，由三名本地保卫部门的同志担任助攻，一名女同志扮演张英的妻子，还在青岛和济南的旅馆里，都设立了安全屋。
全胜街22号，济南党组织的建立地（已拆）
Safe House，当然是个现代概念，但情报工作，还就是需要这么个地方，简单说就是藏身之所。一般有两种做法：首先是长租房，混杂在居民区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房子，以最不引人关注的方式存在，关键时刻启用，里面有各种所需物资，比如金钱、服装和通信器材、交通工具。
可我们是个穷党，玩不起如此中情局、军情五处和摩萨德的高大上，所以采取快进快出的法子，临时租借一处房屋执行特殊任务，完成即放弃。客栈旅社，花钱不多，人员流动性极大，检查不严格，到今天仍是犯罪之渊薮。一对夫妻住进来，都是就近的口音，又貌不惊人，自然安全。
从上海下船到青岛，转铁路到济南，一路平安无事。张英和同志们，稍稍喘了口气，下一步就等着在济南除掉叛徒王复元、王用章兄弟了。
可谁也想不到的是百密一疏，即便是如此精心准备，恩来同志派出的“金牌杀手”，也在阴沟里翻了船！
老明信片中的济南火车站（已拆）
王复元带领捕共队，在一次破坏省委秘书处的行动中，意外查获了张英写给当地党组织的密信。虽然使用了暗语，却提到了安全屋的详细地址，以及未来几天的行动走向。本该阅后即焚的要命玩意，就这样，轻易落到了暗杀对象手中，换了你是王复元，该怎么办呢？
显然要顺藤摸瓜，掘地三尺，也要找出张英，否则性命不保。
这里交代一下，现在很多影视剧里，抓捕我党地下工作，都是国民党特务出场，这个不假，但除了他们，还会有大批军警参与行动，毕竟装备和战斗力、抓捕能力方面，后者更专业。王复元得到密信后，迅速找到管片内的分局和警署，制定抓捕计划后，倾巢出动。
就这样“安全屋”不安全了，张英和配合工作的几名男女同志相继被捕，敌人不吭不响，拿这里又做了个套儿，张网待鱼。很短时间，就把参与本次活动的全部人员，几乎给一勺烩了。
张英的身份，自此暴露，如无意外，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将成为英雄最后的归宿。
狗叛徒王复元还杀不杀？
等待张英的最终命运，又将如何？
功败垂成的行动计划，是否还能再挽救一下？
一不小心，又过五千字了，所以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下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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