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的艺术_星火智库

再过一周多时间，跌宕起伏的2024美国大选就将落下帷幕，选民将在特朗普和哈里斯中间做出选择。

作为全球霸权，美国大选的影响超出了一国本身，特别考虑到两位候选人在诸多领域立场迥异，因此很多国家都在屏气凝神地关注选举结果。

本篇站在中方视角，试着谈谈特朗普和哈里斯对华策略的不同。

选举很吃“情绪价值”，10月20日，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的一家麦当劳向顾客递上订单。

先把目光投向哈里斯。

一般认为，哈里斯的政策会跟拜登时期拥有相当的连贯性，如：加强各种对话机制，防止战略竞争演变为不受控制的升级，去风险和高科技管制等等，在避免武装冲突的基础上打压中国，同时保留一部分合作空间。

哈里斯本人外交经验欠缺，不太可能骤然改变民主党现有框架。

2024年8月27日至30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外界猜测，沙利文此行主要目的是就哈里斯政府对华基本思路向中方交底，告诉中方若哈里斯当选不会超出拜登的“政策力度”。

有现任白宫高级官员向媒体表示，在欧洲和中东战争不断升级，美国国内对华外交政治空间不断缩小的情况下，“一个新的蓝图”是很困难的。

另有接近哈里斯的人称，“她没有来自国际关系教科书的那种僵化意识形态，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哈里斯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完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调整出口管制，争取更多的多边支持，同时确保华盛顿和北京能够保持富有成效的贸易关系。

除此之外，作为少数族裔的哈里斯也很可能加强美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她曾宣称：

“世界上有很大一片地区我们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应该仅仅是与中国的关系。”

菲利普·戈登（Philip Gordon）与哈里斯。

美媒猜测，如果哈里斯当选，现任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菲利普·戈登将在其外交团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戈登的业务专长在欧洲和中东方向，他2009年至2013年担任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13至2015年担任白宫中东协调员。

对华策略方面，戈登不认可特朗普的做法，他2019年7月曾签署一封公开信，“反对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并将其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努力”。

戈登认为应该专注于“重建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团结”“恢复威慑力并减少中国误判的风险”，以及“继续与中国直接打交道，探索务实合作以推进其自身目标”。

除戈登外，沙利文、坎贝尔等外交老将，以及副总统沃尔兹，都有可能扮演相当分量的角色。

2016年4月，特朗普在竞选演说中首次使用“美国优先”一词，将其称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主题”。次年，他在就职演说中承诺“一个新的愿景将指引我们这片土地。从今天起，只有美国优先”。之后他频频用这句口号来描述外交和国内政策方针。

特朗普和哈里斯有着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愿景，在对华领域，特朗普主要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致力于加速两国间经济脱钩，宏观思路偏“交易性”。

在2024年竞选网站承诺栏目中，特朗普宣称“将完全消除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让美国“真正实现自力更生”“各种必要材料都在美国这里生产”“将数万亿美元带回国内”云云。

这种思维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也包括对美国盟友在内的所有贸易逆差国，而哈里斯团队并不认为增加关税可以解决当前美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通胀问题。

在特朗普手中，关税成为最常用、最好用的一项万能武器，他甚至自称“关税人”，认为“贸易战是好的，（美国）很容易获胜”。

特朗普将贸易手段广泛注入地缘政治事务中，他在10月18日《华尔街日报》刊载的访谈里被问及台海问题时表示：

“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们（指中国大陆）进入台湾，那很抱歉我会这么做，我会向你们征收150%到200%的关税。”

换言之，特朗普倾向于将“硬脱钩”而非“军事介入”作为美国干预台海问题的底牌。

除此之外，经济观察家们还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采取的极端贸易政策提出警告，比如让美元贬值以支持美国制造商。

《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是特朗普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由他和记者托尼·施瓦茨共同编写。这本书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首位达13周，并使得特朗普家喻户晓。

虽然在经贸领域极端强硬，但特朗普的政策立场往往是可谈判、有弹性的。

自2018年3月美方主动挑起贸易争端以来，中美进行了密集的高规格谈判，沟通频率远远高于拜登时期隔三差五的访问。

科技封锁领域，尽管特朗普发动了针对华为、中兴的制裁，但力度远不如拜登时期那般“决绝”——前者更多是把高科技制裁当成一种施压手段和谈判筹码，而后者则将其视为大国竞争的根本。

Tiktok问题上，2020年8月特朗普曾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除非母公司字节跳动45天内撤资；可随着TikTok在当年12月起诉美国政府并取得胜利，这项命令不了了之。

实际上，特朗普对于半导体、互联网、AI等所谓的高端/新兴行业没有特殊爱好，他并不在乎“高科技”还是“低科技”、“新能源”还是“旧能源”，反倒是重视传统工业和农业，因为牵扯到对自己支持者的承诺。

2020年竞选连任前夕，特朗普对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相当的紧迫感，协议还没达成时他就兴奋地表示：

“按照我们可能与中国签订的协议，基本上我们伟大的美国农民能生产多少（粮食），他们就能购买多少。”

近期接受采访时，特朗普更是公开表示，他当选后将立即致电中方，要求中方履行中美此前达成的协议，增加自美国进口农产品。

总而言之，作为新时代的“重商主义者”，特朗普秉持的是一种以贸易为中心的视角和交易心态。

有学者指出，特朗普首先是一个商人，他将外交官视为理所应当的“交易撮合者”，正如他经常声称可以通过谈判解决某某危机一样。

从根本上讲，特朗普否定了过去七十年来美国两党的共同判断，他认为全球化并没有使美国中产阶级富裕起来，反而以牺牲其利益为代价加速了全球化，所以才提出了“美国优先”的世界观。

这一具有孤立主义和脱钩倾向的口号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底线思维》，让中方将军事、地缘、技术领域的底线场景构筑作为最近几年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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