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全球战略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启蒙思想家，东京学士会院首任院长和庆应义塾大学创立者。

他早岁游历欧美，受近代科学和西方思想影响很深，回国以后，极力介绍西方国家状况，提出了“脱亚入欧”的观点。

恰逢十九世纪后半叶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脱亚入欧”这一观点迅速被日本统治阶级视为金科玉律，并进一步衍生出“攀附西方列强、欺凌亚洲邻国”“与强者为伍、远交近攻”“越过海洋、走向大陆”的地缘大战略。

1984至2022年间，福泽谕吉一直是一万日元纸币上的封面人物，之后改为近代实业家涩泽荣一。

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以地区强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1902年，日本与英国签署同盟条约，正式参与世界大国主导的博弈。

英日同盟的签署被日方视为重大外交胜利，有了“日不落帝国”在身后撑腰，日本扩张更加肆无忌惮，于1904年同俄国爆发战争，真是完美验证了“军事结盟在战争之前”的规律。

英国方面之所以同意支持日本，原因比较复杂。

十九世纪末，英国采取“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可随着德国拉起“德、奥匈、意大利”三国同盟以及法俄建立同盟，英国感到自己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于是便试图寻找盟友。

除此之外，英俄、英德在远东地区均存在根深蒂固的利益矛盾，英国也想着扶持并利用日本制约俄国、德国在远东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英日同盟作为借口向德国宣战，出兵攻打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胶州湾。

由于中日同为一战胜利国，因此战后日本拒绝归还胶州湾，引发中方强烈不满。

随着一战结束，德国战败、俄国革命，两大列强在远东地区对英国的威胁基本消除，反倒是日本迅速坐大，成为英国最大威胁，因此1923年8月11日英日不再续盟，同盟失效。

英日两国友好明信片。

失去英国的“指点”后，日本一度陷入战略迷茫。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外相官邸主持召开“东方会议”，重新规划制定全球地缘政治战略路线图。

在为期十多天的高规格会议上，日本战略界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第一步先按照台湾、东北、蒙古、内陆的顺序吞并中国，掠夺丰富的资源。

第二步南进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驱逐英美势力。

最后北上进攻俄国，进而称霸世界。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日本定下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远交即与德国、意大利等结盟，进攻即攻击东亚邻国和英美殖民地，如中南半岛、菲律宾等。

田中义一在会上做战略总结时表示：

“使日本摆脱岛国境遇，成为大陆国家，吾人欲先征服中国，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

“当吾人得以支配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小亚细亚以至欧洲……”

不得不说，这样的战略构想确实够狂妄。

有学者认为，日本人兼具顽强坚韧与偏狭固执的性格，不安于幅员狭小、资源贫乏的岛国现状，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军事扩张还是全球化时期的经济扩张。

二十世纪初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早在1887年，陆军参谋本部就拟定了一份《征讨清国策》，试图侵占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和台澎。

有了1927年“东方会议”定下的战略基调，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疯狂扩军备战、穷兵黩武。

日关东军司令官提出，“唯满蒙之地，对帝国国防及生存具有极深的特殊关系”。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次年，制造了完全由关东军控制的伪满洲国。

1932年，日本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试图入侵上海，最终在西方列强调停下罢手，但已趁此转移了侵占中国东北的国际注意力。

1931~1937年间，日本的侵华策略宛如SOP流程：挑起事变→侵占土地→找国民政府和谈→签约停战→建立伪政府→稳固伪政权→挑起下一次事变……

东北、内蒙、冀东，皆是如此。

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中日才展开全面决战。

实际上，二战期间日本的出击方向基本延续了“东方会议”的指导思想，试图将英美势力逐出远东，只不过遭遇美国痛击。

后来有日本战略家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时说：

“在二十世纪大约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日本采取与英、美结盟的战略，结果日本都赢了；而在其余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日本采取与英、美对抗的战略，结果都输了。”

明治时期日本即发出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狂妄言论。

随着二战结束，日本重新龟缩回本土四岛，半个多世纪的扩张之路沦为一场春秋大梦。

痛定思痛之后，1946至1954年间担任首相的吉田茂提出了“败于战争，胜于外交”的理念，确立“国防交给美军、专注经济发展”的国策。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在政治外交领域完全依附于美国的亚洲战略和全球战略，美国也公开扶持日本，将其变成远东地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

心态方面，日本仍秉持一百多年前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认为自己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属于西方世界，是“东方的西方”和“海洋阵营”的一员，并幻想着在美国支持下成为东亚盟主。

由于军事力量被阉割，这一时期日本尽可能谋求经济领域的影响力。

以模仿世界银行建立的亚洲开发银行为例，其行长长期由日方委派人员担任，总部则坐落在美国更容易控制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再以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为例，日本企业长期占据东盟中高端制造产品市场，是中国本轮产业升级的强劲对手。

亚洲开发银行总部。日本和美国均持有其约15.7％的股份，是最大投资者，中国持股6.46%。

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1996年。《克林顿-桥本东京宣言》宣扬所谓“美日安全同盟是后冷战时期东亚的稳定基础”，它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经历过一番“挣扎”，在经济失速之后，重新回归追随美国的战略。

八九十年代经济鼎盛之际，日本也曾试图部分挣脱美国控制，成为“独立一极”。

犹记得那个年代中国提出“多极化”概念时，一度将日方视为关键一极，想着联合日、俄、欧等地缘政治力量共同制衡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

然而随着科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其2023年以美元计价的GDP甚至不如2003年，不仅被德国超过，还被身后的印度步步紧逼。

进入“后安倍时代”以来，日本战略层面的自主性大幅下降，似乎又有完全依附日美同盟轨道的态势，想借美国之力“参与国际新秩序构建”。

在10月27日刚刚结束的日本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遭遇近十几年来罕见的惨败。

由于执政联盟席次未过半，首相大位角逐势必十分激烈，日本政坛或将再次陷入“一年一相”的怪圈。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事关《中国的第三条破局路》，如何在特定领域分化美日关系、避免日本彻底沦为美国的遏华棋子，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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