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科思（ID:Cuspea2021）
撰文丨李一陵
▲刘川生（图/网络）
“关键少数”成为了“腐败的多数”
高校被视为象牙塔，是知识和学术的圣地；与其他领域相比，高校还通常被视为“清水衙门”。但实际上，随着国家和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日益重视倾力支持，这已是一个具有权力高度集中和资源高度丰富双重特点的地方，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风险交织。当一个地方具备了上述双重特点，同时内部又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腐败的发生就是一种必然。
我们看到，高校主要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成为了“腐败的多数”，部分高校还出现了“一把手带头变坏”的现象。媒体对2017年11月至2020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最高检网站共通报了61名高校干部被查的消息，涉及55所高校。这些落马干部中有57人在校时曾任副校长及以上职务，占所有被查人员的93.4%。学者李莉莎对2007至2019年期间高校腐败犯罪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校院领导岗位是腐败风险度最高的岗位，权力集中、且不受约束导致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刘川生（图/网络）
由于权力缺乏监督，一些高校领导的独断专权，一些高校逐渐形成了校长、党委书记“用人一言堂、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的现象。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一些领导干部却可以对这个制度任意“取用”。比如，云南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甄朝党，担任校长时，就强调大学是“校长负责制”，在担任党委书记后，又只强调大学是“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随着屁股座位变动，“制度解释一张口”，极其狂妄霸道。
高校腐败重灾区：基建、招生、科研经费
具体到腐败领域，高校的腐败既有共性，又有其教育行业特点，基建后勤、考试招生、经费管理、选人用人、合作办学等是高校腐败易发多发领域。
其中，高校基建领域尤甚。近年来，各地院校扩建、迁建、建设新校园的情况非常普遍，高校对基建工程自主建设、自主管理，所涉及的利益巨大，又缺乏有效监督，自然成为高校腐败首当其冲的“重灾区”。后勤处、基建处往往是职能部门中腐败风险度较高的两个部门。
比如，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被指控收受2300余万元，金额最大的一笔是某投资公司为感谢周文斌在工程承接、工程款支付、审计决算等方面的关照，该公司先后9次送给周文斌410万元人民币和30万元港币。
▲周文斌（图/网络）
2013年，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范昕建、原党委书记张忠元在两个月内相继被查，令人瞠目结舌。因为事发在毕业季，校长落马后，学校把毕业证赶紧重新做过，盖章、签名，换成了党委书记张忠元，但没想到的是，毕业生们拿着张书记盖戳、签名的证书没多久，张书记也被抓了……据检察机关指控在2006年至2012年间，两人收受工程承包商所送财物共计1280余万元。
办案人员甚至还总结出了基建领域的潜规则，比如一些建筑企业为了获得工程项目，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行贿资金列入支出预算。
基建后勤之外，考试招生也是高校腐败的另一个重灾区，尤其在艺考、自主招生等给予了高校相当大的自主权的领域。自主权的下放，也就意味着高校相关负责人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更大的操作空间。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知名高校都曾曝出招生丑闻。
▲图/公号图库
于志刚落马的主要原因也是从自主招生考试中“吸金”甚巨。知情人士介绍，于志刚在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期间曾负责该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他一边在自主招生会上反复强调要公平公正，不能对不起学生云云；一边私下大量收钱。”这一画面无疑颇为讽刺。
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处处长蔡荣升把人大的自主招生搞得乌烟瘴气，有知情人介绍，“他曾经让一个11岁的富二代上了人大的本科”。而100万上人大的传闻，更是甚嚣尘上。
高校招生考试的腐败影响尤为恶劣，2020年开始，自主招生被“强基计划”所取代，背后就与自主招生等沦为权钱交易的重灾区，损害教育公平有关。
蔡荣升利用自主招生敛财被查，就是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变化的一个分水岭。此后，自主招生政策不断收缩，直至被取代。而在艺考领域，提高文化课成绩、统一使用省级统考成绩、收缩校考政策，均是对艺考腐败的一种回应。
赋予高校更多招生自主权，实现多元录取，是推进高考招生录取改革的方向，但当自主招生沦为一些人权力寻租的温床，自主权又被一点一点收上去了。高校招生录取腐败，严重透支了民众对多元录取改革的信心，使得“分数最公平”成为民众最坚固的信仰，也成为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分数”的重要阻力，使得不拘一格降人才成为奢谈。这无疑是中国教育改革之痛！
“吃喝拉撒睡，全都靠经费。”在科研经费领域，则表现为科研人员通过虚构支出等不法手段套取科研经费的现象。与其他形式的腐败相比，贪占科研经费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同时危害性也更大。
▲陈英旭教授案发后，办公室大门紧闭（图/中国青年报）
媒体梳理发现，有利用购置科研设备拿回扣的，也有直接用来购买私有汽车房屋的，还有为自己购买高价保险的，把科研经费用于旅游和吃喝拉撒等日常开销则更常见。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曾被媒体称“可能创造了贪污科研经费新纪录”。他授意其博士生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近千万元的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有限的科研经费被套取，意味着有限而宝贵的科研经费被浪费，影响的是科技创新的大局。
重塑权力运行生态，强化内外监督
腐败的发生都与权力运行生态有关，高校腐败案件的发生也离不开这一原因。具体而言，高校腐败多发的原因与多重因素有关。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基建等各方面投资增加，高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高校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市场化行为越来越多，高校负责人掌握的公共资源越来越多。
从内部监督来讲，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小社会内，权力结构相对集中，反腐制度建设落后，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公开透明程度低，腐败自然多发。
从外部监督来讲，不同高校归属不同，存在管理职能交叉等状况，增加了监管难度。不管是部属高校还是省属高校，主管部门对其的监管都有些“鞭长莫及”，或者既管不了帽子，又管不了票子，或者只能管得了经费划拨，使得部分丧失理想信念的干部更加肆意妄为。此外，过去一段时间，作为“特殊领域”，相关部门在处理高校违规违纪问题时投鼠忌器，监督执纪问责偏松偏软，也是导致腐败易发的一个原因。
▲图/公号图库
高校是立德树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地方，也是高知云集的所在，领导干部理应有更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追求，成为全社会的表率。但频发的腐败打破了人们的幻想，人们看到的是唯利是图、沆瀣一气、斯文扫地。
预防象牙塔内的腐败，还校园一片净土，一是要强化高校内部制度建设，加强高校纪检体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不断健全项目、资金、财物、人事等风险管理事项的制度，强化对基建、招生等腐败易发领域的监督，做好相关环节的公开透明工作。
比如，要提高纪委书记在高校领导班子中的地位，保障高校纪检监察机构能够独立、权威地开展工作，解决高校纪检部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的状况。对此，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明确中管高校纪委书记的提名、考察、任命，改为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主管部门党组进行，这就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之举。
二是要理顺外部监督机制，通过完善巡视巡察监督制度，理顺监管职能，强化对党委书记、校长等“关键”少数的监督。以刘川生为例，在一个岗位上达11年之久，却缺乏实质性的权力平衡和监管，这无疑是导致其权力坐大、任性妄为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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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师大党委原书记刘川生投案，知情人称其带给学校负面影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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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于志刚被调查 或涉“自主招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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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校最大腐败案7次延期 基建领域成高校腐败重灾区
http://www.rmzxb.com.cn/c/2016-12-27/1244465_4.shtml
5、人民大学自主招生黑幕 “涉亿”贪腐浮出水面
http://www.mnw.cn/edu/news/704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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