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与苏联之间，中共的民族政策走出了自己的路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观察者网：从晚清到民国再到现在，中国的国族整合经历了哪些阶段？

吴启讷：我想主要是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末到北洋时期。

在清末，精英阶层已经确认我们中国不得不走民族国家的方向，所以他们从日本借来了“民族”的概念，并且把我们的国族称作“中华民族”。也就是说，要把清朝的全部臣民转化成为一个立宪国家的国民，国民的名称叫做“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这个称呼背后又代表了政治一体化和高度的文化同质性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是，清朝国土的范围和规模是由5个主要族群的政治联盟造成的，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妥协的方案，那就是在中华民国这个架构下有阶段性地实行“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里的“五族”，不是指后来民族识别里的“民族”，而是基于当时的族群政治现实，主要指汉、满、蒙、回（新疆）、藏这几个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则是次要的。“五族共和”是一个在清朝前期就已存在的既有政治架构的现代版本，后来一直延续到北洋时期。

民国初年制作的地图（资料图）

第二个阶段是自国民党在南京定都建立国民政府起到1949年。

这个阶段内，国民党的重点开始转成国族建构，试图推动中华民族一体化。学界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特别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政界的代表人物则是蒋介石，在他的代表著作《中国之命运》里提出中华民族“同血缘共命运论”。

国民政府在统治大陆期间是从历史的源头出发，强调各族群之间的共同文化和共同血缘，认为现实中面对列强侵略的共同命运会造就一个现代国族，即中华民族。

第三个阶段是1949年到改革开放初期，但这个阶段可以溯源到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受苏维埃革命的影响，而苏联的民族政策包括动员以前沙皇俄国的少数族群共同反对沙皇俄国的统治，因此共产国际希望中国也可以动员所有的少数族群，共同反对由清朝及北洋政府延续下来的统治架构。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就把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源当作整个革命资源的重要一环。

到了抗战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转为主张中华民族的共同解放，但它依然重视少数族群的革命，将少数族群当作重要的动员对象；将少数族群的解放，当作非常重要的动员话语。

通过中国境内各族群的共同奋斗，达成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目标，不过在理论上存在一个问题。“中华民族”（nation）和中国内部的各个族群（ethnic group），两者在西文当中是不同的概念，但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全部采用了“民族”这个概念，而且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存在淡化“中华民族”、强调中国境内各族群的情况。这般强调，存在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没办法清晰地区分中华民族和境内被称作民族的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当时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件事，减轻了这一危机。中国共产党透过革命论述和革命实践——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环是组织动员——把中国境内各族群的人组织起来加入共同革命的行列。这一组织动员，在现实当中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所以，就推动国族建构的目标来说，“五族共和”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的操作在理论上比较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在实践层面较大幅度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建构的实践和实现。

在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体中国公民共同参与了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里，中华民族的建构在现实层面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推动，民族概念容易混淆的状况获得一定程度的平衡。所以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并没有出现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建构形成挑战的状况，而当时的中国人也没有这方面的焦虑。

简而言之，就是当时革命话语高于民族话语，革命话语成为中华民族建构的重要推动力。

建国初期的民族团结宣传画（资料图/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信息中心）

第四个阶段就是中国全面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到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两个方面的现象。一方面，在对外互动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被进一步凸显出来——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它的国家利益和全体国民的利益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就显得非常突出，中国需要去维护整体国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各个族群原来是分散居住、居住范围相对固定的，从技术角度和制度角度来看，他们都不容易移动。改革开放让中国从一个固定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国家，不仅由于交通变得非常便利，技术上更容易移动，而且在制度上也鼓励移动，比如中国的粮票制度、户口制度和单位制度的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以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都造成了中国国内各个族群空前的流动和接触。

空前的流动接触导致在中国内部不同族群之间出现一些文化方面的摩擦。文化方面的摩擦存在一个风险，就是它有可能被有心人利用，包括西方在内的一些势力会把它政治化，把它当成影响或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工具。

所以，在前一革命阶段没有被特别强调的国族整合议题，与当时被混淆的两个层次的民族概念，它们之间的张力到了市场化全球化时代就凸显出来了，这个时代就需要去思考如何厘清中国国内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以及如何不间断地推动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

观察者网：孙中山在一开始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带有一定的族群对立色彩。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为背景，“国民党在统治大陆的22年中未能制订系统的族群分类计划”，是否有这样的历史因素在？

吴启讷：我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党当时国族建构的整体思维是要建构一个国家民族，这个思维背后有个隐藏的不好意思公开表述的实践方式，就是推动同化。

同化是从孙中山开始提出的，他在他的著作中强调过很多次。他认为汉人有义务去帮助弱小的族群脱离他们的落后处境，获取进步，再跟汉人一起去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孙中山在讲到同化的时候，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疚感，他觉得这个是完全正当的。

蒋介石其实也在进一步推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同化和行政制度上的一体化。行政制度的一体化，就是在原来没有建省的少数族群比较密集的区域逐渐推动建省，最后只剩下西藏没有建省。

至于人群分类这件事，蒋介石从来没有把它放到政治层面去考虑，因为这个分类一直是由民族学界、人类学界在学术层面上进行的。在学术层面上，我们可以说1950~1960年代在中国实行的民族识别，它的基础基本上早在1930~1940年代就已经奠定了，那个时候民族学界、人类学界的学术调查已经有相当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里有两个例外。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统治大陆22年，它的统治并没有到达中国每一个角落，1930～1940年代中期的新疆省就是由一位亲苏的政治人物盛世才统治的，他在新疆全面采用苏联人群分类的办法，在新疆识别出13个民族，这跟1950年代以后的民族识别基本一致。第二个，是中国共产党认为，比如像回民这类现象，不是信仰，而是民族；中华民族之下还有几十个民族。盛世才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都跟国民党这种避免族群议题政治化的设计不同。

盛世才1933年至1944年间担任新疆军事、政治首长，有“新疆王”之称（资料图/维基百科）

观察者网：相对晚清、民国，中共建立“民族”身份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思维有哪些优点？

吴启讷：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考量到中国族群政治的传统和现实，也就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整合、建构还没有完成，中国境内各个族群的文化差异还很大，历史记忆也有差别，历史转型仍在继续，尚未完成，所以建立民族身份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实是对中国当时现实的充分体认下所做的现实选择。

第二个方面，就是它满足革命动员的需要。革命动员需要去动员当时中国境内全体人民的参与，换言之所有动员必须因地制宜，而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要，所以对不同地方的民众的动员，需要去看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在汉人地区，他们最需要解决的是土地问题，而对于非汉人的区域，在土地或经济这方面的议题之外，还包括来自汉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歧视与压迫的问题，以及当地大的少数族群对更弱小的少数族群的歧视与压迫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同化政策，背后其实包含了大汉族主义这样一个因素。

所以在1949年以后建立“民族”身份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要是能更好地保障少数族群的政治权利、具体的经济利益及他们的文化传统。

观察者网：您在论文里提到，在民族识别调查过程中，调查工作呈精英化趋势，参与座谈的多数是少数族群干部、宗教领袖等地方精英。这部分调查识别未能实现“群众性”，当下来看，有哪些影响吗？

吴启讷：我当时提到“群众性”这个议题，是在比较汉人区域的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与少数族群区域的民主改革时，所出现的差异。不过，我觉得如果让历史再重复一遍，可能还是需要这样做，原因跟教育有关。

在少数族群里——其实放到汉人里也一样——当时整体知识、话语都是掌握在精英手中。当时这些少数族群的干部和宗教领袖，他们往往掌握双语，可以使用汉语沟通，同时他们对于自己族群的历史文化的了解，要比自己族群的下层人士多很多。对于汉人而言，基层民众没有汉民族的自我身份意识，并不构成问题，但少数族群基层民众缺乏我群意识，就会影响到民族识别工作。

当时，少数族群的下层人士对于本族群的历史记忆是模糊的。在人类学场域里，他们对本族群的风俗习惯非常熟悉，但他们没有对比的能力，不能把自己族群的习俗跟周边的其他族群做对比；同时在宗教思维下，他也不能够体认宗教的叙述跟现实政治、历史叙述的不同。

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本来是鼓励依照各族群民众的意愿、本身的认同来识别民族，但最后出现了技术上的困难。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虽然我跟隔壁的村庄讲同样的话，但我们之间是世仇，所以我们怎么会是同一个“民族”？甚至于在同一个家庭里有一个人跟家里其他成员不和，他就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家里其他人是另一个“民族”。这类事件就造成了民族识别的技术困难。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各地调查统计出的少数民族名称曾多达400多种。民族工作者经过20多年的识别与调查，直到1979年才最终确认为56个民族。图为参加“贵州省民族识别调查队”的邓德义拍摄的穿青妇女。1950年代，约有20多万居住在贵州西北部的“穿青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后来费孝通等人通过研究历史发现，“穿青人”实为明代到西南军屯的汉人。

所谓个人意愿，恐怕不得不跟一些客观的标准之间达成平衡。所以即使今天我们重新去做民族识别，恐怕也只能更重视精英的意见。只是，今天除了学术价值以外，是不是还存在民族识别的政治需要，这是一个疑问。

另一个可能是，今天从事民族识别的话，有比以前方便之处，那就是少数族群的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了，包括他们的双语能力也大幅提升了；不过，教育也可能给受教者灌输制式化的答案，降低答案的原始价值。

无论如何，只要民族识别本身既带有学术性，也带有政治性，它可能就不得不在精英化与大众意愿之间做一个妥协。

观察者网：您提到过，“非汉人社群的家谱往往追溯中原汉人血统，他们在语言和生活文化上也已高度汉化。……为了达成理想的分类设想，专家们往往需要跳脱调查者的身分，直接向受访者灌输历史、民族学和语言学知识。”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您指出民族识别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加强中央集权，而按一般思维来讲，不同族群越多，民族团结的难度越高。所以当时为何不把这些本就已高度汉化的群体统归为汉族？

吴启讷：我想这倒不是悖论，其中有两个层次需要了解。

第一，他们的家谱追溯汉人血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需求。他们未必真有汉族血统，但是他去追溯汉人血统，有助于家族在当地的生存，比较多的是贵族阶层借此建立他的政治优势。所以遵循学术客观性，在族群分类上，他们应该不是汉人。

第二个是国家的政治需求。当时中国国内有民族主义诉求的族群，主要包括蒙、维、藏——它们一方面有自己比较久远的历史文化传统，乃至一些政治传统，另一方面它们在进入20世纪以后逐渐萌发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诉求。因此把西南地区那些非汉人族群识别成为民族，让它们跟蒙、维、藏并列，这样有助于建构中华民族各族群平等及政治上一体化的效果。

也就是说，用不具有民族主义诉求的少数族群的利益和政治选择，去淡化有民族主义乃至分离主义倾向的这些少数族群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所以对于中国南部丘陵的这些少数族群的识别，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做法其实也是有元、明、清时期族群政治模式的渊源，就是对于过渡地带和过渡人群的中介作用的利用。过渡地带和过渡人群的中介作用，是传统中国的粘合剂之一，也是现代中华民族的粘合剂。

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图为基诺族妇女在茶园劳动。（资料图/北京日报）

观察者网：您刚也提到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特定年代无疑起到了极大的团结各族群的作用，现今却因一些民族冲突遭遇质疑。您认为这一政策是否需要“适时”做出调整？

吴启讷：我想从一个长远的制度设计层面，民族区域自治一定是我们建立一个单一制民族国家当中的过渡性政策。

尽管我们现在在法律上把民族区域自治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但是依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民族之间的界限必将消失，国家之间的界限也必将消失，人类未来一定会走到消除一系列界限的大同状态。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到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预期，在人类的不懈奋斗之下，共产主义终会到来。在这种情形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族群政治的短期目标无疑是保障民族的平等，中期目标则是全面建立单一制民族国家内部完整、一体的政治与行政制度。

跟这个中期目标有冲突的现象，一定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所以我想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遇到了历史的转折，需要调整，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至于什么时候调整、如何调整，当然是由主政者考量多方面的因素之后才能商讨决定的。

我觉得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和内容不能够固定不变，它必须依据当下国家政治、经济以及中国国际处境的变化做出调整。

我觉得目前调整的目标就是回归宪法，正本清源，明确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之间的关系，明确身份证上的“民族”身份与中国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这种调整，一个关键的考量重点就是必须保护文化多元，同时必须推动政治一体；政治一体不能在文化多元的要求面前妥协、退让，不能出现政治多元。

如果放到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这两个议题上面，民族识别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要拥有两个平行的政治身份，每个中国人唯一的政治身份只能是中国公民，族群身份并不是他的第二政治身份，只是文化身份。

民族区域自治不意味着自治权与中国的国家主权平行，不是两套权力，它只能是中国国家主权之下的一个地方、群体的具体权益，这个权益可以包含地方政治因素，但不具有国族政治的性质。

观察者网：那当下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方面，我们可以如何精细改进？

吴启讷：我想，重点还是在于保障少数族群具体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权益。用一句话归纳，就是保障文化多元。

国家有必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维护少数族群文化传统的传承，因此，对于其文化传统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去做，对这种传统没有正面意义的事，我们就不要去做了。

那么什么样的事是缺乏正面意义的？比如说入学考试中针对少数族群的加分政策。不能因为身份证上的少数族群注记就一体加分，而是应该考量他的母语能力和运用中国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

假如他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足，而他平常使用的母语是自己族群的语言或其他非国家通用语言的话，那么他接受这种加分照顾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反过来，他的母语就是国家通用语言，他受教育的环境条件跟其他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考生相同，那么只依照他身份证上面的民族身份就给他加分，势必对保护少数族群的文化传统、保护全中国的文化多元的状态造成负面影响——它不仅不是保护，反而变成了破坏，只要身份证上曾有过一个少数族群的身份，优惠就可以永远延续，结果少数族群的文化传统反而更易遭到破坏。

所以精细的改进，核心在于在保障政治一体的前提下，有效保护文化多元。只要把“有效保护”而不是“形式保护”放到考量的焦点，很自然地就可以制定出相应的文化政策。

我想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保护文化多元不代表我们要把少数族群的文化考古化、固定化。跟汉人一样，少数族群、全世界所有族群的文化都是在流动变迁的，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因为大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向前发展的动机和动力。这个动力不是任何人为的做法可以去阻挡的，只要动力存在，所有的文化都会流动变迁。

国家政策要鼓励保护文化多元，但是没有必要去限制这些文化的变迁过程。比如说少数族群有人逐渐不太会使用原来的母语，而只会讲普通话，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不要对此感到恐慌。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制定相应的政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