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巴西，这里是西方的未来

边缘地带的情况有助于我们预知未来。

——马克·费舍尔误以为这句话出自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

“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人们以为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安全威胁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只能来自发展中国家。然而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政府无法制定和执行连续性政策，无法对各政府机构进行协调，无法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他们甚至没有储备也无法生产足够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这里就不对欧盟可耻的疫苗分发情况进行介绍了），这一系列状况凸显了全球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国家机能失灵已发展到何种程度。国家能力虚弱、政治混乱、任人唯亲、阴谋论还有信任赤字，我们看到那些富裕强大的国家的制度合法性正在崩塌，这使得它们看起来就好像香蕉共和国一样。

《美国事务》刊登《世界的巴西化》一文，背景是巴西现代化都市中的贫民窟

如果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去查阅疫情应对能力指数（如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或流行病应对能力指数）排名就会发现，美国和英国是应对流行病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此外欧盟国家的排名也都非常靠前。这些国家认为自己从巴西、中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或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前的经历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虽然能够成功应对疫情的国家并不多，不过西方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国家机能失灵，这样的状况还是给那些自鸣得意的“历史已经终结”或“一种模式比另一种模式更加优越”的信奉者们以沉重打击。如今，似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欠发达国家”了。

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状况是，20世纪已经终结，在20世纪的战争中形成的极具自信心且致力于影响社会现实的那些国家机器也已经损坏，那些社会的其他一些特征也已经消失：左右之间（或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之间）有序的政治对立，普世主义者与世俗力量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文化现代化，通过正式且薪酬合理的就业安排在劳苦大众头脑中塑造的国家认同，以及快速且普惠的经济增长，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今的我们发现，“历史的终结”已经终结。与上世纪90年代或本世纪初的情况不同，如今许多人都已经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非常不妙。正如已故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在他的“未来的缓慢消逝”中所说，我们都已感受到巨大压力，未来虽然可期，但那种可期的未来从未到来，本该进步的时候却发生了退化。

退化的西方已经在最初的“未来之国”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一直被视为注定会成为“未来之国”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却从未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就是巴西。世界的“巴西化”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因之出现的沮丧情绪正弥漫于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一直以来通常只有左派（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担心“历史地平线的消失”，不过如今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人士已经遍布政治光谱的每一条谱线。

欢迎来到巴西。在这个国家里，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的只有那些金融精英和腐败政客。每个人都在抱怨，但除了耸耸肩膀，他们也做不了什么。缓慢退化的巴西社会并不是失控的列车，它更像是令人紧张的过山车，偶尔也会出现令人充满希望的上坡路，而且截至目前还从未脱轨。我们总是回到出发的地方，我们震惊，我们迷茫，心里充满了焦虑。

人们通常认为，巴西是社会不平等的代名词，在巴西的城市里，住在山上贫民窟里的穷人俯视着有钱人进出的高楼。在1991年出版的小说《X世代：讲给被加速的社会的故事》（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中，加拿大小说家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把“贫富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以及随之出现的中等收入群体消失”的现象称为“巴西化”（Brazilianization）。

在随后的10年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用“巴西化”这个词描述那种正式就业和非正式就业变换不定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就业变得灵活、随意、不确定和去中心化；在其他一些国家，变得“巴西化”意味着在它们的城市里，贫民区或棚户区急剧扩张，市中心被中产阶层占据，贫穷的人口被排挤到郊外；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巴西化”则意味着一种新出现的种族之间的矛盾，即包含各个族裔的劳工阶层和白人精英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不平等和生活不稳定在欧洲和北美的城市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撕裂，上述对“巴西化”一词的各种理解从表面来看的确是有道理的。可是为什么要用“巴西化”来描述那些现象呢？巴西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的、工业化国家；同时，巴西也是一个充斥着大量贫穷落后现象的国家，巴西的统治阶层似乎自他们做奴隶主的时代起就没有取得过什么进步。在发达国家们看来，巴西是自己的过去，是自己发展早期阶段的样子，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把那个阶段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北方和南方，那时和现在

在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在全球化时代里新的界线据说是南北之间的界线。在历史终结论的描述中，新的世界将会出现分化，而发展中的南方国家被视为一片充斥着贫穷和冲突的土地。西方大国在处理自己与南方国家的关系时往往会交替表现出两种姿态，一种姿态体现出一定的防守色彩（阻止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新型疾病、有组织犯罪和毒品从那些南方国家流入），另一个姿态则是家长式的（西方国家应该“帮助他们发展”）。

西方国家表现出的第一个姿态意味着南方发展中国家无法从中获益，因此第二个姿态才真正体现了他们的目的。南方国家会逐渐变得与北方国家相像，南方国家那些新出现的中产阶层会急迫地希望模仿北方国家的消费文化，他们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里，存在一种对冷战现代化理论的老调重弹。对于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来说，挖掘水井或小微金融等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和那些由非政府机构（NGO）推动的发展项目让人们误以为那些国家真地有希望“追赶上来”。这种发展援助行为，往往是由那些曾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结构性调整措施，把贫穷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国际金融机构实施的。

对于那些境况较好的南方国家（也就是如今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国家）来说，当地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不言而喻当然是跟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后面亦步亦趋的。根据这种理论，那些国家不过是来得有些“晚”，他们迟早会变得“跟我们一样”。看看圣保罗、曼谷或开罗街头的那些大型购物中心吧！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等待财富向那些国家扩散，它们很快就会加入富国俱乐部。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为例，这本杂志就认为像巴西那样的国家只需进行自由改革经济便可实现快速增长。毕竟，在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韩国等一大批国家都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连智利也在2010年加入了该组织，巴西加入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这一论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现代化理论所需使用的政策工具（如进口替代）已经不再有效，当年的国际环境和技术关系决定了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决定了追赶式发展的可行性，然而那种国际环境和技术关系如今都不存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的技术和产业如今已风光不再，建立在石油技术、橡胶技术和钢铁技术上的经济（比如汽车制造），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高附加值”产业。那些真正关键的东西如今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是无法获取的。因此，南方国家不能再被视为只是在时间上处于北方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南方国家已无法实现慢慢赶上北方国家的目标，两者如今已处于同一个时空中。

在这种情况下，巴西陷入了希望和沮丧的循环，动弹不得。如今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都在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程度却是不高的：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上的WhatsApp软件，却住在贫民窟里；城市里出现了电子商务模式，但排水沟却还是露天的。

事实上，除了中国这个取得了卓越发展的例外，无论人们怎样就“新中产阶层”发表长篇大论，其他国家在过去40年里事实上是在倒退的。哦，是的，如今工人群体也危险地踏入了消费社会的大门，他们也能买得起一台电视或冰箱了，他们中某些人甚至成为了家族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大学就读的人，可是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如今退化在北方国家也许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其中展现的许多特征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南方国家：不仅是社会不平等和就业不稳定，还包括日益严重的精英腐败、政策缺乏稳定性以及社会撕裂等问题。富裕的北方国家是不是在倒退并且也在进入一种“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程度却不高”的状态呢？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反对政府治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手持标有“羞耻”字样的标语牌（RFI）

没有发展的现代性

若要理解“巴西化”的真正含义，若要知道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就必须搞清楚巴西的发展轨迹。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一轨迹能给我们对现状和未来的理解带来哪些启示。巴西很清楚自己的发展潜力，巴西也经历过沮丧，这些都让巴西人在现代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有批判性的思想，全世界对巴西人形成的这些思想进行一番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在巴西，对“现代却欠发达社会”阐释得最好的，也许就是文学批评家罗伯托·施瓦兹（Roberto Schwarz），他是上世纪50年代末在圣保罗大学加入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的几位学者之一，另几位学者包括经济学家保罗·辛格（Paul Singer）、哲学家约瑟·亚瑟·詹诺蒂（José Arthur Giannotti）、社会学家米歇尔·罗伊（Michael Löwy）以及日后成为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这些学者的思想基础来自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社会学家弗洛斯坦·费尔南德斯（Florestan Fernandes）和文学批评家安东尼奥·坎迪多（Antonio Candido）等人的著作，而这三个人又站在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的塞尔吉奥·布阿克（Sérgio Buarque de Holanda）、吉尔贝托·弗雷尔（Gilberto Freyre）和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únior）几位历史学家的肩膀之上。上述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很关心该如何对巴西社会进行描述和分析，都很关心新老两代人在辩证法领域的碰撞，都很关心该如何调解本国特质与在巴西融入全球资本主义过程中国际现实之间的矛盾。

1973年，罗伯托·施瓦兹写下了那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不合时宜的观点》（Ideas Out of Place）。虽然出版社在英文版本中用了“Misplaced Ideas”这个标题，葡萄牙语版本却有“被遗忘却相当不适宜、不合乎需要、不正确的观点”的意思。正是借助这种“不合乎需要”，罗伯托·施瓦兹吸引到了读者的注意：在19世纪的欧洲，关于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自由主义思想处于支配地位，欧洲的意识形态和法律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之上的。不过，巴西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在热带地区，自由主义只是巴西社会中一种巴洛克式的装饰，非自由劳动仍然普遍存在。

罗伯托·施瓦兹（Roberto Schwarz）

巴西的精英们只是口中说着自由主义的一些词汇，但事实上奴隶制1888年才被废除，而其他形式的非自由劳动或劳动中的强制现象甚至多年之后仍然存在。在欧洲，自由主义也许发挥了掩盖罪恶黑作坊的存在的作用，不过自由主义至少很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现实——人作为个体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不过在巴西，人们却认为自由主义是荒唐的想法，因此对自由主义的现实验证或者说在自由主义问题上的言行一致在巴西其实从未实现。

即便在当今的时代，观念与现实不符的例子也有很多：“保守主义者”会鼓动对家庭等值得保护的事物进行破坏；“自由主义者”会去维护监督机构的自由；“极端个人主义者”在评判一个人时更多地看其族裔背景而不是那个人本身；而“左翼人士”如今更多地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阶层。在我们周围有很多“去适应”（deaptation）的现象，这是哲学家艾德里安·强斯顿（Adrian Johnston）从模因论（memetics，一种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指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在思想观念上相互模仿并将那些思想观念散播开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基因是通过遗传而繁衍的，但模因却通过模仿而传播，是文化的基本单位——观察者网注）中引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最初符合模因论的适应策略最后却变得毫无用处甚至变得完全相反。如果说自由主义最初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bourgeoisie）崛起及其地位的巩固而产生的思想（都是以“自由”之名），那么如今自由主义已处于一种“去适应”的过程当中，人们用它来守护阶层秩序和自己的统治地位。

巴西知识分子已经在“去适应”这个问题上纠结了数十年，他们为此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通过分析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对现状有更好的理解，可以厘清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错位究竟来自何处。此外，正如鲁伊兹·菲利普·德考克斯（Luiz Philipe de Caux）和菲利普·卡塔拉尼（Felipe Catalani）两位学者所说：“在历史上，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思想观念是被迫重新融入新的文化土壤的，而这种新的文化土壤却并不像产生那些思想观念的土壤那样能够很好地与之相适应。我们并不需要通过现象的反映才能意识到这种不适应的状况，因为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就足以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确，许多普通的巴西人已经意识到了那些“不合时宜的观点”的虚伪性。在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全球化（或者说美国化）过程中，各种思想脱离了产生它们的土壤，脱离了它们赖以成立的决定性的现实物质环境。这种“不合时宜的观点”遍布各个领域。在新冠疫情中经济凋敝的欧洲，年轻人却走上街头反对“白人特权”，其实在欧洲国家里白人是占绝对多数的，那些年轻人一定是把自己想象成了美国人。

至于巴西，人们曾一度认为在消除巴西社会的“核心-外围”差异（也就是改变富裕的小岛被贫穷的海洋包围的状况）之后，“未来之国”的前景就会变为现实，就能追赶上富裕的北方国家。不过，这个世界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看起来那些富裕的北方国家反而正在“追赶”南方国家，它们正在复制南方国家的上述社会问题。这样看来，巴西的确在扮演着某种“先驱”的角色了。

巴西哲学家保罗·阿兰蒂斯（Paulo Arantes）进一步发展了“巴西化”这个命题，他于2004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世界的巴西式断裂》（The Brazilian Fracture of the World）的论文。保罗·阿兰蒂斯在论文的开头先是考察了来自北方国家的几位思想家的观点，这些思想家都曾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表示过不安。早在1995年，保守派战略学者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提到“美国的第三世界化”（Third-Worldization of America）。就在同一年，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在预测美国社会的未来时，认为美国社会将会分裂，将会出现非正式却难以消除的阶层隔阂：白人精英会统治由各个族裔组成的社会，而对于内部也存在分化的社会大众来说，它们会愿意看到寡头的出现。迈克尔·林德在文中直接点到了巴西的名字。

一年之后，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精英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Elites）一书中指出，统治阶级的自我封闭和与社会大众的脱离已经是社会现实。与此同时，曾拥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政策的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西方将出现“拉美式的靠资本获利的收租阶层”，那些白人精英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上获取大量利益，而中产阶层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工人阶级则会再次被边缘化，二战后经济强劲增长所引发的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将会破灭。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认为，许多人将会从分裂的社会中被完全排挤出去。新的现实已经浮现，只有资产阶级能够继续保有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会成为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阶级。

“比利印度”（Belíndia）的出现

巴西这个国家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现代的国家。巴西最初是一片殖民地、一个开采资源的地方，它与崛起中的世界市场是连结在一起的。巴西也许是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但巴西的奴隶制是早期现代性的产物，巴西从未经历过前现代化阶段，也从未经历过封建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西化”并不是一种向半封建关系的简单回归。

那么该如何解释巴西的非自由劳动、大农场主体系以及附着在这一体系上的文化和政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现象呢？简而言之，该如何解释巴西内部所有“落后”的东西呢？在巴西，现代化使落后势力获得了喂养，并且反过来强化甚至使落后势力实现了繁殖。在巴西的农村地区，灵活的劳动力和土地供给为农业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这反而遏制了农业技术的进步。随着上世纪30年代工业化的推进，大量贫穷的农民成为了城市中的廉价劳动力。

巴西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民粹主义时期（the populist period），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对推翻既有体制提出任何要求，这与一个世纪之前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欧洲是不同的。在巴西，农村有产阶级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反而继续保有权力而且继续从这种扩张中获得利益。正如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科·德奥里维拉（Francisco de Oliveira）在1972年发表的《二元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ualist Reason）中所提到的：“巴西资本主义扩张是通过在旧的关系中引入新的关系、在新的关系中复制旧的关系来实现的”。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总统推行的社团主义劳动法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他所模仿的其实是墨索里尼的政策，目的在于让巴西城市中的劳动者的无产阶级身份固定下来并为他们立下规矩。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样做切断了那些劳动者与农村之间的关系，巴西农村的贫穷和不自由就延续了下来。

在德奥里维拉看来，旧的阶级关系在巴西的新世界里得以保留下来。以城市中新出现的穷人为例，他们可以造自己的房子，这样这一阶层代代延续下来的成本就会变得很低，雇主也无需给他们高工资来支付房租。可以说，巴西的贫民窟并不是旧时代的落后标志，而是新时代的产物。

缆车行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阿莱芒贫民窟上空，图片来源：新华社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看市民生活中的个人服务行业在这种积累模式中是如何运作的。巴西的中上阶层都有自己的保姆和司机，这种经济关系只有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例如产业化的保洁服务和公共交通服务）获得大量投资之后才能被取代。在这方面，巴西的中产阶层比美国或欧洲的同一社会阶层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因此，这种在巴西的市民生活中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事实上削弱了统治者改善公共服务的政治动机。

全世界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变得有些“巴西化”了呢？各种“私人服务业”正在扩张，专业人士和精英们是不是也开始雇佣私人瑜伽教练、私人厨师和私人保安了？美国旧金山的中上阶层家庭正在复制贵族和庄园主的生活方式，随之出现了与之配套的服务经济，不过如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外包出去，数字平台可以在新的精英阶层和私人“分包商”之间牵线搭桥。巴西的社会结构已经为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的未来。

德奥里维拉2003年再次对巴西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他把巴西比作一个“鸭嘴兽”：巴西是一个畸形的怪物，这个国家不是欠发达的（农村的“原始积累”已经被强大的农业产业部门取代），但这个国家并没有完成现代化，也就是说，巴西还没有让社会大众真正融入这个国家。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巴西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必然的。在1964年政变爆发之前的阶段，日渐壮大的工人力量本可以为巴西社会带来新的局面，本可以终结这种高强度的剥削状况；而巴西的农业改革本可以解放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涌入城市的农村“后备劳动力”并最终摧毁长期盘踞在农村的势力。

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需要资产阶级与工人们配合行动。然而，巴西的资产阶级却支持了右翼政变势力。施瓦兹在对德奥里维拉的“鸭嘴兽”观点进行介绍时指出，具有强烈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他在60年代曾是一个左翼社会学家）在90年代发现，巴西的资产阶级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获得发展。卡多佐总统指出，与当时占据优势地位的左翼观点不同，巴西的资产阶级更希望巴西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小伙伴，而不希望看到自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未来受到其他更低阶层的挑战。也就是说，不让巴西实现发展是这个国家的精英们自己的选择。

德奥里维拉指出，巴西“未来之国”的美好希望之所以一再破灭，原因就是“巴西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虽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全世界最强劲的经济增长……出现这种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巴西工人阶级的地位低而且巴西对外部过于依赖”。巴西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增长迅速、文化也令人十分羡慕，巴西本可以是个乌托邦一样的国家。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用德考克斯和卡塔拉尼的话来说，巴西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国家优势无法化为现实。并不是落后让巴西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巴西的命运就是无休止的挫败和沮丧。

此外，巴西社会对穷人的无视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二元社会现象。在巴西，人们把这种状况称为“比利印度”，这是一个1974年由经济学家埃德马·里斯本·巴沙（Edmar Lisboa Bacha）创造的词：巴西是一个由如比利时般富裕的城市和如印度般贫穷的农村构成的国家，两者在同一个国家里共存。那些巴西的“比利时人”表面上生活在一个现代的、运转良好的国家里，但他们却受到“外部”半封建的、落后的“印度”的拖累。德奥里维拉指出，为了自己的发展，那些生活在“内部”的人很依赖对“外部”的剥削。不仅如此，巴西社会的这种二元性也会对内部的“比利时人”造成影响，它把巴西的精英塑造成了一个腐败、自私、社会地位代代相传的群体，他们对外面的“印度人”过得如何是毫不关心的。

很不幸的是，“比利印度”现象在最近几十年里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普遍。我们可以看一看构成这个词的两个国家本身如今是什么样子：比利时也许依然富裕，但他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官僚化、社会碎片化、阶层流动固化；印度也许依然十分贫穷，但他们也有了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而且保守民粹主义正笼罩着整个国家。类似的现象在意大利、美国和英国也存在，深度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僵化的政治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民粹主义在这些国家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该如何看待现代性

如果我们对阿兰蒂斯的“巴西化”进行一番分析，会发现巴西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特征在当今这个处于后增长时代的新世界里也是存在的。巴西人在应对他们的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为适应灵活而非固定劳动合同而出现的社会关系、半合法的变通之举、成色不足的资产阶级）也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巴西，这个生来就进入现代社会的前殖民地，并不是一个从封建关系中走出来的社会，并不是一个通过革命切断了与过去联系进而宣布自己获得新生的社会。相反，它只是一个生产和分配的场所。

在上世纪40年代，伟大的巴西历史学家小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r.）对当时巴西的殖民地社会形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殖民体系的效率就在于生产活动的有组织性和高阶社会关系发育的不成熟性两者的结合，结果就造成殖民地只有经济，没有文化。因此，由殖民主义所塑造的当代边缘地带内部是“缺乏道德性关联的”，它缺乏那种能够让人类个体互相连结进而团结成一个社会的人际秩序，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完整社会。当你感知到当代新自由主义社会出现解体的某些迹象时，应该意识到这并非偶然。

在历史上，由地主精英和奴隶构成的巴西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民。从历史角度来看，巴西“展现出重商主义先驱形象的类社会（quasi-society）”是在受到那些自由民的影响之后形成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巴西，当时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施舍行为，施瓦兹在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的小说中就发现了这一点。在一个由奴隶主和奴隶构成的世界上，贫穷的自由民依靠有产阶级的施舍和资助过活。与获得权利的公民不同，自由民不得不为获得有产阶级的施舍而互相争抢。我们应该已经在一些国家看到巴西社会中资助行为和庇护主义的影子了。

我们的思想和体制都是遵守当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因而现实就是，这个社会并不是按照理性来获得组织的，这个社会是按照那些有钱人肆意妄为的想法来运转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上，精英当然是受益者，那些“自由民”也是，因为他们能获得精英的资助和庇护，他们并不是奴隶。这种资助和庇护关系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其中的虚伪是系统性的：冠冕堂皇的自由主义思想让那些善变和腐败的行为都获得了正当性。我们完全可以把上面的论述用在如今已经“巴西化”的美国身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信息应该自由扩散”，但是在这种自由扩散违反“社会标准”或不符合寡头利益时，就应该使其受到限制。

类似地，施瓦兹在谈到巴西主体性中另一个核心因素时提到了“无赖辩证法”（dialectic of the malandro，一种对慵懒、轻微犯罪的生活保持宽容且具有反英雄主义倾向的生活态度——观察者网注），这是施瓦兹在阅读东尼奥·坎迪多的小说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在施瓦兹所阅读的作品里，“无赖辩证法”通过耍弄小聪明或某种实际的知识让人们得以暂时搁置实实在在的历史冲突——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这就牵涉到那种“非常具有巴西特色的生活态度了，也就是‘具有腐蚀性的宽容’，这种态度出现在殖民时代，而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它已经成为研究巴西文化的一条重要线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经常受到赞美的那种巴西式的和稀泥心态，非黑即白是不存在的。这种生活态度也许不如北大西洋资本主义社会里清教徒价值观那么体面，他们对事物有明确的态度，他们可以进行坚定的谴责。不过，在施瓦兹看来，也许只有这种生活态度才能够让巴西顺利地融入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在巴西面前展开的，是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

这种对冲突的弱化贯穿了整部巴西历史。在巴西的历史上，很少有什么事情是最终能够获得真正解决的。巴西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没有跟自己的过去实现完全切割。在巴西，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代价就是让旧事物在新的体系里继续获得容身之处。以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再民主化进程为例，新制定的宪法承诺给予那些被社会抛弃的群体更多权利，让他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社会；可是同时，这部宪法也向那些世袭的精英们作出保证，他们可以继续在新的秩序里保有自己的地位，而且军队也没有得到整顿，这样做的后果如今已经显现无遗。不确定性和优柔寡断总是左右着国家的道路。在巴西，有这样一句俗语：一切都在一顿披萨中无果而终（ it all ends in pizza；传说巴西圣保罗Palmeiras足球队的领导层内部曾发生严重争执，需要在14小时之内达成共识。在他们开会商讨时，有人买了啤酒和18个披萨。于是他们决定先饱餐一顿，可是聚餐结束后紧张关系大大缓解，他们不再认真商讨，而是随便妥协了事，这就是“一切都在一顿披萨中无果而终”的典故——观察者网注）。

显而易见，我们的后现代世界是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人们没有道德感，没有人会被定罪，也没有人自责。对于新的全球精英阶层来说，固定的规则并不存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道德成了一种个人化的、主观的东西，有道德的人有时候甚至会感到窘迫；那些精英们如今更喜欢宣扬空洞的企业伦理，而不是人的道德。道德水平不再是社会权威赖以立身的基础。后现代精英们感觉不到自己身上有任何责任。他们内心里没有律法，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任何负罪感。

在新经济时代里，适应与调和是极为关键的。作为一个分包商（而不是雇员），你必须时刻想着该如何取悦你的客户。在阿兰蒂斯看来，如今社会对“职业精神”的定义不过是为了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上生存而必须具备的一些品质。至于巴西的那些无赖或骗子们，他们并没有什么戒律可守，只需懂得“尽力争抢”即可。至于一般意义上的投机主义（例如19世纪巴西的那些寻求施舍的自由民），如今它已经改头换面，成为这个世界运转的一种新的方式。

后现代早已存在

巴西的过去正在成为今天全球的现实。在乌尔里希·贝克看来，“巴西化”意味着一个惨淡无光的未来，不仅是大量人口被社会抛弃的问题，也不仅是野蛮资本主义的问题，届时国家将不再是暴力的垄断者，犯罪团伙等各种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将会出现。不过贝克也在巴西人身上发现了一些积极正面的品质：他们灵活、宽容、对新环境的适应性很强，而且能够很平静地接受生活中种种矛盾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能接受家庭形式的多样化却不能接受工作形式的多样化呢？”贝克写道。也许对很多巴西人来说，他们还没有机会与第一次现代性（全职、终身制工作以及福特制等）相遇，就与开始迎接第二次现代性（弹性工作、后现代性）的到来了。

如果经典的、高度的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与安全、确定性和清晰明确的是非判断相关联的概念，那么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就是由风险定义的，在这种现代性里，知识和适应性是一切的核心。巴西的那些“无赖”们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上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是先于时代而来的一群人。也许这可以为我们解释为何波兰理论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关于“液态现代性”、“液态爱情”的书在巴西如此畅销，你甚至圣保罗街头的报亭里都能买到。

巴西这样一个缺乏资产阶级革命基础（因此在历史上缺乏法治精神、缺乏公民意识甚至缺乏负罪感）的国家，正在与后资产阶级的21世纪资本主义迎面相撞。从这个角度来说，甚至美国或法国等经历过极端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也在经历巴西式的迟疑不决和屡次失败。美国在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时采取了毫无意义的应对措施，美国只是为银行纾困，却对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事实上相当于对危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欧洲的情况更为典型，欧元区所做的只是不断拖延时间，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把这种做法称作“购买时间”。

对于当前这种新资本主义来说，虽然虚伪和腐败已经是见怪不怪的正常现象，可巴西还是为其提供了很有用的把自己合理化的途径。这种合法和非法模糊不清的状况（巴西的穷人有这样的问题，富人也是如此，比如他们会一边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进行干净的操作，另一边却在国内借助世袭社会地位干些肮脏的勾当）难道不是经济金融化的灰色合法性的一种象征吗？比如说，毒品贸易中产出的大量财富正在全世界最顶尖的几家银行的体系里流转。听到这类新闻后，人们不过是耸耸肩膀，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不就是巴西式的“具有腐蚀性的宽容”吗？

没有祖国的精英

世界的巴西化导致不确定性和优柔寡断的四处蔓延。正在走下坡路的新自由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无法找到度过危机的方案，而应对危机的人们力量太过分散，它们太愤世嫉俗，太不相信改变真地会发生。这就是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的资本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他坚称“没有替代方案”，他无法想象替代方案的存在。问题不仅在于现实与理想不符，我们甚至完全不相信理想的存在。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政治理想似乎已经与我们的腐败现实浑然一体。如今理想已无处寻找。与巴西的情况类似，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遭受“可期的未来一直无法到来”的挫败感，挫败感甚至已经成为西方社会肌体的一部分。

在巴西，从殖民主义、奴隶制和大农场主体制中获利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支持了1964年的政变，他们要防止工人在社会上获得自己的地位，因此也就消除了巴西获得国家独立的可能性。巴西的精英们更希望巴西对国际资本和美国形成依赖。结果，他们也就让巴西失去了实现追赶式发展的最后机会。此后，虽然劳工党在2000年和2010年执政时期曾进行两次迟到且有限的试图让大众融入社会发展的改革（这样做创造了一个更大、更繁荣的国内市场，这对精英们来说其实尤为有利），那些精英们还是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政变把劳工党赶下了台。这种宪制领域的崩坏其实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卢拉虽然在2018年领跑大选民调，可他最终还是被捕入狱、被指控并在不公正的法庭上被匆忙判了刑。考虑到巴西优越的自然禀赋、受到广泛喜爱的文化以及持续长达数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面对当今二元的社会现实（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怪物般的鸭嘴兽），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巴西的精英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精英。巴西的精英住在有私人保安且有产权的公寓大楼里，他们不过是“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精英一个更加荒唐的版本。他们拒绝对社会承担责任，彼得·蒂尔（Peter Thiel）提出的“海上飘浮城市”计划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待在住处的巴西甘蔗收成工，里头没有饮用水、没有床、没有电灯、没有厨具、没有厕所，照片来自Flickr用户Ricardo Funari

当巴西的统治阶级为了保持自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而选择放弃国家主权时候，我们在欧盟内部也发现了此类现象。欧盟这个地区集团其实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欧洲人建立欧盟的目的在于防止政治对市场规范造成干扰。当欧洲的精英们决定让自己的国家加入欧盟时，他们就出卖了国家主权以及相应对社会的政治责任。

意大利的精英们拼命要让意大利留在欧元区，完全不顾及意大利的经济状况，也不顾及此举对意大利未来的破坏性影响。正如巴西精英希望能永久生活在迈阿密（长期以来那座城市是拉美反动派的首都）一样，欧洲和北美的全球化精英们也希望自己能逃离社会大众，不愿被他们“拖住后腿”。意大利精英希望自己是德国人，英国的留欧派也是如此，而美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们希望自己是“欧洲人”，或者至少希望美国广大内陆地区能彻底消失。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发现没有任何国家（也许中国是个例外）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群体在致力于实现任何形式的旨在让社会大众融入国家发展进程的“全国性规划”。至于新自由主义精英，除了进行短期的危机处理和打造媒体眼中的政府，他们所做事情往往都带有反民族色彩。正如在上世纪90年代以低价向投资者变卖宝贵国有资产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所说：民族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

世界的巴西化

无论在哪个国家，现代化都意味着对农村的封建残余势力进行清剿，推动城市化进程，通过正式就业让社会大众融入工业化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财富会在社会上扩散，公民权利会获得普及。至少无产阶级会在城市中形成，他们会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从精英那里获得让步，并因此让那些精英受到约束。现代化并不能彻底消除社会地位的世袭，也无法打破庇护关系。政治会在意识形态框架内更加规范地运转，国家和官僚体制都能够从现代化进程中受益——至少在最发达的国家，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而现代化进程的反面（正式就业体制的解体、非稳定就业的增加）为“巴西化”现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当“巴西化”出现时，社会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寡头开始统治政府，财富和社会空间私有化，而且中产阶层日益萎缩。这些现象在城市中是最为明显的，市中心日益被有钱人占据，而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会向城市外围转移。

用政治学术语来说，“巴西化”意味着世袭主义、庇护主义和腐败。我们不应把这些视为异常现象，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被大众分享时，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政治现象，左翼社会主义力量也无法在其中发挥任何抵消作用。只有产业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构成的政治力量能够让自由主义者保持诚实，能够防止精英把国家作为工具从中牟取私利。

“精英的反抗”使得许多新自由主义国家被掏空。他们的身体从社会逃离，进入保卫严密的私人空间，他们在经济上走进全球金融领域，在政治上作出反民主安排并把责任外包给别人。精英们对民众关闭大门，对民众的压力无动于衷，他们对拥有资源和网络能直接向政治施加影响的势力却敞开了大门。这一切的后果不仅仅是腐败，国家也失去了执行长期发展政策的能力，国家甚至无力推动经济增长、消除地区经济差异。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国家机能失灵不过是最近最为人所瞩目的一个例证。

巴西过去以不确定和优柔寡断著称的不光彩历史以及二元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巴西式愤世嫉俗思想的出现。而西方正在向巴西靠拢，不但经济出现了停滞，而且民众与政治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也出现了隔阂。统治阶级在看待社会大众时的心态变得越来越高高在上了。如果有谁敢反抗现有的秩序，精英阶层就会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其他不堪的标签。当他们喜欢的候选人没有赢得足够选票时，他们会制造出各种怪异的阴谋论，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俄罗斯操控美国大选的“俄罗斯门”。这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秩序崩塌综合症”的现象在西方政界又会导致更严重的愤世嫉俗思想。这是另一个巴西具有的特质：当一个国家里制度信任度很低且实际存在大量阴谋的时候，阴谋论便会大行其道。

充满隔阂的社会

人们将如何对“巴西化”作出回应呢？也许我们会看到各国向保护主义国家的转型，对国家主权变得珍惜且更倾向于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塑造一种慈父般的关系。很显然，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把国家向这个方向推动，国家对公民提供抗疫支援、向他们提供直接的资金补贴，拜登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不过与此同时，国家的转变也在其他领域发生。企业盈利能力的弱化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把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连结起来的重要因素，因此所导致的现象被称为“剥夺性积累”。甚至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这位研究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专家也发出暗示：我们也许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向另一种主义转变的过程中。

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最精彩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不过社会分化和稳定就业机会减少的趋势却在快速发展着。毫无疑问，“反抗的精英”会得出情况将变得更糟的结论，并会努力在情况更糟所导致的社会影响中寻求获得庇护。不仅如此，在西方越来越严重的阶层分化已经在社会中制造出了隔阂：新经济赢家与其他人之间的隔阂以及国家和公民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的外在表现就是：对民粹主义的恐惧、对官僚无能的抱怨、政府缺乏领导力以及政策缺乏连续性，然而这些都是令经济精英们最头疼的事情，他们最好记住这一点。

关于新封建主义的辩论在这里应该就会发生了，它有四个互相关联的特征，而且与“巴西化”非常相似：主权分割、新的地主和农民、腹地化以及灾难论。不过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并非历史的回归，这一切其实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质特征的外在表现。把社会状况恶化和资本对国家形成依赖这两个趋势的全球化视为一种向“封建主义”的回归不仅是一种误区，而且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如果我们的确正在滑向就业社会和现代化的终点，那么资本必然会变得对国家更加依赖，不仅是因为国家会提供监管、法律和基础设施，还因为资本可以借此直接参与价值的攫取并使自己的利润获得保障。

这是一种稳定的做法吗？自2013年以来，巴西一直陷在无休止的混乱之中，巴西人已经对“通过消费融入社会”感到厌倦了。很显然，当前这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如同过去几十年里由个人债务驱动的消费一样，向民众派发金钱也许能为精英们赢得一些时间，可工资增长早已停滞了。后疫情时代不会好过，全世界最富裕强大的国家的巴西式的国家机能失灵状况就摆在那里，每个人都看得见。在“历史的终结”即将终结的时刻，抗议、造反、暴动会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这一切也许预示着在更高层面一场暴乱即将发生。只是对精英进行谴责是不够的。广泛行动起来扼住我们自己的命运，为我们的未来承担起责任，这些都是必须做到的，这样才能避免新一波社会骚乱“在一顿披萨中无果而终”。

【亚历克斯·侯楚力（Alex Hochuli）是来自巴西圣保罗的自由作家、研究顾问，2021年发表新书《历史的终结之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本文首发于2021年夏季刊第五卷第二册《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翻译/ 观察者网 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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