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大学的未来在哪里？

大学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部分，但也是社会的反映。大学既是社会的一部分，其形态和发展受制于社会形态，但同时大学也在塑造着社会。近代以来，大学对社会的塑造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大学的近（现）代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可以没有“大学”的形式，但这个社会必须拥有承担大学功能的机构；否则这个社会很难具有现代性，也很难生存在民族国家之林。因此，大学的未来取决于社会的未来，而社会的未来也可以通过大学来塑造。

未来的大学如何发展取决于大学是否有能力来化解我们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今天我们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是全方位的，涵盖从气候环境、人口、资源到社会分化、政治认同、国家间的战争和个人暴力的整个过程。很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大学也都在努力解决所有这些领域的问题和化解这些领域的危机。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们的假定就是大学有能力找到问题和危机的根源、发现解决问题和化解危机的方法。然而，现实足够残酷。经验地看，问题越来越多，危机越来越深刻，但知识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很多知识不仅不能用来解决问题和化解危机，反而成为问题和危机的根源。

这意味着什么？这表明，在所有这些危机的背后我们人类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更为根本的危机，而也正是这个危机在破坏甚至摧毁着大学存在的根基。简单地说，这个危机就是多样性的消失、多元性的消失。

随着多样性和多元性的消失，人类的思维能力在衰退，人类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在衰退，人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衰退。因此，未来如果要有大学，那么大学要担负起培养多样性和多元性这个根本责任，通过培养正确类型的人才来塑造正确的社会类型。

这里的道理很简单。经验地看，多样性、多元性是原创性思想的根源、是一切创造的根源。尽管这里不讨论自然界中生物和动物多样性的减少和消失，但要强调的是，自然界中这些种类的减少和消失对人类来说也会是致命的。我们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社会实践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变化对人类知识界（大学）的深刻的影响，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决定了人类的知识活动，尤其是近代以来。

那么，社会形态的变化对大学或者广义的知识界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一句话，知识的根源在于多元性和多样性；一旦多元性和多样性消失，知识就失去的来源，大学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根基。

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知识体系就是来源于多元性和多样性。最典型的是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Theodor Jaspers）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阶段。根据这一概念，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中东、印度、中国都出现了一批先贤，如苏格拉底，以色列先知、释迦牟尼、孔子等，他们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以色列的一神教及希腊哲学、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儒教、道教都开始形成发展，这些思想搭建起了人类精神思想的根基。轴心时代的思想至今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们的生活。说到底，尽管从“轴心时代”迄今人类已经从农业社会演变到信息社会，但人类社会并无太多的知识体系的创新。轴心时代的特征就是多元性和多样性的产物，无论从区域层面（古希腊、中东、中国和印度）还是区域内部（例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如此。

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造就了工业社会“发现”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基础。在学术界，人们迄今为止对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其它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的争论依然不休。尽管这场争论没有结论，但人们对多元性和多样性促成东西方“大分岔”过程中的作用是有共识的。中国到唐宋时代尤其是宋朝商业就已经很发达，但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后，中国逐渐失去了多元性和多样性。更确切地说，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农业社会的“自然”多元性和多样性没有能够被“发现”出来；相反，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国转向了“内卷”。欧洲则相反，诸多国家走上了“发现”多元性和多样性的道路。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学者Joel Mokyr的研究，东西方的“大分岔”在欧洲的中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到了近代已经不可逆转。欧洲的中世纪已经出现了三种大趋势。第一，对经典解读的多元性；第二，对多元意见的包容性；第三，不同地方政体之间的竞争。这三种趋势都和多元性和多样性有关。

实际上，欧洲近代大学最早起源于教会里面教士对经典的解读。今天在中国社会广泛讨论的所谓的教授“预聘”（tenure）制度就起源于教会。教会研究经典教义，研究就需要多元和多样性。如果是一元的，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了。研究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表明人们对经典教义必然产生不同的看法。在早期，如果教士有不同声音，那么其会被解雇甚至惩罚。这样，就与“研究”本身产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产生了tenure制度。早期的tenure制度是出于保护教士们学术思想的自由和多元性，宗教教义的解读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能因为对经典的解读不同而被开除。如果没有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的保障，欧洲很难出现宗教改革运动，促成思想近代化的开始。同样，没有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出现，也不会出现“宽容”运动。不过，正如人们所见，现在的tenure制度的性质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份工作保障合同。

这和中国人对经典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经典，中国人是用来背诵、记忆，借此来传承经典。科举制度考试便是人们对经典的背诵和记忆的高度制度化表现。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晚清。中国没有出现欧洲式文艺复兴，更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个进程并不难理解。包括思想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都“内卷”化了，创新和进步便没有了任何可能。直到近代西方列强的到来，从外面注入内部变革的动力。因为没有内部缺乏变革动力，黑格尔称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马克思尽管批评西方帝国主义，但他也肯定了帝国主义对东方国家的积极影响，因为帝国主义给东方国家带来的外在变革动力。

今天的危机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内卷化”。因为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消失，社会的创新和创造能力急剧衰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走上了通过垄断、控制甚至暴力而分利的道路。六十年代之后，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经历着包括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等在内的深刻危机，但西方六十年代之后没有出现任何思想大家。在六十年代，美国学者贝尔（Denial Bell）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认为随着技术引入国家治理，东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失去意义。日后的发展证明贝尔不幸言中。无论怎样的政体，所有国家都是通过技术来统治。到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另一位学者福山声称“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也是最后的制度。但福山并没有贝尔那样的远见，因为正是贝尔所强调的技术因素促成了今天西方的“民主”治理危机。思想的衰落表明产生思想的环境的消失。尽管人们往往把思想衰落的根源归于政治控制或者资本控制，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技术一元化所导致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急剧消失。

如何恢复、保持和促进多元化和多元性？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更是各国大学的问题。

大学是生产思想最重要的地方，大学没有了思想，解决社会问题和应付危机就没有了希望。但可惜的是，现在的大学不仅没有履行思想生产者的角色，反而是技术一元化的推手和帮凶。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大学不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以来，大学是科学技术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的重镇。类似斯坦福大学产学研一体化的大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要强调的是，大学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没有能够生产出解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危机的方法。

大学怎么做？或者广义地说，知识界怎么做？人类产生以来，知识界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作用。同样，知识界在未来社会的发展和形态塑造过程中也会可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在技术霸权主导下，社会已经呈现一元化大趋势。但这个趋势并非不可扭转。正如以往的历史所显示的，当社会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或者生命变得毫无意义时，社会的反抗变得不可避免。到那个时候，不仅社会精英开始思考，连平常“从众者”也会开始思考。只要人们开始思考，就会启动“去愚昧”的过程。

作为社会的“良心”，大学和知识界应当明了这个现实。大学可以做的有很多。大学不仅要保护好仅剩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更要创造产生和发展多样性和多元性的条件。中世纪的大学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当代大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此，大学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领域有所行动。

大学不应当单纯追求“大规模生产”，和量化生产分割开来。现在的大学用同样的标准培养着大量的同质性学生，犹如现代工厂的量产。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多也只是生产工具，而非会思考、会思想的人才。其实，培养这样的学生多一个少一个并不重要。大学需要培养的是具有差异性的人才。没有差异性就不会有多样性和多元性，就只会有简单的重复生产，而不会有新的创造。

大学也应当和论文数量分割开来。重要的是要成为思想大国，而非论文大国。现在的大学每年生产着大量的论文，以同一个“八股”（方法论）而做的论文。同质的教育生产同质的论文，这不难理解。国家花费了大量的财力来资助大学的研究，但大学报以论文的数量，并且大都为了论文而论文，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没有关联，甚至和基础研究也没有关联。换句话说，人们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写论文，但既没有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社会经济效用），也没有写在祖国的未来上（基础研究）。尽管大学评估以论文流量为标准，但必须意识到正是这样的标准在促成大学的堕落和衰亡。

大学要同流量分割开来。大学也在追求社会影响。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影响往往通过流量而形成，而流量也往往成为大学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但问题是，流量主义必然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主导下的流量的本质必然是庸俗。深遂的思想和哲学思考往往毫无流量。历史地看，改变社会的不是流量，而往往是人们不肯接受的思想。也就是说，真理没有流量，也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今天的世界，大学似乎都在随波逐流，并且把此视为是大趋势。实际上，如果这种大趋势如果不能扭转，大学必然衰落，社会也会加速度衰落。未来属于有能力扭转这个大趋势的大学。大学如果能够“逆潮流”而动，把握未来，那么大学可以获得新生，社会可以获得新生，生命的意义可以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