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神话落幕

2021年7月23日晚，迟到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在争议声中开幕！与往届奥运会的洋洋喜气不同，这届奥运会几乎空场开幕、空场比赛。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下，东京奥运会多了几分担忧与伤感。对于日本国民来说，这“史上最贵的奥运会”带来的巨额债务可能长期伴随着他们。

在百年长河中，奥运会曾被国家意志裹挟，染上意识形态色彩，经过了职业化、商业化的洗礼，如今被推到国家债务悬崖上冷静反思。

曾经，奥运对我们的影响有多深；现在，它光环剥落的速度就有多快。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索奥运会与国家意志、自由市场的关系，分析奥运会存在的核心问题。

本文逻辑

一、角斗场、牺牲品与宣传堡垒

二、职业化、商业化与体育市场

三、低效率、高负债与政治投机

角斗场、牺牲品与宣传堡垒

1894年，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与12个国家的79名代表决定复兴奥林匹克精神，成立了国际奥委会，从此拉开了现代奥运会的序幕。顾拜旦，也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顾拜旦最初觉得应以“团结、友好、和平”的口号来指导比赛，后来，他采纳了朋友狄东神甫的提议——“更快、更高、更强”。显然，他更喜欢这个口号，因为它更纯粹。

顾拜旦提倡民间体育与体育的纯粹性，反对体育民族主义化以及反对军国主义体育。他在演讲中说到：“先生们，耶拿战役后不久出现了许多德国体操的狂热信徒，炽情传布其作用。随后，越来越多的信奉者遵从德国体操的戒律，在操练中追求动作孔武有力，用一句话概括，其本质是军事性的。”

不过，令顾拜旦没有想到的是，他晚年时，奥运会沦为了德国政治野心家操纵舆论、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

1932年，国际奥委会将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确定在柏林。此时，德国纳粹主义盛行，这群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奥运会是“犹太人和和平主义者搞的花样”，认为犹太人、黑人和白人一起比赛简直是个笑话。

1933年，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上台，德国政局大变。国际奥委会也开始考虑是否需要更换主办地。他们特地找人前往德国调查“体育界是否有反犹现象”，同时与纳粹政府开始了谈判。

谈判的结果令人意外，纳粹政府出具了书面证明，保证犹太人运动员在参加奥运会的训练、选拔和参赛中不会受到任何歧视。纳粹政府为何会松口？

这时，希特勒意识到，奥运会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受一战以及《凡尔赛和约》制裁的影响，德国的国际地位大幅下滑。希特勒试图通过柏林奥运会来改善处境，摆脱外交孤立，宣扬民族主义，重塑民族凝聚力。在柏林奥林匹克档案编号为33/g155的记录中提到：“（希特勒）已明白，从外交角度看，德国处境十分困难。奥运会必伴有的大型文化活动可以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

纳粹政府印刷了成吨的宣传材料，上面写着德国“繁荣与昌盛”；同时，耗费巨资打造容纳10万人的大型体育场、容纳2万人的游泳池以及篮球馆；还修建了一个极为豪华的奥运村。希特勒还邀请侨居美国的德国犹太女击剑手、1928年奥运会金牌获得者海琳·迈耶回国参赛。

不过，另外一群人反感纳粹的政治宣传以及故作姿态。1936年6月，法国巴黎召开了”保卫奥林匹克思想大会”。众多国家的参会者号召反对在柏林举办奥运会，要求国际奥委会改地巴塞罗那。纽约还成立了一个斗争委员会，抵制柏林奥运会。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国际奥运会没有改变决定。甚至，顾拜旦以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的身份站出来支持柏林奥运会。

两个月后，1936年8月，柏林奥运会顺利开幕，老迈的男爵通过广播在开幕式上发言：“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重要精神是参与不是获胜，对人生而言，重要的决不是征服，而是战斗……”

这段宣扬体育精神的简短发言，迅速被柏林奥运组委会秘书长冗长的纳粹主义宣传所淹没。奥运会场上空，飘满了红红的纳粹旗，奥运五环旗被淡化。运动员宣读奥运誓词时也没有手握奥运五环旗，而是手握纳粹旗。各国代表队入场时，三千多名选手走过主席台，接受希特勒的检阅。

德国为这场奥运会举国投入，各项赛事在极权统治下有组织地展开，向国内民众及世界各国展现了德国的安定、团结，以及纳税党强大的领导力与声望。

对希特勒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完美的政治策划。奥运会结束后，媒体询问顾拜旦如何看待柏林奥运会上的纳粹政治宣传。顾拜旦反问记者：“政治宣传与旅游宣传有何不同？譬如说，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那些旅游广告，换成政治宣传不是也差不多吗？对奥运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奥林匹克运动本身是否借举办奥运会之机得到了发展。”

我们的男爵，老糊涂了吗？二战后披露的档案表明，在1936年5月，柏林奥运组委会主席雷瓦德在希特勒授意下致函顾拜旦，向老男爵赠送10000帝国马克或 12300瑞士法郎，以“表达敬意”。信中特别强调此举“不必公开”。这笔折合现在大约90万美元的捐赠款，成了顾拜旦一生的污点。

1936年柏林奥运会，展现了一场体育赛事可能具备的蛊惑人心、操控舆论的魔力。

二战后，世界很快落入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美国与苏联，所代表的两个世界集团，展开全维度的较量，大到上太空，小到一场篮球赛。

1972年，美苏争霸，天雷撞地火。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馆内，美国男篮与苏联男篮狭路相逢，一场小型“冷战”激烈开打。“这是世界最强壮的，争夺霸主地位的两个国家在战斗，而篮球，一向都是属于我们的！”当时美国国家队后卫、后来在NBA担任主教练的道格·科林斯这样说。在此之前，美国队连续63场不败。

但是，比赛最后10秒钟，苏联队居然反超美国队一分，球权还在苏联队手上。美国队高强度施压，抢断了对手，苏联队还赔上了犯规。科林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美国队反超苏联队一分，比赛时间仅剩1秒。

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时的国际篮联秘书威廉姆·琼斯干涉，裁判将比赛回表至3秒。美国队球员感到气愤和莫名其妙，可就在最后3秒，苏联队发出一个长传球，亚里斯山大·贝洛夫接球直杀篮下，绝杀美国队，夺得金牌。

美国队立即诉诸仲裁，但是委员会五人中有三人来自苏联集团，他们以3:2投票结果驳回了美国队的诉讼。

这是美国队在奥运会篮球赛上输掉的第一场比赛。在颁奖时，美国队拒绝领奖。这块奥运会银牌，至今仍旧搁浅在瑞士洛桑市。

但这不是最激烈的斗争。就在这场比赛打开的6天前，8个恐怖分子带着冲锋枪潜入奥运村，目标是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31号楼。这群恐怖分子杀死了2名以色列运动员，劫持了9名。接着，西德政府展开了灾难式营救，9名被劫持者均被杀，还搭上了1名西德警察。

这就是震惊世人的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奥运会，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斗场，上升为政治恐怖分子的杀虐场。

1979年12月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美国强烈声讨苏联，卡特总统发表声明：苏联若不在1980年2月20日前从阿富汗撤兵，美国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如期开幕，但是却成为有史以来最冷清的一届奥运。美国、日本、联邦德国、中国、菲律宾、加拿大等63个国家抵制这届奥运会。许多参赛的国家也只派一名旗手，以奥运会会旗代替国旗进场。

闭幕式上，莫斯科奥运会主场馆上没有按惯例升起下一届奥运会东道主美国的国旗，而用洛杉矶市市旗代之。同时，一只吉祥物熊，含着一滴泪水与人们告别。这是一滴冷战的眼泪。这届奥运会是奥运史上最大的危机，充斥着国家斗争以及意识形态冲突。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联拉拢了16个国家报复美国，抵制奥运会。但是，这一届奥运会却是最杰出的奥运会。中国队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了首枚金牌。

奥运会为何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美苏争霸的角斗场以及民族主义的宣泄口？

希特勒极权主义和美苏争霸仅是表象，问题出在奥运会本身。美国为何不用梦露的连衣裙与苏联一比高下？因为连衣裙是梦露的私人财产，即使比赢了，也是梦露个人的光荣，不是国家的荣耀。

从1896年奥运会开始，国际奥组委遵守业余原则，以保持竞技运动的纯洁与神圣。所谓业余原则，就是拒绝职业运动员参赛。80年代之前的奥运会，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参赛的运动员几乎都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他们靠纳税人的钱训练，代表国家参赛，为国家争取荣誉。这已经埋下国家主义的沉没成本。在奥运赛场上，运动员与国家供养的军人无异，为国争光是本职工作。看台上、电视前的各国纳税人也会看自己的钱花的值不值。拿到一块金牌，升起一面国旗，足以激起无数人内心澎湃的国家自豪感。反过来，如果比赛输了感觉亏大了，输给美国那简直是耻辱。

这就是那时的奥运，疯狂的奥运！

职业化、商业化与体育市场

奥运国家主义的后果是，国民热血沸腾，主办城市负债累累。

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下，苏联和美国都不甘落后，大规模投入申办奥运会。但是，巨额的财政投入犹如打水漂，如何向国民交代？美苏两国政府只能在廉价的民族主义上加持。只要赢了对方，天天吃泡面也值了。

不过，美国是联邦自治体系，办奥运会的钱由州出。这相当于主办州花钱帮联邦政府以及其它州民赚民族自豪感。有人不干了。1970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获得了第十二届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但是两年后的全州公投中，科罗拉多州民众反对为奥运会提供资金。最后，丹佛成为了第一个拒绝举办奥运会的城市。

1976年，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中了“大奖”。蒙特利尔奥运会超支、欠巨债，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当地政府为此每年向市民征收额外税金，直到30年后偿清这笔债务时为止。

此后两届奥运会，除了美国与苏联，没有任何国家愿意主办。1978年，洛杉矶“不幸”拿到了主办权。于是，大量加州人反对。民意测验表明，支持主办奥运会人数的比例从原来的80%急剧下降到34%。美国州自治、分权以及个人力量，一定程度上制衡了政治家以国家之名的政治赌博。这时，加州州长布朗效仿此前的科罗拉多州，宣布不给洛杉矶奥运会分文经费。

这就促成了奥运史上和营销策划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南加利福尼亚促进奥运会委员会不愿意放弃，他们萌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让私人来承办洛杉矶奥运会。

这时，国际奥运会的关键人物萨马兰奇主席，他在1980年走马上任，此时正大举推行奥运会商业化、职业化改革。他同意了洛杉矶奥运会的这种冒险尝试。主办机构先成立了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遴选委员会”。这委员会挑选了一个负责人担任主席，此人是一家旅游公司的总裁，叫彼得·尤伯罗斯。然后，把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承包给尤伯罗斯，不给一分钱支持。

尤伯罗斯承接这个项目后，自己掏了100美元去银行开通了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的账户，然后开始想办法筹资。尤伯罗斯开辟了两大财源：一是出售电视转播权；二是唯一赞助商（奥运TOP赞助商计划）。此后历届奥运会均以这两大方式筹资。

光电视转播权就销售了2.87亿美元，远高于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1.01亿美元。唯一赞助商模式给大公司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可口可乐拿出1200万美元力压百事可乐，富士花了700万美元击退柯达。最终，尤伯罗斯向32个赞助商，共收取了3.85亿美元。而莫斯科奥运会的总赞助费用才900万美元。另外，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一共卖了1.23亿美元，发行各种纪念邮票、纪念章，一共集资接近1亿美元。

尤伯罗斯还把荣誉席位火炬接力给商业化了。火炬手，一般为优秀运动员或各界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尤伯罗斯以3000美元价格销售火炬接力的1公里传递权，人人可购买，人人可传火炬。这项业务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收入。

最后，洛杉矶奥运会一共筹资7亿美元，盈利2.25亿美元，尤伯罗斯赚了1亿多美元。尤伯罗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可以说，这事不仅国家能干，我也能干，还干得比国家好。这是当时唯一盈利的奥运会。

实际上，尤伯罗斯还拯救了奥运会。莫斯科奥运会巨亏后，各国对奥运会敬而远之。但是，他的私人模式，让主办城市又看到了希望。此后，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申请数量持续增加，到2000年奥运会达到30余个城市。

1991年苏联解体，欧美思想界认为，意识形态的斗争时代已经结束，代表性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在奥运会上，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帷幕徐徐下降，商业势力迅速崛起，进而驱散意识形态的烟雾。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是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届奥运会。这届奥运会，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圆满的一届赛会。什么叫最圆满？奥运面貌焕然一新，清风朗月，当时全部172个奥运会成员国和地区都参加了这场盛会。这届奥运会投入巨大，总投资达到240亿美元。其中，60%来自民间自筹，其中包括商业力量。

这届奥运会，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职业运动员的加入。二战后，体育运动向两条路发展：一是苏联与东欧国家的举国体制；二是西欧与美国的职业化道路（商业化、市场化与俱乐部）。由于职业运动员不能参赛，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运动员拿金牌拿到手软。

到了七八十年代，欧洲五大足球联赛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开始崛起，一些项目的职业运动员的水平迅速超过了非职业运动员。1974年，当时的国际篮联（FIBA）官员鲍里斯·斯坦科维奇前往美国考察篮球。他被NBA球员的水平吓到了。这让他意识到，必须想办法让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参加国际竞赛，将他们引入奥运会的赛场。

商业力量和职业运动员的崛起，迫使国际奥组委做出改变。萨马兰奇主席于1981年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条文，去掉了“业余原则”一词，并且委托各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制定自己的条款准则，由协会确认参赛选手是否符合业余原则。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网球项目率先打开口子，职业网球选手开始参与奥运金牌的角逐。

1985年，NBA总裁大卫·斯特恩在纽约的办公室接待了斯坦科维奇。最初，斯特恩对斯坦科维奇的提议不感兴趣。但是，这让他萌生了NBA国际化的想法，将NBA品牌和球星推向全球市场。

1989年，FIBA取消了职业球员不能参加国际比赛的规定。这给美国梦之队参加奥运会开辟了道路。最开始，乔丹等众多球星不屑于参加这种美国大学生队去应付的比赛。不过，“魔术师”约翰逊积极斡旋，最终组建了豪华梦一队。乔丹、约翰逊、伯德、巴克利，星光熠熠，天神下凡，在巴塞罗那给全球球迷奉上了一场场美妙的篮球盛宴。比赛变成了大型追星现场，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的球迷们为之疯狂。有意思的是，他的对手，一国家队的球员，特地嘱咐队友，等自己和乔丹对位的时候，一定要帮他拍照，好记录下这个“美妙”时刻。在乔丹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乔丹，是世界的。篮球，是纯粹的。

梦一队，最大的赢家不是美国而是NBA。NBA借此开启了全球化之路。那几代球迷，先认识23号，再是NBA，然后爱上篮球。到2003-2004赛季，NBA常规赛的赛事及节目透过151个不同的电视台在全球212个国家播放，在前一个赛季还引进了中国球员姚明。

2008年奥运会，科比、詹姆斯、韦德组建了豪华梦八队来北京，他们在中国有着庞大的球迷市场和巨额的商业合作。NBA超级巨星，为了在全球市场推广自己的品牌，往往愿意出征奥运会。比如杜兰特，本赛季跟腱伤势刚恢复，便领衔美国队出征东京奥运会。当然，对于大量普通球员来说，他们在全球市场的商业价值不足，更倾向于利用假期休息和训练。但是，没有人会诟病他们不爱国。

如今，体育竞技的职业化已经完全碾压举国体制。欧美职业化程度高的篮球、足球、棒球，俱乐部以及商业赛事培养了大批优秀球员。国家基本上不花纳税人的钱培养球员，只需要临时组队，即可出征奥运会。纳税人没有为他们付出多少成本，球迷淡化了国家情怀，他们更多地欣赏、关注自己喜爱的球星。球员也没有太多的压力，在他们心中，奥运会冠军或许没有NBA冠军、欧冠的分量重。

这也是奥运会没落的表现。有人批评，奥运会商业化改变了体育竞技的纯粹性。什么是体育竞技的纯粹性？如果用纳税人的钱供养的运动员和比赛是纯粹的，那么乔丹以及梦一队贡献的比赛难道不纯粹？去除国家主义的烟雾，奥运会还剩下什么？

低效率、高负债与政治投机

2000年悉尼奥运会，或许是奥运史又一转折点。萨马兰奇称赞：悉尼奥运会是“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奥运会”。为何是最好的一届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在商业运作上非常成功，在场馆建设、城市推广方面又恰到好处。

此后，奥运会的商业运作日渐纯熟，但“恰到好处”却拿捏不准。比如，这次被疫情推迟的东京奥运会，争议非常大。今年5月的民调显示，超过83%的日本民众希望东京奥运会取消或延期，仅有14%表示赞同按时召开。争议什么？

除了疫情，就是经济账。东京奥运会的总成本高达260亿美元，如今要把这个钱赚回来几乎不可能。受新冠疫情冲击，本届奥运会将有97%的比赛空场举办。门票收入从计划的8亿美元缩水到几千万美元。能否延期举办，疫情过去再办？

2020年4月《日本经济研究》曾做过一份统计，如果东京奥运会延期1年，相关场地维护管理费以及各竞技团体举办资格赛所需的经费等，合计将会损失58亿美元。

如果取消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已经为此投入的巨额资金。这是一笔难以承受的沉没成本。主场馆新国立竞技场，由1964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改造而成，但也花费了约14亿美元。除了67亿美元出自东京奥组委，其它接近200亿美元全部由日本政府承担。

更何况，根据与国际奥委会签署的协议，东京方面无权取消奥运会。如果东京拒绝举办，那么日本需要归还大笔资金给国际奥委会，还要向电视转播商和赞助商赔付巨额违约金。如果菅义伟首相取消奥运会，他的政治生涯很可能也因此结束。日本政府硬着头皮也要把这届奥运会办下去。

如今，主办国政府很少借助奥运会打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牌，但在努力搞凯恩斯主义式政绩。主办城市官员试图借助奥运之名，大搞基建设施投资，带来短期的就业与增长，博取政治绩效。日本政府也有此意，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申奥时说过：“我想让奥运会成为扫除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触发器”。

1988年汉城奥运会，新兴崛起的韩国急于向世界展示“汉江奇迹”的伟大成就。当然，韩国此举非常成功，也促使韩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汉城奥运会开启了新兴国家展示国际影响力，以及借此加快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先例。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国家热衷于申办奥运，在基建上投入的预算规模惊人。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货币大放水，刺激了新兴国家以及像日本这类发达国家借奥运扩张财政。

比如，2014年索契冬奥会预算是500亿美元，俄罗斯政府将85%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大部分设施是新建的。政府告诉民众，我们不仅在办奥运，还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

但是，民众很快知道，这种基建疗法犹如春药，带来了短期的增长，却导致了长期的负债和浪费。

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基建扩张导致预算严重失控。从1960年开始，奥运会预算平均超支率高达172％。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更甚。2004年雅典奥运会原定预算45亿欧元，最后扩张到近90亿欧元。希腊政府欠下巨额债务，纳税人苦苦支撑，撑到2008年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为了偿还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债务，俄罗斯纳税人每年需要多缴纳接近10亿美元的税收。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超预算200亿美元，里约热内卢就至少承担了130亿美元。奥运会带来巨额负债还引发了巴西国内政治动荡。这届东京奥运会，在2013年申请时，日本政府定下的预算是75亿美元。此后多次变更预算，到2020年发布第五版预算计划时，已耗资154亿美元。但是，按照日本政府审计，这届奥运会花费应该在260亿美元左右。按现在推算，东京奥运会给日本政府增加巨额债务已无法避免。

举办奥运会为何总是亏本，甚至还击垮了国家和城市财政？

奥运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昂贵，奥运会结束后商业价值微乎其微，还需花费大量资金维护。主办城市需要建设一个容纳一两万人的奥运村，需要配置几万个房间，以及各种服务设施。奥运会后，奥运村的豪华设施几乎长期闲置，每年维护费用超千万美元。比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主场馆每年维护费用达3000万美元。2004年雅典奥运会建造的大多数设施几乎已荒废。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多数场馆在一年后就被废弃或闲置，奥林匹克公园被关闭，奥运村空置。

大规模无效、低效的基建，除了带来负债、通胀以及廉价的情绪，其它什么也没增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创造了4.8万个临时工作岗位。但会后，这些临时工作岗位便自动消失了。奥运会过后，主办城市容易陷入负债高企、经济衰退的困境。这就是“后奥运低谷效应”（Post-Olympics Valley Effect）。

如今，各国民众逐渐地意识到：借钱看豪华烟花晚会，太奢侈。

以2024年奥运会申办为例。德国汉堡计划申办，但全民公投时超过半数市民反对而退出。意大利总统开始宣布罗马申办，但罗马市议会担心开销太大给纳税人增加负担，市长拉吉反对不实用的基础设施项目，意大利撤回了申请。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也迫于市民压力而放弃申办。美国最开始让波士顿申办，但波士顿支持者没有超过50%，然后改由洛杉矶申办。这样，只剩下两个城市竞争，一个是法国巴黎，一个是美国洛杉矶。2017年在瑞士洛桑举行投票时，巴黎包办了2024年奥运会，洛杉矶包办了2028年奥运会。是不是有点凄凉？

奥运会，问题出在哪里？

奥运会，并不是一个好项目，是一门糟糕的生意。有人说，商业化破坏了奥运精神。其实，恰恰相反，奥运会不够职业化、市场化、商业化，使得各方陷入了囚徒困境。

用一句话来说，奥运会的模式将政府置于经营者、投资者的角色。奥运会主要参与主体其实是各国政府。政府行政权力的垄断性和代理人制度的昂贵成本，决定了各国在奥运会上的投资是低效的。这激励了政治投机主义。

八十年代之前，各国政府出钱培养运动员参赛，相当于政府直接经营体育市场。低效的经营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政府只能从国家情怀上以增强心理效用，弥补纳税人的经济损失。如此，奥运会在当时容易沦为民族情绪的宣泄口以及国家利益的角斗场。

八十年代之后，职业运动崛起，奥运会市场化改革，自由市场培养运动员，政府更少或直接参与体育项目的经营。比如，在奥运会开赛前，美国田径、游泳项目均从全国所有运动员中选拔。所以，奥运会在1984年洛杉矶重新焕发生机。

但是，奥运会的冷门项目比较多，很多项目职业化程度低，很多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来培养运动员参赛，相当于政府直接参与经营。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奥运会主办城市。主办城市不得不为大量职业化程度低的项目建设场馆和提供服务。这些场馆的后期利用率极低，导致了大量的浪费。在代理人制度成本极高的国家，这种浪费是极为惊人的。

与足球世界杯相比，奥运会投入更大、亏损更大。为什么？区别在于市场化程度。世界足球的职业化程度非常高，多数国家基本上不花纳税人的钱培养足球运动员。而且，足球场的后期利用率很高。政府在世界杯上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组织者，而不是经营者、投资者。而奥运会则恰恰相反。所以，看世界杯，我们的内心更纯粹，更能享受到体育竞技的魅力。

最近十多年的全球货币大潮，代理人制度在财政与货币约束上不足，激励主办国政府攻城略地，不仅直接经营体育项目、奥运会项目，还直接投资大城市。但是，后果就在眼前：烟花易冷，自掏腰包。

东京奥运会开幕，奥运神话落幕。这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