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胀，真的急了

旧病未除，美国新病又生。

彭博社将美国评为所谓“抗疫第一”的同时，美国50个州中，有40多个疫情呈反弹之势。相比于这个有名无实的“第一”，另一个“第一”，可谓是实至名归：

最近，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创下13年以来的新高，培根、咖啡、面包等早餐食品的价格，涨幅甚至超过19%。

对此不满的，不只是美国人。美国《外交政策》就评论道，美国的经济政策，正在伤害全世界。

今年以来，黎巴嫩的面粉价格同比上涨219%，墨西哥的玉米价格上涨60%，尼日利亚消费者在食品上的支出份额高达50%——毫无疑问，在疫情仍未结束的当下，从美国溢出的通胀，正在全球蔓延。

谁来为美国的通胀买单？

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是第一个被寄予厚望的人。在美国，维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同时支持就业政策的机构是美联储。

事实上，鲍威尔最近的日子，并不好过。

早在今年2月，市场对于美国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就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给谭主解释了根本原因：

可鲍威尔不这么认为。4月8日，他甚至专门给担忧通胀风险的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信，信中再次表示，美联储不会做出任何政策调整。

不调整的结果，就是美国通胀率再度刷新历史纪录。

终于，当鲍威尔代表美联储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时，他表示美联储预计将继续努力取得“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时，不买账的美国官员直接问道，“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到底会出现在哪天？进一步是哪一步？

面对这样的诘问，鲍威尔只能模糊解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表述，这些数据确实很难精确。

第二天，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鲍威尔也终于说了句实话，他表示，通胀比我的预期要大得多，现在，它已经升至了“令人不安”的高水平。

可美国通胀问题的警笛早就越来越响，美联储一直以来到底是在掩耳盗铃，装作听不到，还是另有所图？

谭主首先在美联储4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里，找到了美联储内部口风发生变化的一条线索：

如果美国经济继续朝着美联储的目标快速发展，那么在未来某次会议上开始讨论调整购债步伐是合适的。

这是美联储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首次在会议纪要中公开提到可能讨论缩减量化宽松政策，释放了降低通胀预期的信号。

很显然，美联储并非对通胀毫无察觉。

两个月后，在6月16日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再次松口，释放了可能提前加息的信号。

尽管纪要全文几乎都围绕着通胀，但对外，美联储仍然强调，通胀不是一个大问题。

只是，纸终究包不住火。

面对令人不安的通胀，美联储，还在吵什么呢？用黄益平的话说，美联储其实是在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

美联储不可能不清楚，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只不过现在美联储不敢轻举妄动。长期观察美国经济的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副会长陈经和谭主说了这样一句话：

美国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所以美联储目前不敢加息，否则对资本市场的打击将是最狠的，尤其是美股。

当然，美联储的内部，也有不少理性的声音。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布拉德就曾表示，美联储宣称为了经济增长，美国只能承受高通胀，但疫情不会永远是借口，随着疫苗接种的行进，经济就算恢复也藏不住失衡。

潜台词很明确了，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不能增长，而是增长到谁身上。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告诉谭主：

但在美联储的“支持”下，中低收入人群，却成为被抛下的那一个。钟正生给谭主分享了这样一个数据：目前，美国大概还有900万的失业人口。

受到伤害的，还是美国普通民众。别忘了，物价上涨，可不会影响华尔街的精英。

而为美联储买单的，可不止美国民众。黄益平给谭主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也就是说，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的时间越长，对那些经济比较脆弱的国家风险就更大。这个坎，美国可以“两害相权”就过去了。

但有些国家，可能就过不去了。

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曾自豪地说道，我们的货币就是世界的货币。众所周知，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这让美联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全球的“央行”。

这也意味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远远超出本国范围。

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就曾提到，美元增发引起的通胀，感受最深、影响最大的却不是美国本身。

邻国墨西哥，就深受美国通胀之害。

墨西哥的大部分主粮——玉米，都要从美国进口。如果以比索计价，墨西哥玉米价格较疫情前上涨近60%，导致该国玉米饼价格一度上涨了52%，这使得墨西哥贫困人口的生活负担加重，因为他们不得不将微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食品。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给谭主解释了其中的传导效应：

正如《外交政策》中提到过的一句话，在拜登经济议程影响下的全球食品通胀，将对世界上的穷人造成最严重的打击。

而美国通胀带给不同国家的难题远不止这一个。

张斌用了个很生动的形容：

张斌提到的“有些国家”，是那些工业化程度低的国家，制造业能力也较弱，相比制成品出口，更依赖能源材料的出口。而美国政策变化对大宗商品价格带来的影响，又将限制这些商品的出口。

可即便作为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南非也受到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在5月生产价格指数（PPI）一度飙升至7.4%，南非储备银行行长卡尼亚戈认为，南非的财务实力本应该足以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但前提是美联储比预期更加早地加息。

而当美联储要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这些国家，还要再面临一次危机。黄益平用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谭主讲了这背后的原理：

毕竟，全世界的钱变多了，总要有个去处。但，终究有一天，美国的政策是会调整的，当美联储开始收缩货币政策时，对这些国家而言，就要面临着相反的变化，货币会贬值，资产价格会下降。而美联储采取宽松政策时间越久，也就意味着，这个贬值的过程会越剧烈。

换而言之，全球经济复苏的机遇，都被迫绑在美国通胀这颗“定时炸弹”上。

谭主想起2008年金融危机后，面对国际对美国输出通胀的指责，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称，这是为了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美国好了，世界也就好了。

国家虽然有大小之别，但不应该有先后等级之差，美国的好不应该成为世界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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