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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思是人民军队的优秀将领、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爱国名将张学良之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参谋处长、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诞生后，先后担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1970年5月29日病逝。
张学思，字述卿，辽宁海城县人。1916年1月6日出生于奉天(今沈阳)“大帅府”，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
张学思从记事时起，穷兵黩武的父亲就经常带着他们兄弟参观奉军的阅兵演习，以便从小熏陶其掌握“兵权”的思想。在张学思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个传奇般的英雄，他幻想“自己长大了，也应带兵打仗，当大官，有威势”。
然而，张学思儿时的这一幻想，却在母亲的影响下破灭了。他的生母许谢旸严格教育子女，经常讲起辛酸苦难的往事，她教育张学思和他的三哥张学曾:“你们不要忘了穷人的苦，不要摆豪门公子的架子，要平民化，千万别染上纨绔之气，没出息。你们兄弟俩成人后谁要是吃喝嫖赌，我就去自尽！”她告诫他们：“权势和富贵不是好东西，你们长大要自立，好好念书做学问，不要靠张家的势力吃饭！”
在许氏的支持下，张学思8岁入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打破了大帅府“不入学堂”的禁律。在这所平民小学里，张学思不坐小汽车，不穿绫罗衣，和普通同学一起学习、劳动和娱乐。
当时，东北民众的反日情绪异常高涨。小学时期的张学思，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学唱过流行的反日歌曲，听老师讲过左宝贵、邓世昌英勇杀敌的故事，在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反日爱国的种子。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谋害。张学良继位执政，在东北进行了学习欧美，旨在反日的改革。张学思从大哥的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但是，这一改革只不过昙花一现。张学思失望了，更加坚定“自谋出路”的决心。
同年，张学思考入张学良主办的沈阳同泽中学，结识进步同学王金镜，共同办起进学会。可是，刚开展活动，就被当局勒令解散了。
不久，王金镜介绍王西征做张学思的家庭教师。王西征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的好友，谈吐风格与众迥然不同。王西征也是张学思走上进步道路的启蒙老师。每次上课，他均以谈论报纸和小说为题，旁征博引，讲解时事和当时中国的弊政；介绍晓庄师范师生共同劳动共同学习的生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潮，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独裁，最后还谈到社会主义苏联。这些讲述对张学思影响很大。
1931年2月，张学思追随王西征来到北平。从此，他永远离开了大帅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张学思痛感于“国恨家仇”，奋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然而，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拱手让出东三省，被全国人民骂为“不抵抗将军”，是丢失东三省的“罪魁祸首”。人们痛恨张学良，也迁怒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因而受到同学们的鄙视和指责。张学思感到冤枉、耻辱和羞愤。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闯进顺承王府，声泪俱下地对大哥慷慨陈词，劝他力戒毒瘾，振作精神，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可是，张学良有难言的苦衷，身不由己。
1933年3月，立志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张学思，经王金镜介绍，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4月，由王金镜作为介绍人，张学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彻底背叛了封建军阀的家庭，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光辉道路。
张学思入党伊始，就接受一项特殊任务:为了扩大武装力量，党组织决定派他和王金镜等打入东北军67军特务队做“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把队伍拉出来，组建华北工农红军。
由于特务队的“兵运”工作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条件尚不成熟，就仓促向外开拔，结果遭到数倍敌人的包抄，特务队被打散，很多同志被捕或失踪，中共组织也遭破坏，张学思、王金镜二人失掉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挫折面前，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张学思没有消沉。他和王金镜研究认为，不懂得军事就无法掌握部队，必须先学会军事，将来时机成熟即可利用家庭关系，拉起一支党的武装。
1934年初，张学思动员母亲资助王金镜3000元钱，助他赴东京士官学校留学。7月，张学思经张学良保荐，入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第2总队步兵科学习。在军校，他一心苦学苦练军事技术，成为全校出类拔萃的高材生。张治中教育长对张学思的军事才干称赞不绝。张学良也欣慰地说：“在七个弟弟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老四，他有志气有头脑，勤奋好学，没有一点纨绔之气。”
1936年夏天，张学良从西安派特务营营长孙铭久来看望张学思。孙铭久告诉张学思:“张学良思想发生了转变，决心同共产党联合，逼蒋抗日。他在王曲镇办了军官训练团，正积极着手改革东北军。”张学良还嘱托张学思“在军校物色东北籍和外省的爱国进步学员，毕业后一同到东北军去，准备抗日复土”。
12月11日，西安金家港2号张公馆给南京军校的张学思发来一封加急电报，要他速返西安。可是，由于张学思正在宣城野外基地参加毕业大演习，未接到这封急电。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抗日的需要，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当天夜晚，南京军校根据何应钦的手谕，在宣城野外基地秘密逮捕张学思，连夜押往军校的练习营软禁起来。
25日，张学思突然获释。他这时才得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张学良亲陪蒋介石飞回南京。次日，张学思赶到宋子文公馆面见大哥。这一天，探望张学良将军的人络绎不绝，张学良抱歉地对张学思说：“今天我很忙，两三天后我即准备回西安，你明天再来，我有话与你详谈。”
翌日，张学思如约而来，不料晴天一声霹雳，张学良被军事法庭秘密拘捕审判！
1937年1月，21岁的张学思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桂永清等都来拉他到中央军工作，张学思以回东北军为由拒绝了，最后，校方决定将他留校，这实际是要把张学思控制起来。张学思去找张治中教育长，表示愿意留校，但要先请一段假，回天津探望母亲。张治中同意了。于是，张学思乘上北去的列车，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千里迢迢去寻找中国共产党。
1937年2月，王金镜应张学思之约专程回国。不久，在王金镜的帮助下，张学思与在北平东北大学工作的共产党员冯静安会面。冯静安答应设法帮助张学思寻找原组织关系，在未找到之前，张学思暂同他进行联系。
七七事变爆发后，社会上风传张学良将出来继续领导东北军。张学思受中共之托，设法打探此传虚实。8月，张学思来到上海，见到嫂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当时，两位女眷每周轮流去溪口陪伴软禁于此的张学良。在她们的帮助下，国民党当局批准了张学思去探望大哥的申请。几天后，张学思和赵四小姐结伴赴奉化溪口，同行者还有一个姓黄的蒋介石的代表。
在溪口镇西北处的风景区雪窦山上，张学思见到了想念已久的大哥。张学思在山上逗留4天，每日陪大哥到处游逛，但因特务们紧随左右，不便交谈正事。临别的前一天，趁着大雨滂沱之机，张学良与张学思在书房里佯作看书，躲过特务们的监视，用纸笔进行无声的交谈。
张学良告诉他:“我曾写信给蒋，请求去抗日，他回信不允，叫我好好读书。这次他派姓黄的来，要我写信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嘱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不可乱闹。”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军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他希望四弟“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张学思回答：“您的话我一定办到！”
同月，张学思在济南东北大学联络处找到冯静安。冯静安听了张学思的汇报，指示他只要充分利用抗战的大好形势和张将军所讲的那番真心话，在东北军中上层广泛联系，实现团结抗战。冯静安还告诉张学思，由于你原来的组织关系一直未找到，所以不能恢复党籍，只能重新入党。翌日，由冯静安和王仁忱介绍，张学思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为一年。
张学思重新入党后，由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团书记刘澜波直接领导，刘澜波向他转达周恩来的指示，要他广泛联络东北军上层人士，做争取释放张学良的工作。
张学思积极执行党的指示，在刘澜波的具体领导下，在黄显声、高崇民等东北知名人士的协助下，历尽千难万险，奔波于济南、南京、上海之间，分别找到东北军各军军长和政界元老，向他们转达张学良的嘱托。在张学思的动员下，他们每人写了一封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信。但是，蒋介石阴谋在“不杀不放”中收买、瓦解东北军，因此，始终没有释放张学良。
1938年1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张学思，鼓励他说：“‘释张’工作虽未如愿，但它暴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教育了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胜利者，蒋介石是失败者。”
张学思在挫折面前，鼓起了更大的勇气和斗志。他向周恩来申请，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周恩来表示赞同，并指示说：“或回53军，或是自己搞均可，尽量发展，搞起来即向八路军靠拢。”还嘱咐他“要大胆，谨慎。”
这时，王金镜从东京学成回国，刘澜波派他协助张学思一起搞武装。他俩分头奔走，广泛联络东北籍的同学、旧友和志士仁人，在河南郾城办起了近百人的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张学思计划把这批人培养成抗日骨干，然后带回53军发展力量，把53军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可是不久，53军与日军交战，惨遭失败，残部溃退太行山一带。面对对日作战失利，国民党亦加紧破坏抗日武装，但张学思百折不挠，意志弥坚。他态度鲜明地对随从者说：“要抗日，就得跟定共产党，海枯石烂，此心不变！”
1938年4月，中共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郾城训练班人员送往延安学习。因考虑到张学良能否获释尚无最终结果，故安排张学思暂去香港待命。
在香港，张学思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廖承志将自己珍爱的一本 《论持久战》赠送给他。张学思如饥似渴地读完之后，感慨地说:“毛主席真是伟大，我多想去延安见见他啊！”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学思抵达延安。
在杨家岭，张学思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关切地说：“延安生活条件很艰苦，你能不能过得了生活关?要不要钱花?”
张学思牢记教诲，在延安马列学院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革命意志。他每天很早起床，把大家的洗脸水打好，把地扫干净，把火盆里的木炭火烧旺，然后跑到野外锻炼身体。他以前连镢头也不曾摸过，可在开荒种地的时候，竟以惊人的毅力，每天比别人多开三分地，在马列学院总结生产的大会上，张学思受到嘉奖，同志们称赞他是模范学员。
1939年9月，23岁的张学思在马列学院毕业，担任抗大三分校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队长。
东干队驻扎在宝塔山上，共80多人，大都是东北籍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为了提高队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增强实际斗争经验，张学思请吴玉章、王若飞、张鼎丞、宋时轮等同志到队里讲课。为了改善队里的生活，他领导队员开荒种菜，喂猪养羊，自做豆腐。冬天，他带领队员，进山砍柴背柴，修窑烧炭。年底，东干队被评为抗大三分校的模范队，张学思被大家誉为模范队长。
1940年初春，张学思到延安女子大学听报告，认识了女大的广东姑娘谢雪萍，后结为夫妻。
1940年9月14日，张学思率东干队告别延安，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战场。
1941年1月，东干队调赴冀中军区，张学思担任了冀中军区参谋处长。从此，他在华北抗日斗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冀中平原，经受了战火锻炼和生死考验，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成为吕正操司令员的得力助手。
1942年，日军为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对冀中平原实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军区根据参谋处提供的情况和建议，决定向外线转移。张学思随吕正操，率领军区27团和两个特务连，掩护冀中党、政、军、群机关2000余干部，历尽艰险，终于冲破敌人的铁壁合围，安全转移至冀南。
6月11日拂晓，在威县掌史村，军区警戒部队突然与敌接火。张学思亲去前沿侦察，迅速判明情况，敌人只是小股部队与我军突然遭遇，尚不知村中隐蔽着冀中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据此，军区司令部决定：要隐蔽实力，麻痹敌人，拖到夜晚，设法突围。吕正操命令部队，只准用步枪、手榴弹与敌人打“蘑菇战”，不准使用重武器。就这样，我军连续打垮了敌人七八次冲锋，敌人摸不清我军实力，越输越恼，不断补充兵力，由最初的一二百人增加到二三千人，但始终未能越我防线一步。丧心病狂的日军竟使用了毒气。张学思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到前沿部署部队防毒。
晚9时，我军分三路突围。张学思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率领一路，从村东南角突了出去，日军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竟会杀出千军万马！他们惊恐万分，只顾四散逃命。
8月，转战至冀鲁豫根据地的冀中军区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要他们趁青纱帐茂密的时节，向太行山转移。去太行山要西跃平汉路，通过130多华里纵深的日伪封锁线。为此张学思两次派出侦察小组化装侦察，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方案。
按照计划，冀中军区5000人的队伍从内黄出发，渡过卫河，直插民团武装天门会的领地。天门会势力横贯浚、滑、汤(阴)三县，掌握二万多条枪，中共地下党员胡紫青担任着这支武装的参谋长。胡紫青根据事先的安排，派人给浚县日、伪政权送去情报，谎称：“夜里突然来了上万的八路军，扬言要光复失地！”愚蠢的敌人信以为真，立即紧闭城门，龟缩在碉堡里，不敢走出半步。这样，我军白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养精蓄锐，夜晚隐蔽急行军，一枪未发，安全通过了敌人重点把守的平汉路及其两侧密集设防的地段，在太行山下，与129师胜利会师。在八路军总部举行的欢迎冀中军区的军民联欢大会上，彭德怀副司令员当众表扬了智勇多谋的张学思。
1943年4月，张学思任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科科长；8月，调任晋察冀军区参谋处处长；1944年2月，又调任平西军分区参谋长；1945年2月，张学思升任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他和萧文玖司令员部署下，3月打响了扩大解放区的战役，张学思亲自带领侦察员化装侦察，率领一个团到妙峰山拔据点，又深入桃花川一带开展游击战。共拔除敌人十多个据点，使解放区扩大一倍多，八路军的势力发展至北平附近。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11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二号命令：命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部挺进东北，协同苏军肃清日、伪满残余，解放东北全境。
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抗战胜利后全国形势的新变化，及时作出了“向南防御，同北发展”的英明战略决策，派遣20多名中央委员率13万大军、2万名干部开辟东北根据地。张学思奉命率警卫连日夜兼程，奔赴辽宁。
1946年10月12日，29岁的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他和副主席朱其文一道，正式接收伪奉天省公署，成立了辽宁省政府。
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深得民心。东北人民在他的身上，寄托着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和爱戴。张学思上任伊始，便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接见各方代表，发表广播讲话，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自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抢夺东北的阴谋。他大声疾呼：“东北是东北人民的东北，难道还叫下不抵抗命令的人把我们作第二次奴隶吗?难道他们早已不要了的东北被我们自己自治是不应该的吗?国民党没有任何理由向东北人民‘收复失地’！”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调兵遣将，争夺东北。张学思坚决贯彻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一手抓地方，一手抓军队。他和辽宁省保安司令部政委陶铸、副司令员邓华等紧密合作，很快建立了沈阳、鞍山、抚顺、铁岭、营口、新民、辽中等八个军事领导中心。他们还以正规军20团、15团和32团为骨干，吸收了沈阳独立大队、铁西工人自卫队、总工会工人训练总队等武装。加上接收的旧军队，又招募了大批壮年，建立了保安第1、2、3、4旅和一个训练总队，一个回民支队，大大充实了人民武装力量。
11月下旬，国民党军攻陷山海关、锦州等地。遵照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张学思率辽宁省政府和省军区于26日撤出沈阳，随中共中央东北局迁至本溪。
1946年3月底，《东北停战协定》签订。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来到东北。张学思奉命与中共辽东省委书记萧华和辽东省军区司令员莫文骅一道，前往沈阳，与三人小组谈判。张学思向三人小组介绍了辽宁省民选政府的情况和群众代表的要求，义正辞严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坚决要求立即实行东北境内的无条件停战。
不久，正是春夏之交，东北再度燃起内战之火。张学思率辽宁省省级机关乘火车向长春转移。当列车行至梅河口车站时，突遭敌机轰炸。张学思对保护他的警卫员大声命令道：“不要管我，快去保护车向忱、高崇民！”他孤身迎着硝烟炮火，冲上火车头，欲把火车开到安全地带。这时，一颗炸弹落在车头前，路基被炸了一个大坑。列车无法开动，而敌机却仍在上空盘旋、俯冲、扫射。在万分危急之际，人民军队的高射炮怒吼了，敌机仓皇而逃。省主席亲自驾驶火车抢险，使在场的目击者无不感动。当张学思平安走出火车头时，激动的人们欢声雷动。
6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政府又由长春转移至哈尔滨，8月7日，由张学思负责筹备的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在哈尔滨隆重开幕。张学思当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个东北最高行政机构的副主席。
会议闭幕后，张学思率领部分机关干部和一个警卫营，冒着风雪严寒，长途跋涉奔赴南满根据地。
当时，蒋介石炮制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妄图集中兵力先消灭南满我军，然后再进攻北满，独占全东北。为此，他调集8个整编师、十余万精锐部队，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进逼。年底，整个南满解放区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抚松、长白4个县。辽宁、安东和辽南三地的党政军机关部队以及第3纵队、第4纵队的主力部队，都被压迫在这不足25万人口、荒凉贫瘠的山沟沟里。
在敌情异常严峻的关头，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以陈云、萧华为正副书记的辽东分局和以萧劲光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的辽东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以张学思、刘澜波为正副主任的辽东办事处，加强对辽东党、政、军的领导。
12月11日，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中共辽东分局会议(即临江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坚持南满对敌斗争，并要求张学思抓好地方部队和支前工作。
张学思坚决贯彻中共辽东分局的指示，亲自动员和率领辽东各级地方干部下去做群众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吃粮、穿衣和兵员补充、运输的需要。与此同时，张学思还指挥地方部队，破袭敌人的铁路运输线，阻止敌人向通化、临江运送兵员和物资。在火石岭战斗中，辽宁省军区警卫团1营，一举击溃了敌新1军88师的一个骑兵团，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四保临江的战役。
1947年春，蒋介石的“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已彻底破产，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张学思率领辽宁军区独立师、警卫团和李洪光支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反攻。
1948年11月2日，伟大的辽沈战役接近胜利的尾声。张学思随陈云率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从哈尔滨赶到沈阳。在沈阳的战斗尚未最终结束的时候，张学思便和伍修权一道，开始了接收沈阳的繁忙工作。
周恩来点将担当海军学校创始人 指挥新生海军屡立战功
1949年初，正当辽沈、平津、淮海各大战役接连告捷之际，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国民党最大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光荣起义，开赴解放区！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舰。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人民海军。
创建人民海军，首要任务是培养干部。周恩来建议，由张学思负责这项工作。4月，张学思赴北平中央组织部报到，领受创建人民海军学校的任务。
9月21日 ，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作大会发言，他激动地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今天虽未能亲身参加这个盛典，但是他们会得到最大的欣慰。在谈到人民海军的组建时，他说：“中国人民海军以一个幼年的资格，列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我们一定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
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对张学思说：“你干海军好哇！中国的领海需要海军来保卫，沿海的岛屿也需要海军去解放，好好干吧！”
此后，张学思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创建人民海军的神圣事业之中。他奔波于沈阳、安东 (今丹东)、大连、葫芦岛之间，组织力量做打捞重庆号（起义后，迫于敌机攻击，自沉于葫芦岛）的准备工作。为了了解先进国家创办海军学校的情况，他与刘亚楼、张爱萍等共赴苏联访问考察。为选定一个理想的校址，他亲自跋涉，沿渤海和黄海岸勘察，最后选定大连老虎滩海湾西侧地域建校。那里依山傍海，又有现存的建筑群。可是，当时驻着苏军炮兵团团部和一营士兵，要办成交涉，需要很长时间，随同者都感到为难。张学思认为既然校址选定了，就要加快进度。他亲自奔波了两个星期，最终告诉筹建组，校址已经腾出来了。大家颇感惊奇。原来，他一面通过中央军委、外交部与苏方交涉，一面请大连政府物色好苏军炮兵团的新址。这样圆满而迅速地解决了校址问题。
1950年2月，大连海军学校正式开学。萧劲光司令员任校长兼政委，张学思任副校长兼副政委。
1951年初夏，周恩来和邓颖超乘大连海校炮艇，巡视大连海湾。周恩来高兴地表扬张学思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不仅办起了海军学校，而且已学会亲自操船，能带领学员海上实习，干得很好嘛！”
张学思谦虚地说：“我对海军业务还不熟悉，有许多东西自己不懂。”
周恩来的教诲，成为张学思的座右铭，激励他更加勤奋刻苦地钻研海军专业技术。
作为一校之长，张学思对学员关怀备至。他叫得出每个学员的名字，熟悉每个学员的情况。他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培养学员爱舰、爱海洋的思想，给学员提出了“海上为家，岸上作客”的口号，每次学员出海实习，他都亲自加以指导。他要求学员们，要不怕晕船，不怕寒冷，不怕困难，不怕艰苦。在他的执教下，大连海校培养出大批优秀海军人才，迅速提升了中国新生海军的军事实力。
1953年3月，张学思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带职赴朝鲜战场见习。他奔波在朝鲜海岸，考察了解朝鲜海岸防御和海上作战情况；参加了西海岸防御指挥部海军办事处的工作，与其他指挥员一起探讨海岸防御和抗登陆作战的方案，他还在执行朝鲜西海岸防御任务的志愿军某军里，担任了代理军长的职务。由于中朝军队加强了海岸防御，粉碎了美军发动第二次登陆作战的企图，保证了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
1954年底，为巩固海防，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部队攻占一江山岛。这是人民解放军陆、海、空诸兵种首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张学思作为海军方面负责人被派往联合指挥部，协助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指挥这场战斗。11月14日凌晨，我雷达观测站发现蒋军太平号护卫舰目标，张学思亲临岸上指挥所指挥，我鱼雷快艇奉命出击，在夜幕掩护下占领最佳攻击阵位，在太平号尚未察觉时，“轰”的一声巨响，我鱼雷已命中舰首，国民党那艘1400多吨的护卫舰葬身海底。这是人民海军史上第一次由鱼雷快艇击沉敌舰，同时也为解放一江山岛夺取制海权创造了条件。
1955年1月8日晨，张学思和张爱萍在联合指挥部再次检查潮汐、水文、气象等情况，与轰炸机、岸炮、舰艇部队密集联络。总攻时间到了。顿时，在浙东辽阔的海域上，织成了海、陆、空立体战网，一江山岛在我三军协同作战下很快被攻克。战后，美国合众社不得不发布消息承认：“中国的第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是经过周密策划而且执行得很好。”张学思为这个作战方案的制订和战斗的组织，倾注了心血。
1956年8月，党选派张学思去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外国系速成班学习。在学习期间，当时先进的舰载导弹结合应用技术引起了张学思的特别关注，他敏锐地认识到它在未来海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便在给海军首长的信中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60年代初，我军也装备了导弹快艇。张学思利用他留学时精心收集的海军导弹武器的数据和资料，主持编写出我军第一部《导弹艇战斗条例》。
1958年8月，张学思获得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本科毕业文凭学成回国。
1961年3月，张学思升任海军参谋长。作为海军的一名杰出将领，他不仅在制订战略规划上有雄伟气概，而且身先士卒，经常亲临第一线。他首先参加了国产潜艇远航训练，取得了对国产潜艇的战术、技术性能全面鉴定的第一手资料，为各舰队领导干部在作战、训练中亲自随舰出海作业起了表率作用。
“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
然而，正当海军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张学思为之竭力奋斗做出贡献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骤起狂澜。在一次中央军委会议上，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突然发难，批评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对海军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接着，他又派其亲信李作鹏等人到海军，拉帮结伙，扩充势力。
为了树立林彪在海军中的地位，李作鹏一伙对海军建军以来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否定，如“不突出政治”，“技术第一”，“单纯军事观点”等等。张学思历来不愿把精力花在无谓争吵与辩论上，但在李作鹏一伙的攻击面前，他是非分明，曾愤慨地说：“海军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虽然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怎能把海军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呢！”
李作鹏又把矛头指向大连海校，企图通过大连海校，进而否定海军建设的成就。一次，林彪到大连养病，看到大连海校一份“整风”材料，便借题发挥，说军事院校，都是搬的国民党旧军队、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一套封、资、修的东西，这些资料和教材应该统统烧掉。于是，我国海军第一所正规化院校多年积累的中外图书资料被焚一空，开了全军院校“焚书”的先例，在林彪一伙罗织罪名、恶毒攻击之下，张学思和海军的主要领导被搞得无法正常工作。张学思气愤地说：“他们要搞乱海军，太不像话了！”
他不愿再在这种黑白颠倒，自己又无法改变的局面下工作下去，便提出离开海军到六机部去工作的要求。周恩来从革命事业的全局考虑，指示海军党委:“张学思这样的人才，不能离开海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作鹏担任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的要职。张学思预感到灾祸将要来临。他对妻子说：“这场运动，我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但风暴既然来了，不用怕，也不用躲，迎上去。我们是坦然的。”
1967年7月21日，叶群电话向李作鹏打招呼：“张学思在东北时是反对林彪的，以前他和国民党有勾结。”李作鹏两天后搞出一份《关于张学思的严重问题》的材料，罗织了两条“罪状”：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系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张学思有“特嫌”。
9月11日凌晨4时，张学思接到参加“紧急会议”的电话，结果到海军第一招待所时被逮捕。他面对镣铐，轻蔑地质问：“你们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级决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我的罪状，然后把我逮捕起来，为什么要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来？”
张学思被捕后，关在北京北郊某营区的一间阴暗、潮湿、不通风，只有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他内心充满了屈辱和愤怒。入牢的第二天，他写了一封短信质问李作鹏，没有回音。再两天又质问，仍不答复。
10月5日，他写信向周恩来申诉，但信被扣压，根本没有向总理呈交。一个月后，他被提审时，察觉到林彪一伙要借诬陷他达到诬陷、攻击周恩来的目的。为了挫败林彪一伙的阴谋，张学思不说假话，不出假证。他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给林彪一伙的“供词”竟是响铮铮的誓言：“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
张学思不屈的斗争，使“专案组”一筹莫展，李作鹏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
从此，张学思遭受到更残酷的摧残。1970年2月18日晚，他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肺源性心脏病，重度营养不良。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抢救，但已病入膏肓。5月29日，张学思含恨离世，享年54岁。临终前，他愤然疾书“恶魔缠身”4个大字，表达他对林彪一伙的强烈控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学思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他的业绩和英名永远彪炳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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