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认同政治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危机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一国的内部政治还是国际政治，认同政治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深刻地影响着各国内政和国际政治。认同政治的主要表现特征是行为和言语上的激进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一国内部，往往表现为民粹主义情绪的泛滥；在国际层面，往往表现为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具体地说，又（至少）表现为如下特征：

首先，各个实体（个人、团体和国家）之间的过度对抗。认同政治的目标在于通过塑造一个“对立方”来实现自己这一方的团结(Solidarity)。塑造一个外敌，无论是真实的敌人还是想象的敌人，的确有助于内部的团结。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使得对方（或者敌人）产生团结，甚至强化了对方的团结。如此，敌对双方各自因为对方的因素提高了内部凝聚力，而双方之间的敌视和对抗也随之强化。

其次，不宽容主义。在西方，宽容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产物。欧洲的中世纪盛行宗教的不宽容，而后来兴起的绝对专制又盛行政治上的不宽容。文艺复兴提倡宗教宽容，而启蒙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宽容。当代认同政治的崛起大有宗教和政治不宽容的“复辟”。当然，就认同政治来说，不宽容可以表现在方方面面，并不限于宗教和政治。

再次，多元主义的消失。多元主义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种颜色，并且相信一个多颜色的世界是和谐的。但认同政治则不然。认同政治相信世界上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并且是对立的颜色。在行为上，认同政治倾向于把自己道德化，而把他人妖魔化。或者说，认同政治用自己的“有色眼镜”看世界，不能容忍与自己颜色不同的事物。

如人们一贯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认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直存在的，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但认同政治的强化则往往产生于危机时期。因为危机，个人感到孤立无助，需要用群体的力量来应付危机，即“团结即是力量”。团结的单元可以多种多样，宗族、族群、种族、阶级、党派、民族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为个体提供一个群体背景、一种归属感。

认同政治的根源在于一个社会的各个群体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公正性。社会是一个共同体，需要基本的公平和公正感，一旦这种公平和公正感消失，那么社会集体的危机必然产生，而认同政治也成为必然。在国际层面，无论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出现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并且感觉到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国家不能接受这种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那么认同政治同样会产生和发展。对国际政治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的认同政治可以转化成为国际层面的认同政治，即国家通过把内部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外化到国际层面。在一个社会内部，认同政治表现为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在国际社会，认同政治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冲突。

认同政治的内部效应在各国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在今天的美国，认同政治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彻底。美国内部的阶级之间、种族之间、民族之间、党派之间都表现出冲突。

就阶级和阶层来说，美国社会的贫富差异和两极分化已经超出了一个社会所能接受的程度。尽管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巨量的财富，美国作为整体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惠者，但因为内部收入和财富差异加大，美国社会从以往的“中产社会”（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转型到“富豪社会”。

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人的财富总额大幅缩水，中产阶级首当其冲。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美国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疫情期间经济的停摆，让普通美国人失去工作、财富缩水，而亿万富豪们则通过投机股市赚得盆满钵满。据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报告，2020年3月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增加了40%。在此期间，美国还多了46位新亿万富翁，而现有的660位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比美国收入底端的50%人口的财富还多三分之二。相比之下，2020年下半年美国贫困率上升了2.4%，相当于多了800万贫困人口，非裔贫困率上升了5.4%，三分之一的家庭陷入了净资产贫乏状态。大量的美国人失业、陷入债务危机，靠领取救济生活。

同时，美国富豪又极少缴纳联邦所得税。前不久（6月8日）美国一家新闻机构发布了一项调查发现，2014—2018年期间，最富有的25位美国富豪仅缴纳了136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而超级富豪巴菲特的真实税率仅为0.10%，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佐斯也仅为0.98%。其中，贝佐斯在2007年和2011年甚至没有缴纳任何联邦个人所得税，而2007年其财富增长为38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中产家庭要痛苦得多。同期，美国中产家庭税后收入增长仅为6.5万美元，但他们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率为14%，远高于富豪们。也就是说，美国的税收压力不平等地压在中产阶级身上。

2011年，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谴责华尔街的投机和逃税行为。2016年，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人桑德斯崛起，他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平等，前1%的人口占据了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金融危机的后果由中产阶级承担，而富豪们则可以置身事外。

在西方国家中间，美国人本来对社会差异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但现在这种包容性已经不再。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仇富”“厌恶不平等”等民间情绪日益滋长。前不久，富豪巴菲特捐41亿美元，但反遭美国社会声讨，遭到了大批网民的攻击。在贝佐斯决定踏上飞向太空的旅程时，大量美国网民却希望他“别回来了”。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竟有5万美国人请愿“不要让富豪贝佐斯在太空旅行后重返地球”。很多请愿者表示：“地球不需要贝佐斯，比尔·盖茨和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富豪，希望他们都留在太空。”

也正是借助于民众的仇富心态，美国总统拜登在颁布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法案救济需要帮助的人之后，又颁布了至少为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以促进就业。但美国社会普遍认为，拜登如此“放水”，不仅解决不了美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也势必进一步恶化美国财政状况。

美国近来日益恶化的反亚裔运动也是美国高度社会分化的产物。亚裔通过自身的努力在美国社会生存和发展，较之其他族群，亚裔的情况较好，但底层美国民众则把自己的当前不幸的遭遇归罪到亚裔。自特朗普开始，美国日益成长的反移民浪潮也是这种情况的直接反映。

社会分化更导致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党争。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主流社会认为美式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但现在没有人敢这样宣称了，因为也就是宣布“历史的终结”之后不久美国便开始深陷党争，治理危机从来没有间断过。自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中产阶层达到70%左右。这个规模的中产阶级成为了美国当时的政治主体。共和党右一点，民主党左一点，但两党不至于走极端，因为两党都必须照顾到这个中产主体。但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一直萎缩，到现在的50%左右。8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大多数民众没有鲜明的党派认同，他们可以流离于两党之间。但今天，大部分民众党派意识鲜明，要不认同民主党，要不认同共和党，中间的灰色地带消失了。在这次特朗普和拜登的总统选举中，美国人的投票率创历史新高。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高涨，而是意味着美国社会的高度分化。无论是特朗普阵营还是拜登阵营，都不相信对方，需要亲力亲为，自己出来投票。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党政治成为“互相否决”政治的局面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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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峻的是，在国际层面，自特朗普以来，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日益高涨的认同政治的牺牲品。经验地看，历史上，民主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倾向于把内部矛盾外部化。不管如何，西方有“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一说。

今天，在对华政策领域，美国正经历着外交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即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中国，包括新疆、台湾、南海、香港、人权、经贸等等领域。尽管 “以中国为敌”解决不了美国的内部问题，但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就是为内部问题找到一个“替罪羊”。这种现象也已经引起了美国政界和西方舆论界的惊醒，尽管还不是多数派。

佛蒙特州的独立参议员桑德斯于2021年6月17日在《外交事务》上发表题为“美国危险的对华新共识—不要挑起新一轮冷战”的文章，就指出了这一危险性。同时，一些美国前官员和西方学者也在西方媒体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的最大敌人不是中国，而是内部的法西斯主义。英国《卫报》6月20日刊登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的文章，称美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并非来自中国，而是美国自己“转向法西斯主义”。作者提出，美国必须小心，不要过度妖魔化中国，这样会鼓励一种新的偏执狂，进一步扭曲美国的优先事项，鼓励本土主义和仇外心理，并导致军事支出越来越大，而挤占对美国未来繁荣和安全所依赖的教育、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的公共投资。作者最后指出，当今的美国社会在日益多样化，其经济与文化正在与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迅速融合，而美国的核心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在不创造出另一个“敌人”的情况下，重新发现美国的身份和美国人的共同责任(Robert Reich，“The US’s greatest danger isn’t China. It’s much closer to home”, The Guardian, June 20, 2021)。英国独立报专栏作家Patrick Cockburn更是直接指出美国共和党在迅速转变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党(Patrick Cockburn,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turned fascist – it is now the most dangerous threat in the world” Independent, June 19, 2020)。

与此相适应，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失去了美国传统上自诩为外交美德的“节制主义”。美国《世界政治评论》在5月4日发表了一篇提倡“克制主义(Restraint)”的文章，结果被群起而攻之。尽管美国国力大不如前，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要不惜一切成本和代价去推行美国价值观。传统上，美国奉行现实主义，即基于自己实力基础之上的外交。但在认同政治的影响下，美国外交界道德主义盛行。

更为荒唐的是，这种“归罪中国”的认知导致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内部体制的仇视，甚至憎恨。拜登总统本人就把中美关系界定为是“美国民主”和“中国专制”之争。在双边关系上，美国归罪中国；在和盟友的关系上，美国也归罪中国。即使是在内部政策上，例如基础设施建设，美国也匪夷所思地归罪中国，拿中国说事。

现在看来，美国内部似乎没有力量可以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个大趋势。美国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对华政策会导向什么结果？在这方面，历史已经提供了深刻的教训，最明显的是二战前日本和德国的教训。在这两个国家，内部民粹主义情绪和外交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失控对它们的内政外交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终主导了它们的内政外交，导向了战争。

很显然，尽管美国的认同政治是美国内政的反应，但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则构成了最为严峻的威胁。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的回应，另一方面反映了民众对中国崛起的骄傲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是必然的。面对美国对中国所进行的“认同政治”运动，我们如何在外交领域控制好民族主义情绪便成为了我们面临的一项挑战。美国一些理性的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对美国的反应，但中国的反应反过来刺激着美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越要控制好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不管如何，我们对局势应当有自己正确的判断，而不能让美国牵着鼻子走，否认我们就会犯颠覆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