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琳：“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传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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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紫荆，作者紫薯妹

新中国迅速扭转文物大量流失之局面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明，所诞生之珍宝文物不可胜数。何以这些文物却大量流出国门？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中秋帖》东晋王献之

晚清以降，国家积弱贫瘠；内忧外患之下，社会动荡难安。由于国力日绌，中国既难以保护文物安全，又无法阻拦其它国家趁难劫掠收购，致使当时流散的文物难以计数。抗战爆发后，文物不仅备受劫掠，更有文物商趁机倒卖，将大量文物源源不断地贩至海外。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中国现代杰出作家、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早年亲身参与“五四”运动，积极从事左翼文化运动。1949年后，历任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首任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是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郑振铎就加入了抢救珍贵文物的队伍中来。他与张元济、张寿镛等于1940年在上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致力收集保存古籍，共抢救下善本古籍1.8万余册，居功至伟。然而这与当时全国文物流失情形相较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新中国成立后，国力维艰、百废待兴，但是党和政府仍将保护珍贵文物、遏制文物流失摆上重要议程，建章立制，革弊振颓。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严格的文物出口限制，行之有效的文物进出境审查制度，迅速扭转了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

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指挥下，文物部门在国内外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改善文物保存条件，鼓励民间出让和捐赠文物，促使大量珍贵文物收归国有，永为宝藏。这是近代以来爱国志士梦寐以求却难以实现的理想，是新中国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的担当和决心，更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发出的时代强音。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五代顾闳中

香港——抢救流散文物的必争之地

新中国抢救文物之不易与决心，可以从宝礼堂藏书回归和回购“二希”这两件事以窥之。也正是经此事件，使得香港成为抢救流散文物的必争之地。

《资治通鉴》手稿（局部）北宋司马光

众所周知，清代宫廷继承了宋代以来的皇家收藏，又各方搜求，广有增益，蔚成大观。溥仪在逊位后通过赏赐、典押、偷盗等方式将大量文物带出宫外。1924年他被驱逐出紫禁城后，这批文物跟随他辗转天津、长春等地。在长春，它们被存放于伪满皇宫东院图书馆“小白楼”内。期间文物流失者甚多，成为后来收藏市场上赫赫有名的“东北货”。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全世界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大量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由内地几经辗转运至香港，其中就不乏“东北货”里清宫流散之文物、体系完备之专藏。欧美、日本文物商闻风而来，意欲大肆收购文物。然而，今时已非往日，新中国绝不允许文物“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的历史重演。

宝礼堂是上海藏书家潘宗周的藏书室。潘宗周曾从袁克文手中，购得宋版《礼记正义》，十分珍重，将其居所命名为宝礼堂。潘宗周去世后，藏书为其子潘世兹继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潘世兹惟恐藏书遭受劫难，遂设法将宝礼堂藏书运到香港，存在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内。1951年，潘世兹给郑振铎写信，将宝礼堂藏书捐献给国家。经过慎重研究，郑振铎将此事委托给徐伯郊，请他在香港协助处理，确保这批珍贵古籍顺利运回大陆。经多番协调，宝礼堂藏书终于在1951年冬天运抵上海，1952年年初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三希堂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曾为清乾隆皇帝的书房。乾隆将王羲之《快雪时晴贴》、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三件晋代行书作品视为稀世珍宝，置于此处，遂以“三希堂”作为室名。民国时，“三希”中的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落入瓷器商人郭葆昌手中。张伯驹先生曾有意收购，但最终未果。郭葆昌去世后，二帖由其子郭昭俊继承。北平解放前夕，郭氏辗转各地，最终定居香港。

1951年10月，中国政府得到消息，“二希”可能流失国外。为了购回“二希”，周恩来总理特批50万港币，时值约8.75万美元。而这一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家的外汇储备为20世纪50年代的最低值，仅0.45亿美元。“二希”的购买经费若以当时内地的物价计算，约可购买230万斤大米。

尽管如此，中国争取国宝始终不遗余力！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森玉南下组织回购，并联合金融界的力量，派徐伯郊、胡惠春等与郭氏交涉。终于，在这一年的11月底完成交接，并于12月运抵北京。“二希”由此重回故宫。

“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

启动回购工作

作为新中国从境外收购珍贵文物的首次尝试，“二希”回购任务完成后，使得中央政府筹划开展更大规模的文物回购。不久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根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启动香港文物回购任务。由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组织领导，王冶秋、张珩、王毅、徐森玉参与，时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朱光承担联络协调工作。

香港方面则主要由徐伯郊等人出面奔走、办理手续，胡惠春、陈君葆等从旁协助。并经不断探索完善工作方法与机制，后于1953年春组织成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由徐伯郊、沉镛、温康兰三人组成。

徐伯郊（1911—2002），是著名文物鉴定家徐森玉长子，任收购小组负责人。沉镛（？温康兰（1911—1983），是著名侨商，抗战胜利后在港开展统战工作。

郑振铎与“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联络尤与徐伯郊的书信往来频繁，且关涉内容更为重大。1952年9月6日，郑振铎在致徐伯郊的信中谈及“予方从事于搜集溥仪携出故宫之书画，得此足资稽考”，并提出了在香港收购文物的总体原则：

（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

（二）碑帖、法书（字），暂时不收购。

（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

根据这一原则，“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收购目标最初以书画为主，尤其是溥仪携带出宫、历经辗转的“东北货”。开展工作后又根据轻重缓急，设定阶段目标。后期又从优先抢救“易损”“易散”文物的原则出发，扩大回购范围，将陈清华郇斋藏书、陈仁涛藏古钱币等列作专项，进行整体收购。

《西郊草堂图》元王蒙

宋元书画收购。宋元书画是流散香港文物收购的主要目标。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指导下，徐伯郊等人既与在港收藏家王南屏、陈仁涛等人洽商，又以香港为窗口与远在欧美的卢芹斋、张大千、王季迁、王征（文伯）等收藏家联系，同时留心香港等地市场中出现的古画线索，深入追踪。多管齐下，锲而不舍，力争让流落海外的书画珍品重回故土。

收购郇斋藏书。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湖南祁阳人。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收藏古籍善本，郇斋为其室名。曾以万金购得南宋本《荀子》，继而又收韩应陛、袁克文、常熟瞿氏、傅增湘等多家旧藏秘籍，藏书数量迅速增长，宋元善本、明清钞校稿本、罕见善拓，逾五百部，普通善本古籍无计其数。时人将之与天津周叔韬并称为“南陈北周”，共居民国藏书家之首。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和1965年，其藏书先后两次为人民政府购回，拨交北京图书馆藏。2004年其子陈国琅又将郇斋所藏珍品出让，亦入藏国家图书馆。1952年，在流散香港文物收购过程中，郑振铎对郇斋藏书尤为关注，多次去信敦促徐伯郊前去洽商，力争让这批稀世珍本回到祖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郇斋藏书第一批（八十三种）顺利完成收购。

回购陈仁涛藏古钱币。陈仁涛( 1906—1968 )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古钱币收藏家。1934 年，陈仁涛购得方若旧雨楼藏泉，遂跻身一流藏家。其收藏古钱币计约五万余枚，包括我国历代各地发行的金、银、铜币，以及纸钞和钞版等，币种全面、体系完整、脉络清晰，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民俗史的珍贵实物。1953年，徐伯郊等人着手接洽陈仁涛藏古钱币收购事宜，几经曲折，终于在1953年购回，后来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奠定了该馆古代钱币收藏的基础。

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自1952年开始，至1956年下半年接近尾声。随着几宗大的收购顺利完成，市面上的名品珍迹大多已有归属。这其中既有书画名品，如唐韩滉《五牛图》、五代时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元王蒙《西郊草堂图》等；

实际上，在近5年的时间里，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相反，要面临许多困难。小组成员洽商时千头万绪，文物真伪混杂，需要审慎鉴定，还常常要面对经费紧张、海外文物商的竞争、复杂政治形势的影响等多重考验。这不仅需要眼光与识见，还需要策略与智慧。每一位参与在港文物收购工作的先辈，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66页珍贵信札史料入捐国家文物局

虽然在香港大规模的文物收购工作由此暂告段落，但是党和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对流散海外文物的关注并没有结束。1958年盛懋《秋江待渡图》入藏故宫博物院、1960年《资治通鉴》手稿入藏北京图书馆、1965年陈清华第二批善本（二十五种）入藏北京图书馆等等，都是当年香港文物回购工作留下的余响。

60多年过去，流散香港文物的抢救工作，已成为铭刻在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典篇章。时人筚路蓝缕，今朝传续佳章。2019年秋，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香港征集到了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的往来信札。这批信札共计166页，是1952年至1958年间郑振铎先生等与“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重要史料，内容涉及收购小组成立、文物收购原则、真伪鉴定、资金筹措等多方面内容。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札

国家文物局获悉这批信札即将在香港拍卖，遂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联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动作为，在尊重商业规则前提下成功竞购，慨然捐赠国家文物局。为了加强这批信札文物的保护研究与展示利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又将其整体划拨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永久馆藏。

“这个工作，虽是麻烦，但成绩是很大的，效果是很大的。

徐伯郊致郑振铎信札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今天，当我们重读先辈们手书的这一封封饱含激情、带有温度的信札，他们为收购文物而奔走周旋的身影仿佛就在身边。从这些流散国宝回家的动人故事中，我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坚决抢救流散文物的文化担当，感悟到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书生报国、知难而上的斗争精神，感佩于海外游子捐让珍藏、决不他顾的家国情怀。

“得之不易，守之宜谨”。抢救文物，永远在路上。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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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琳：“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传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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