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之变: 中美矛盾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时代加速到来 | 文化纵横8月新刊

中美矛盾上升为

世界主要矛盾的时代正在到来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

▍几大事件，标志着美国倾举国之力围堵中国战略正式形成

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创新与竞争法案》，以与中国的科技与战略竞争为核心诉求，正式开启美国以国家意志为标志的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战略。

随后的6月中旬，美国总统拜登启动欧洲行程，在G7峰会、欧美峰会、北约峰会上显现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联合盟友、动员价值观联盟，形成对中国的全球围堵。

此前的2021年3月，美日印澳对话会议的召开，剑指中国，已经率先开启了“印太”地区围堵中国的准政治军事结盟进程。

拜登政府执政的半年时间内，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精英阶层已经达成一致，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倾举国之力围堵中国。不管中国如何示好，不管美国内部如何意见分歧，这一局面短期内不可能改变。

自美国克林顿政府时代起，中国的重要战略诉求之一，就是避免美国倾举国之力围堵打压中国，为中国现代化崛起进程创造战略机遇期。近30年过去，由于中国的崛起，由于中美国力水准的日益逼近，中国已经不可能依靠他人躲避美国的战略攻击了。中美矛盾由次要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时代正在到来，中美关系自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因美苏矛盾而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代；20世纪90年代至2017年，中美因经济利益高度互补而形成的中美战略竞合时代，从此结束了。

此前，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还有部分中国人心存幻想，希望中美矛盾能够局限在经济科技领域，希望在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执政风格之后，美国能够回归理性。然而拜登政府的系列行为却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日趋紧张，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体制的、发展模式的种种矛盾冲突皆为次要原因，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国国力的上升对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形成了实质性挑战，这是美国统治集团、美国资本、美国精英阶层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对于美国统治精英而言，失去老大地位，绝不意味着顺序降为世界老二，而意味着美国今天所可掌控的世界资源的大规模流失，失去美国第一，就意味着美国失去一切。

▍中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将对中国内外环境构成重大挑战

美国倾举国之力打压中国，将导致中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战略机遇期将面对重大不确定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也将面对重大考验。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外部矛盾将是内外诸多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没有外部矛盾的清醒认知与冷静处理，内部矛盾的解决就会失去基本条件和前提。

中美矛盾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经济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面临挑战。“一带一路”的实质，是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与投资网络，创造资源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持续循环流动的经贸网络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益，中国更会从中受益。

此次欧洲之行，拜登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目标就是替代“一带一路”。如果这个计划由于资金问题无法落实，则美国更现实的选择，是在“一带一路”沿线节点性国家或地区下手，制造动乱；或扶持反对派，中断“一带一路”的联通性，制造资源流动的“肠梗阻”，由此扰乱“一带一路”贸易与投资的网络体系。

政治与外交上，中美矛盾的上升，将催生意识形态外交与结盟政治。美国以“民主vs.威权”之名，以价值观外交为武器，动员西方意识形态同盟。与此同时，又以北约与亚太传统盟国为基础，强化结盟政治，构建围堵中国的联合阵线。

这对中国的务实外交与不结盟外交（新型大国外交）造成巨大挑战，在强敌环伺下，逼迫中国不得不以相同手法反制，以意识形态画线，或以结盟政治进行反应。而这些选择，均与中国的外交传统格格不入，也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不符。

从军事上看，中国周边地区风险系数均会不同程度上升。为了破坏中国崛起势能，制造中国崛起的风险指数，美国会人为制造热点与冲突，甚至会在局部地区进行军事冒险。从美国霸权维护与管理的历史观察，美国统治阶级具有丰富的制造冲突并搞乱他国的经验与传统。这种风险可能性，并不会因为中国是个有核国家而消失。

中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也将对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带来深刻影响。

经济上，中国将可能被逼走进内循环，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系。这种改变，一方面可能强化中国经济科技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因外部资源和外部空间受到挤压而萎缩。

政治与社会生活上，由于外部强敌打压，社会心态可能会由开放转向内敛保守，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潮会进一步兴起。与此同时，行政体系会不由自主地转向进一步集中权力，自上而下的信息传导机制与自下而上的意见反馈机制的平衡会被打破。这对构建高效有序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会带来负面效应。

▍中美矛盾冲突的新特点及未来可能的走势

与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不同，中美矛盾冲突的升级，发生在中国国力整体处在上升的轨道上，而美国的国力整体处在下降的轨道上，这使得美国号令天下的能力大大下降，其与盟友进行利益交换的本钱远远不够。与此同时，与美苏冷战不同，中美经济利益深度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导致美国的经济利益与政治等方面的利益经常不一致，由此导致美国统治集团难以进行清晰明确的战略抉择，打压、竞争与部分合作经常混在一起，无法操作。再者，中国与苏联等传统对手不同，中国并无输出制度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冲动，外交上谨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政治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旗帜，经济上追求各国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这种由中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理念所影响和决定的整体外交风格与国家特质，决定了美国难以以意识形态为由进行全球性的有效政治动员，其盟友也难以完全响应美国号召，彻底与中国为敌。中国的“合纵”，很容易打破美国的“连横”。

中美矛盾的陡然升级，导致中国压力加大，也必将导致中国战略环境与战略选择的改变。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并进行相应的物质与精神准备，对于我们完成“十四五”规划、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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