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磊：中美科技竞赛比拼的是国家安全系数

本文转载自：肖磊看市（ID:kanshi1314）

作者：肖磊看市

文/肖磊

在展开今天的闲扯之前，给大家做个提醒，全球疫情依然非常严重，国内最近也是形势严峻，变异病毒可能会刺破我们的免疫体系，大家需要重视起来，做好防护和各类防疫措施，松懈不得。

一

中美最近在天津举行了一场会谈，中国要求美国纠正错误的对华政策，其中有两条跟我此次的评论有关，一个是关于留学生的，另一个是关于中国企业的，具体是，中国要求美方撤销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企，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引渡等。

基于这两个问题，其实此前就有两则值得关注的新闻，一则是，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申请赴美签证时被拒签，这些学生当中大部分是理工科；第二则是，美国再将中国23家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接下来我要基于这两则新闻，给大家输出1.6万字的，关于美国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谋划了对中国科技和企业的“打击”策略，以及中美科技竞争将迎来新的参考和助推因素等问题的评论。当然，所有观点，仅用于闲聊和扯淡，不构成任何参考建议，如有不妥的地方，望大家包含和指出。

我先说关于“实体清单”的问题，这个词我们经常会在新闻当中听到，尤其是近几年，中国企业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的消息不断，那这个“实体清单”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鬼胎呢？

我稍微给大家做个解释，我这个解释不仅仅是概念层面，而且是逻辑和演进层面，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深入理解“实体清单”背后的重大背景，以及中美科技竞争的策略和历史走向。

我们首先得搞清楚，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到底会面临什么。

很简单，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意味着美国就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在任意时间、任意条件下对该企业发起超越一切法律、国家信用，以及所有商业规则的打击。

表面看上去，列入“实体清单”之后，美国政府即可根据《出口管理条例》限制对这些企业的出口、进口或转口。但实际上真正的“认定”以及“执法”机构是一个叫做美国工业安全局(BIS)的机构，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的呢，也很简单，就是美国保护自身科技地位和配合政治外交目标的一个打手，美国官方对其赋予的职责是，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目标，确保有效的出口控制和监督执行，并持续促进美国战略技术领导和保证其强大的国防工业基地。

大家认真读一下上面关于美国工业安全局这个机构的职责，看能感受到什么。

请注意，被美国工业安全局列入实体清单的不仅有中国的各类高科技企业，而且有数十所中国的理工科类大学等。更重要的是，为了混淆视听，美国还把中国一些类似公安局这样的机构，也列入到了实体清单，意思是，你看看，我不是针对你的科技企业或科技人才，而是基于“人权”等。

所以，在理由方面，真是五花八门，最早的时候，比如1997年的时候，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下属的机构，就被列入了“实体清单”，理由是获取并尝试获取美国原产物项以支持人民解放军的项目。到了今天，美国把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的理由已经非常“丰富”了，比如中国企业跟美国制裁的国家做贸易，甚至跟中国新疆的企业发生了贸易关系，也要遭到制裁，更滑稽的是，说中国的企业发展了人工智能，这也会列入到“实体清单”。

“实体清单”已经变成了美国各行各业打击竞争对手的一个常用工具，比如美国工业部门经过判断，认为中国的一家制造业企业，有跟美国类似企业竞争的苗头，怎么打击这家中国的企业呢，美国工业部门就会告诉“BIS”，中国某制造业企业，采购了新疆的棉花等等，就被纳入“实体清单”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国的交通部、商务部、能源部、财政部、国防部等等，只要觉得中国企业或中国的政策对所辖行业有竞争威胁，各部就会报出需要纳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名单（这个过程有一个虚伪的名字，叫做委员会决议），然后“BIS”照单全收，开始打击中国的相关企业。

这就好比说，有一家大公司，为了打击竞争对手，雇了一个“黑社会”，然后这个“黑社会”说，你们公司各部门随时可以给我报需要打击的对手或个人名单，我去打砸抢下黑手就行了，但我们还得搞一个委员会，弄个流程，在打击对方的时候需要编造个理由，否则会影响大家的“声誉”。

那二十多年来，中国总共有多少企业、研究机构和个人等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400个，不久的将来，我感觉这个数字会飙升到1万个，因为按照目前美国这帮人的不安全感（其实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导致未来中国的玩具企业等，也很可能会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因为中国生产的玩具可能会“影响”美国人在玩耍上面的特殊价值观，这还了得，必须纳入“实体清单”。

二

其实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些，如果站在美国的角度，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重视，也就是说，美国长期的官僚精英实际上是一个“危机感”极强、宗教信仰极深、种族偏见根深蒂固，且十分保守的群体。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官僚精英手段之复杂，是超出大家想象力的，其很多非常恶心的行为，之所以被很多国家“理解”，原因就是由于“操纵”的高明，再加上美国本身足够的强大，尤其是自二战以来，美国拥有了绝对的实力和优势，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美国人做事，都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底线的，否则人家也不会有如今的强大和影响力，人家打击你，肯定是你有问题，所以美国给人的感觉是十分自信和宽容的，干的事情就算有错，也不会太坏，是可以理解和容忍的，但这其实是最恐怖的假象。

在理解美国官僚精英的“手段”之前，我需要解释一个事情，那就是很多人觉得美国四年就换一届政府，很多东西都会变，其实这也是极大的误解，你放心，对美国有利的，都会保留下来，觉得没有用的，自然会去掉，因为美国政府背后，是美国企业，而美国企业都是长期的，更多的是“老字号”，这些企业是不会四年就换一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如果无法理解美国企业的长期性，就无法理解美国政府党派政治背后的障眼法。

因此，我们要从“实体清单”的诞生说起，否则大家还以为这个“实体清单”是美国内部的固有逻辑，是中美关系的短期行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亚洲四小龙自主性科技崛起，美国着手“整治”，当然，此前遭遇美国“整治”的是德国和日本，等到“整治”完德国和日本之后，就轮到亚洲四小龙了，但美国非常清楚亚洲四小龙的抵抗力，所以在“整治”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重心开始向中国大陆转移。

因为美国也非常清楚，在“整治”完亚洲四小龙之后，产业转移的重心将是中国大陆，美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问题是，中国大陆不太可能像德国和日本那样听话，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不太可能像亚洲四小龙那样脆弱，几个金融寡头就能把亚洲四小龙洗劫一空。

所以，东南亚金融风暴，跟“实体清单”，就出现在了同一个时间点上，在提前准备遏制中国企业和战略性掌握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方面，美国其实早就布局好了。

中国第一批被纳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就是在1997年，也就是说，美国用“实体清单”来打击竞争对手的逻辑，始于1997年，这并非巧合。

可能大家又要质疑我的观点了，说难道美国弄一个“实体清单”，就只是为了针对你中国？

确实，被纳入“实体清单”的企业，除了俄罗斯，也有一部分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等等，但请注意，除俄罗斯之外，这些国家企业被纳入“实体清单”，主要是被“连带”，比如美国为了打击中国企业华为，就把全球21个国家的企业纳入了“实体清单”，理由是这些国家的企业跟华为发生了关系。

另外，如果“实体清单”是针对俄罗斯、伊朗等，美国也没必要用这种伪装式逻辑，更不会在那么巧的1997年才开始搞。

三

如果你再往下关注，你还会发现更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自1997年开始（美国设立实体清单），无论美国哪个总统或党派执政，无论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处在什么状态，无论中国的企业如何做，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中国企业或机构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但有一个周期例外，那就是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至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主张结束伊拉克战争期间。

所以你会发现，除了小布什时期专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这几年，美国从来就没有忘记把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就算次贷危机期间，以及欧债危机，包括这次新冠疫情期间，都没有停止，这跟克林顿是总统、奥巴马是总统，还是特朗普是总统，又或者是拜登是总统，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美国整个帝国精英（维护霸权逻辑）和科技界（维护垄断）早就策划好的战略意志，只是我们误认为是单个人、单个党派，或者偶然的原因，甚至很多人直至今日，还在抱怨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那我们改不就行了吗？我们跟美国搞好关系不就行了吗？其实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请问你怎么改？放弃所有科技研发？放弃企业走向国际？放弃发展新疆？默认台独？默认一些人在香港搞分裂？

比如最近，美国一边释放这样的信息，类似美国希望跟中国接触，希望跟中国建立紧急热线，希望去中国谈等等，另一方面步步紧逼，军机直接降落台湾，打击中国企业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止，在中国周边搞事情一秒也没有停歇。

如果大家还不明白，我再举个我们熟悉的蒋介石的例子（只是举例），当年国共两党重庆和谈，蒋介石一边高喊和平，一边调集军队发起全面的“剿共”，最后就直接撕毁“双十协定”，开始打内战了。

这还没完，等到辽沈战役打完，北京天津被围，蒋介石还是不死心，开始准备更大规模的淮海战役，打就打呗，蒋介石还得体现一下自己高超的操纵艺术，要求陈布雷（被蒋介石誉为国民政府的文胆）向媒体发布关于国民党寻求和平的愿望，意思是不是国民党要打，是共产党要打，结果连陈布雷都人格分裂了，受不了了，自杀了。

我个人觉得，美国一些替美国政府和一些精英、垄断企业界编织谎言的媒体和发声者，也应该自杀（人格严重分裂），这些机构和个人，应该扪心自问，美国政府真的在寻求跟中国和平共处吗？真的关心发展中国家和各个底层民众的福祉吗？真的关心中国普通民众吗？真的觉得中国人跟他们是平等的吗？真的在寻求跟中国心平气和的谈判吗？真的可以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吗？对中国的打压，真的是由于“价值观”的问题吗？真的关心西藏、新疆、香港等等地方的底层民众生活吗？其实看看美国旁边的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底层民众的生活就知道，美国真正关心的是啥。

美国国内的精英群体，实际上是有能力阻止美国这种以泛化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对中国企业界的打击的，但为什么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本身就是美国的精英群体维护自身商业利益和科技垄断的最直接形式，比如美国的半导体行业，表面看在呼吁政府停止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卡脖子”，但私底下无时无刻都在研究，如何让中国永远都不要在半导体行业拥有竞争力。

当年美国打击日本韩国的半导体行业，真正的推手，根本就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半导体相关企业、机构、协会。大家仔细去看，美国在打击华为的时候，其实是全方位的，比如芯片，因为华为逐步的开始自己设计芯片等等，再比如操作系统等，也是因为华为在搞自己的系统了，所以从美国的芯片技术企业和提供操作系统、工业设计软件等企业，全方位参与了对华为的围剿，但美国的相关企业会表现的很无辜，说这是政府要搞华为，不是我们，我们不得不配合。

美国企业就是跟你竞争的时候，明明在使用行政手段，但还要让大家无话可说，继续相信美国是“自由市场”，所以就要扯上政治、外交等问题，这么一扯，就出现了大家注意力的转移。

比如用户说，中国货性价比高，服务还好，美国政府就说，中国的设备不安全，中国的纺织品是强迫劳动，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跟军队有合作等等，就这样强化说辞，扯来扯去，你就会发现，美国明明就是耍无奈，靠行政手段赢得竞争，但给全世界的感觉是，美国是为了捍卫“自由”市场，保护大家的安全，而不是为了打击对手。这就使得美国企业界违约和失信的成本极低，维护垄断地位的手段极多。

很多同学可能又要问了，既然这样可以，我们也可以学啊，其实这种竞争逻辑，并不取决于政府，中国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真正的问题出在中国的企业界。

中国的企业界，有非常现实的考虑，所以很难团结起来去研究更加长远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发展阶段和积累是不同的，美国诸多国际企业，有着巨量的现金流和资本市场支持，每天都在研究五年、十年后的技术和竞争问题，而我们的诸多国际企业，还在为持续生存和渴望开拓海外市场忙碌，这种背景下，关心的问题不同，所以就很难达成相关的默契，更不要说研究啥高级策略了，你不可能让一个还未站稳脚跟的中国企业，去研究五年、十年后的国际竞争问题。

四

那中国该怎么办呢，我提两点自己的思考，供大家争论和闲扯。第一个是从战术层面，需要非常的重视，我个人觉得，中国应该把美国打击中国企业的这笔账，不能简单的算在美国政府或某个政客身上，而要算在美国相关的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头上。

如果我们一直觉得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击，只是因为美国政府、党派竞选或某个政治家偏见，那美国企业界就可以有恃无恐的给美国政府偷偷的提供各种需要打击的中国企业名单，只要是自己的竞争对手，美国企业界就可以提供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再去打击，美国政府背这个锅就好了，反正四年换一届，甩锅也方便。

如果我们把这笔账主要算在美国相关行业和企业身上，那美国这些企业和行业，以及上面的部门，在给美国政府提供相关名单的时候，在代表企业利益搞整治操作的时候，或被美国政府“选中”征求建议的时候，就要三思。

当然，除了术的层面，还有战略层面。说到这里，大家先别骂我，我们这样的闲聊瞎扯，张口闭口战略战术什么的，是不是很搞笑，但我确实找不到用啥词合适，也可以叫做“短期”和“长期”，但又觉得没有那个意境，反正都是闲聊，这方面大家就忍着点吧，谈战略战术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理解起来也方便，我们暂时就用这个吧。

从战略层面说，我本人对美国发动的，针对中国的科技领域的这种无限期和不符合人类发展目标的打击（就像当年的蒋介石，觉得共产党怎么能配领导中国呢？所以没有什么真正谈的余地，谈只是为了给打做些准备，一切都是为了消灭你），从战略上是完全蔑视的。当然，我得多说两句。

科技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被美国忽悠，原因就是科技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尤其是发展到现在，科技已经变得非常抽象，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解释了，当我们看到一辆电动车的时候，说它有自动驾驶功能，但自动驾驶的原理是什么，里面装了什么硬件和软件，基本上99%的人是不了解的；一架飞机有数十万个零件，我们大部分人连其中一个的原理可能都搞不清楚，所以，越来越多的科技，进入了理论层面，这就很容易被忽悠。

中国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创新型社会呢？中国有没有资格引领创新呢？

我们先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那社会主义国家应不应该有原子弹呢？应不应该有火箭、卫星呢？当时也是有争论的，有人说只要苏联有就行了，老大哥会保护我们，但这肯定是不靠谱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了两弹一星。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讨论什么呢？市场经济，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有市场经济？后来我们做到了，社会主义不仅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还可以搞金融体系，以及证券等资本市场。

如今，其实我们又到了一个节点，那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诞生引领世界的创新，能不能缔造一个创新型社会。这一点目前争论非常厉害，类似于当年争论，我们要不要搞两弹一星，有没有条件搞两弹一星；要不要搞市场经济，我们的制度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等等。争着争着，我们自己都开始动摇了，害怕了，不自信了，难道创新只能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

五

好，我们慢慢说。

这事还得从工业革命说起，关于工业革命的起源，至今依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可能再过100年，这个话题依然是一个有各种解释的话题。我也写过这方面的很多东西，同时也表达了很多观点，我们先把观点放一边，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陈述，那就是工业革命的萌芽，也包括世界各地区古代的技术创新，其实并不诞生于知识阶层，而是诞生于最底层的劳动者。请记住这一点。

从纺织机到蒸汽机，都是具体的工人，在干活的时候发明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作为依据，如果你一定要说，人家英国的工人，就是比世界各地的工人聪明，那我无话可说，事实是，很多巧合让英国的劳动者，触动了工业革命。

比如工业革命的起点，被认为是珍妮纺纱机的出现，那珍妮纺纱机谁发明的呢？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纺织工人，叫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在不小心踢倒纺织机弯腰的时候灵光乍现，很偶然的发明出来的，后来就用他女儿珍妮来命名了。

包括后来的瓦特改良蒸汽机，其实比瓦特早很长时间里，欧洲各个手工业市场工人就已经在搞这种东西了，况且瓦特最初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修理工。

那蒸汽机为啥在英国掀起了更大的产业革命浪潮呢，原因是英国抓住了人类第一次能源革命，而且这也是一个巧合，英国由于是一个岛国，可迁徙的地方比较少，而正好人口聚集的地方伦敦旁边就有大量的煤矿，容易开采的煤炭最多，更容易运输，还露天的，然后更巧合的是，英国煤矿到处是沼泽，挖煤就必须得同时抽水，蒸汽机当时最直接的需求就给煤矿抽水。

也就是说，大量的，可以就近开采的煤解决了能源问题，就可以大量的炼铁了，但炼铁等需要运输矿石，煤也需要运输到其他港口，对煤和矿石的就近运输，以及煤炭多了之后炼出来的铁越来越多，严重过剩，廉价的铁就刺激了铁轨的使用，蒸汽机车也就被刺激出来了。

中国恰恰相反，山西煤最多，也是华夏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但经济和人口重心早就南移了，可以建立工厂的人口密集区无法获得廉价的能源，当然，就算中国的人口没有迁徙，山西的煤炭也非常干燥，不需要抽水，要知道瓦特改良的那个蒸汽机，首先就是用来抽水的。

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去看一下比如类似罗伯特艾伦的《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芭芭拉弗里兹的《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炭的故事》，以及彭慕兰（美国人）的《大分流》等等著作，还是非常客观的。但也只是说了工业革命的偶然性，并没有涉及很多问题，有涉及的，也没有说明白中国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更深层次背景。

工业革命不管争议多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最初都是由底层劳动力对工具的偶然性改造，加上特殊的地理等环境，工业革命就出现了。

说到这里很多同学估计已经受不了了，要反驳了，工业革命那么伟大的事情，就这么简单？作者应该回溯到大宪章时代，那才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种子，其实这个问题我以前说过，说得都快吐了，工业革命跟大宪章什么的，关系不大，吹这个没啥意义。要知道取代英国的美国，一直都鄙视英国的制度，美国一直学的是法国。大家可别再跟我讨论这些问题了，没意思啊。

我再举个中国的例子，我们四大发明当中，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毕昇，本身就是一名职业的雕刻和印刷工人。改进造纸术的蔡伦，本身也是在宫廷里面负责监制宫廷用具的，天天就在琢磨造出点啥。火药最早也是在炼制丹药的时候偶然发明出来的。指南针最早的时候，同样也是那些为了辨别和确定某种方位的实用者发明的。

那我要说什么呢，其实在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以前，人类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说，靠的是自然条件和运气，也就是概率，那谁的概率最大呢，肯定是那些社会条件稳定，历史悠久，劳动者规模最大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研究古代创新的时候，中国从来都没有落后过，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绝对的领先世界的。

那真正工业革命的问题，中国是怎么落后的呢？这才是我要说的重点，那就是人类的创新进入到了理论主导的时代，中国完美的错过了这个时代，而英国等正好抓住了。

真正的工业革命，并不是在珍妮纺织机时代，更不是瓦特当修理工的那20年里，而是瓦特进入到格拉斯哥大学之后，在系统的得到了物理化学等知识训练之后，搞出来的。就像如今造汽车的，造飞机的，实际上是理论优先，很多科学家可能都没有进过工厂，但基于这些科学家的理论，工厂可以生产出相应的产品。

因此，重点出现了，瓦特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并改进蒸汽机，这个时候，距离格拉斯哥大学的诞生，已经有整整300年了。也就是说，三百年的现代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创新的积累，才让瓦特改良蒸汽有了必然的条件。

所以，我的第一个结论是，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及诸多现代科技领域，系统性的落后，实际上是从系统性的现代大学教育跟西方脱节这个层面开始的，因为基于大学和基于劳动者的，对科学和创新的传承是完全不同的，在传承和启发方面，大学跟社会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个是职业，一个是业余。

如果英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在更早的时候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就算有基于煤炭的能源革命，就算有蒸汽机，也是无法积累和改进的，因为这仅仅是劳动者的偶然发现而已。要知道法国工人搞出蒸汽机的一些东西，比英国早一百年，珍妮纺织机也纯属偶然，但基于格拉斯哥大学的瓦特，改良蒸汽机，这是一个必然。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知道工业革命，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要学什么，尊重什么，吹什么，忽略什么……

也就是说，在大学这个社会形态没有成型之前，全世界在科技领域，比的都是业余式创新（偶发性），这个领域，中国从来就没有落后过。南宋有太多的世界级创新，我就不一一举例了，但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开始大量的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中国没有，所以中国科技创新从业余向职业转变的过程中，可以说完全失败了。

六

你去看欧洲那些重要大学诞生的时间，比如牛津、剑桥、巴黎大学等等，都是中国的南宋时期。要知道那个时期，南宋是不折不扣的世界科技界的扛把子，而且已经跟世界各国都有很强的互动性。

那南宋为什么没有出现跟欧洲类似的大学呢，这也跟社会制度没有啥太大的关系，中国的南宋时期恰恰是值得全世界，乃至现在的诸多人都羡慕的。

我认为自南宋开始种下的中国科技落后的种子，最根本的原因是，南宋没有解决好国家安全问题，要知道办大学（教育）是非常需要钱和大师的，而且是不能中断的，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过程，这个跟商业的逻辑完全不同，商业是有自驱力的，大学没有，大学都是长期主动推行的产物。

比如欧洲诸多大学的基础（教育体系），恰恰是由当时最富有的，最专制的，权力最大的，甚至比国王都富有得多的教会支持的（想想欧洲教会卖赎罪券赚钱），其实欧洲的教会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要征收“十一税”的，也就是民众收入的十分之一得交给教会。后来国王开始大规模支持现代大学教育。

宋朝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彻底解决国家的安全问题，需要大量的钱去暂时性解决安全问题，所有社会问题都得让位于国家安全，导致长期的财政和人才的消耗，比如两宋平均每年送给辽、金、西夏的银子，平均下来，占年平均财政收入的超过3%，请注意，每年财政收入的3%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这样送了两百多年，而不是一天两天。尤其是到了南宋，送给金朝的就更多了，这里面还不包括绸缎等非常昂贵的商品。要知道在高等教育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就6%。

一个国家，如果解决不了国家安全的问题，不仅仅是会扭曲财政支出，更重要的是，会扭曲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然后扭曲人才的配置和流向，最终失去跟先进“对手”追逐世界演化的机会，也就是说，为了安全问题，往往就不在乎自己的科技或商业是否落后了，也不在乎对手在搞什么教育了，安全是需要不计成本的去维护的事情。

元明清，虽然很“专制”，但这不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因为科技跟“专制”不冲突，欧洲的教育恰恰是由自私自利的教会来推动的，因为要识字看懂圣经；欧洲的大学后来是由国王推动的，因为搞出人才和发明，国王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中国的纸被发明出来之后，首先也是宫廷在用。很多人拿历史上乾隆皇帝要求马嘎尔尼下跪来说事，说中国觉得西方那些科技的东西，都是奇技淫巧，但实际上乾隆本身就是钟表控。

我再强调一遍，元明清在科技领域落后西方，最根本的原因是，南宋没有解决好国家安全问题，社会资源的使用逐渐被扭曲，失去了跟西方互动，诞生现代大学的机会，而后的各个朝代就把重点放在了国家安全层面，为了安全大部分时间处在战争和封闭期，然后就失去了跟世界互联互通的重要时间节点，而正好这个时候欧洲的现代大学开始发挥重大的历史作用，中国脱节了。

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古代领先全球的诸多创新失去了系统化和科学化的机会，中国从南宋的世界科技巅峰，一下子就变成了科技垫底了。不信的话我们做个假设，如果西方没有在中国的宋朝这个时代，诞生各类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西方的科技能超过中国？开玩笑。

我告诉你瓦特是如何改良蒸汽机的，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格拉斯哥大学允许瓦特在大学里开设一间小修理店，使得瓦特能够靠这个手艺生存，而后格拉斯哥大学的物理学家与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成了瓦特的朋友与导师。1757年格拉斯哥大学任命瓦特为其正式“数学仪器制造师”，并在校园里安排了一个车间。1763年，瓦特得知格拉斯哥大学有一台纽科门蒸汽机（Newcomen steam engine），但是正在伦敦修理，他请求学校取回了这台蒸汽机并亲自进行了修理。1774年瓦特将自己设计的蒸汽机投入生产。工业革命从此爆发。

假设没有这个大学，瓦特如果一直是一个生存都困难的修理工，能改良蒸汽机？开玩笑。

七

我们再回到中国的宋朝，要知道，宋朝其实是有很强的基础，来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有学者就估计过，北宋有书院一百所上下，超过唐至五代的书院数量之总和。其中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被誉为北宋“八大书院”。到了南宋，民间书院也获得空前的繁荣，至少有超过500以上的民间书院。

但问题是，由于没有解决好国家安全问题，当时国家最好的人才，都消耗在了处理内忧外患方面，外部环境被挤压之后，南宋内部也很难正常运转，宋朝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辛弃疾、王安石、朱熹等等，有的在守卫边疆，有的在搞内部变法，有的在跟敌方谈判，有的在强化共同体意识来巩固团结抵抗外敌，也就是说，真正的大师，都没有去研究教育和学校的事情，只有猛发感叹和基于当下棘手问题的解决。

我不是说其他的东西不重要，而是说如果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最好的人才资源就可以投身到内部更广泛的尝试和选择当中，就可以很自信的跟外部打交道，引进世界上更为有用的东西，这个时候按照宋朝发达的全球商贸体系，不可能忽视欧洲现代大学的发展，而南宋的办学基础非常成熟，绝对不会落后欧洲的。

但很可惜，没有国家安全，一切都可能被中断，甚至最早发明了纸币（交子）的四川，在蒙古灭宋的时候，托雷屠四川一千余万军民，在这种背景下，创新如何延续？商业如何积累？正常人格如何保持？谁还有机会和资源去办大学？

所以，研究历史，需要一个落脚点，如果回到当下，我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新中国持续的解决了中国不同阶段遇到的国家安全问题，我们才可以建立系统的，可持续的教育体系（包括大学），假设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还需要某个国家的国防保护，还每天要面对巨大的战争压力，那我们所要付出的成本和要面对的资源收缩，将是不可想象的。英国、美国等的崛起，尽管有很多的角度，但有一个角度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这些国家是如何“不择手段”的去解决国家安全和千方百计的利用大学的。

当年朝鲜战争的时候，对是否支援朝鲜争论也很大，但中央最终还是选择了出兵，因为一旦美国陈兵鸭绿江畔，中国当时最重要的经济生产基地东北就变成了边防区，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生产，都得让位于国防，更不要说教育，中国整个工业的基础和发展将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类似两弹一星和朝鲜战争等，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红利，早已渗透到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它使得我们的教育可以传承，大学可以延续，知识可以积累，创新可以迎头赶上。

当然，创新是动态的，所谓动态，是指创新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竞争和比较，持续的创新本身就是一种竞争机制，需要的是全方位的国家承载能力。未来的创新，并不是有了国家安全，有了大学，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出现的，因此，创新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从能工巧匠，到大学理论，再到全方位承载力，中国从能工巧匠这个历史阶段，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从大学理论继承和发展这个阶段严重落后，目前进入到了“全方位承载力”这个阶段，中国在这一阶段现在已经是重量级选手了。未来的创新，需要的条件将是无限衍生的规模化。当然，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八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以色列，为什么那么具有攻击性呢，因为以色列太小了，输不起，一次战争就可能造成以色列所有的积累全部失去，也就是科技越领先，对国家安全的需求就越重。当然，以色列这种，无论基于什么理由，把自己的发展，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的做法，也是不得人心的。

另外，我要说的是，就算以色列科技非常强大，但以色列能否造出航空母舰，如果能，那能不能造出高铁，如果也能，那能不能造出国际空间站，如果还是能，那能不能发射火箭，把火星车投放到火星，能不能搞出可控核聚变等等，如果你追问下去，一色列这样的国家，天花板是非常明显的。而全球99%的国家，只能做一个普通的科技强国，总有一些东西这些国家是造不了的。

也就是说，未来的科技，理论依然很重要，但已经不是决定因素了，因为就算把航空母舰和国际空间站的工程图纸给很多国家，这些国家也造不出来。

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不仅需要国家安全，以及大学等理论继承体系，还需要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大量的工程师，更需要足够的钱，以及足够大的内部市场，更重要的是还得有持续稳定的国际市场规模效应来支撑。

当年的苏联，很多科技实际上是领先的，但因为有那么几个致命的弱点，于是就难以持续了，所以苏联的解体，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同样是整个科技领域的溃败，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乌克兰，有很强的工业和科技基础，但目前已经被打回农业国了，最基本的国家安全都保障不了了。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东西德的统一，以及后面德国科技和经济的腾飞。

因此，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不仅仅是历史、民族、政治等问题，同时也牵扯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安全和科技发展等是否可持续的命运问题。

另外，为什么我一直认为，我们不仅要攻克芯片、工业软件、航空航天等技术，还要人民币国际化，还要发展资本市场等等，因为未来的创新，对于各类资源和条件的要求都是极高的，此时看上去无关紧要的一个点，被我们弱化和放弃的一个点，可能未来就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详细的去研究一下英国跟欧洲大陆数百年的博弈，其实从什么思想、人才和各种科技、资源等方面，欧洲大陆很多时候都是占优的，但英国总是能化险为夷，获得最后的优势，其中你慢慢会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欧洲大陆每次到最关键的时候，就缺钱，英国则通过债券等市场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样的技术攻关，美国可能用的是资本市场的钱，也可能是全球铸币税，但很多国家就不得不财政投入，这实际上反过来也挤压了财政在教育等领域的持续投入。我这不是支持资本市场无序发展，而是举例说明，创新这个东西的可持续性，将是在拥有多重条件之下才能继承下去的。

这就好比说，美国当初想的，只要我控制住美元，利用好华尔街，自己把高端创新设计这个口抓住，工厂放在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但现在呢？把工厂迁出美国本土，成了美国整个制造业和创新的致命短板。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我要说的就是，未来的创新生态和持续性的科技，必将诞生于那些规模巨大，且没有短板的国家，中美科技竞赛，其实真正要比的，不是谁暂时领先了几个领域，而是谁以更战略的方式，解决了自己的短板。

这就好比顶级高手过招，周围环境方面一点点的改变，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九

当然，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在更全面的解决诸多问题方面，中国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战略上我们要蔑视美国的原因，美国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依然还是金字塔逻辑（目前可能有所改变），想只抓住最顶尖级的那一部分，然后集中人才、资本和市场营销，以及各种阴险招数，来形成更大的领先和垄断优势。

这一招在面对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的时候，是管用的，因为这些经济体，跟美国是同样的逻辑，那你怎么跟美国比，钱能有美国多吗？市场有美国大吗？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有美国强吗？货币能比得过美元吗？市场营销的水平和打击竞争对手的能力有美国强吗？绝对并没有，所以败下阵来是迟早的事。

而中国呢，其逻辑就是，我全都要，我可以在你非常领先的领域暂时落后于你，但你没有的领域我都有，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你会发现，当中国一年发射数十次火箭，连空间站、火星车都搞定的时候，为了发展这些科技付出的成本，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制造汽车、电脑、口罩、袜子、玩具，甚至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不断的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和技术储备也都稳步推进。

中国解决卡脖子问题，也是系统性的，今年4月20日习近平主席考察清华大学，而后的4月22日，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成立，目前还有一些大学已经陆续成立了集成电路相关的学院。如果芯片问题，是一场马拉松比赛，起跑线上的输赢没有那么重要，我可以肯定的说，十年后中国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一领域被卡脖子的问题，除非美国放弃卡脖子了，来麻痹一下中国，中国反而可能会放慢脚步，但问题是，似乎大家已经不再相信美国了，攻克卡脖子技术将是系统性和持续性的。

关于科技创新，最后我再说一个历史性问题，比如英国、美国、日本等，在科技领域规模化爆发的时间点，其实也正是这些国家处在全球贸易中心地位的时间点，因为只有处在这样的位置，你才能知道全世界极其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你才能有内部更大的生产和创造多样性的动力，才会有更大规模的基础性循环和创新优势。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也正是英国成为全球贸易循环中枢的时候，那个时候，印度、美国、中国、非洲等，也仅仅是基于英国的供应商和市场，当年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实际上也是英国人把中国茶叶贩卖到了美国，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联系，绕不开英国这个中间商。

美国就不用说了，美国称霸世界的这一百年里，不仅仅是全球贸易的“中间商”，而且是所有规则和货币的中间商，也就是美国长期把持着进出口贸易全球第一，以及结算货币长期的垄断地位，这种对美国生产和创新的带动和刺激，是被研究者忽略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科技的爆发，跟日本暂时性获得全球贸易的中心地位也是同步的。

如今中国经济的崛起，首先就是基于全球贸易的崛起，而且中国完全是靠自己的辛苦劳作和踏实品格上面的崛起，也就是别人跟中国做贸易，从来都是因为有利可图，而不是强迫，中国跟非洲的贸易，不是当年英国搞的奴隶贸易，中国跟中东国家的合作，也不是以美国式的军事保护和威胁为手段。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未来也将走向全球进口第一大国。按照今年上半年的数据，中国上半年的进口总额换算成美元，已经达到了1.2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下半年保持住这个数字，中国全年的进口总额也将超过2.5万亿美元，要知道过去两年，美国的全年进口总额平均也就2.5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中国从贸易这个角度来说，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绝对“中心”，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数据，这背后是中国可以建立更加多样的需求样本和创新体系，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同时也通过对进口市场的需求，来刺激和建立与更多市场生产、创新等领域的合作，这就好比说，一个企业，不仅知道整个市场需要什么，而且还能通过进货等方式，掌握整个市场的创新和生产能力。

这意味着，中国市场的整体性科技创新，是由全世界来推动的，而全世界的科技创新，要体现出更大的价值，就需要跟中国建立足够的互动和透明度，否则就失去了最具竞争力的生产环节和最大的市场，因此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前行，“被动”成分越来越高，是自己都无法阻挡的趋势。

十

最最后再举一个关于此次奥运会的例子，中国有两个运动员令人特别感动，一个是铅球运动员巩立姣，另一个是短跑运动员苏炳添。田径项目跟诸多的明星项目比起来，枯燥很多，受关注度也没那么高，更重要的是，哪怕一点点的进步，都需要个人付出极大的努力，对体力和心理都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巩立姣坚持了四届奥运会（绝对的奇迹），同年出生的苏炳添同样已经32岁了，在这一领域也是相当的高龄了，但打破了个人和亚洲记录。

巩立姣2010年的时候，就投出过20米13，这次奥运会夺冠成绩是个人最高的20米58，也就是说，十年练了45厘米，平均到每年是0.45厘米，虽然这个账不能这么算，但对于这类非常精确计算的项目，实际上就是要这么算的。

苏炳添虽然没有拿到奖牌，但创造的历史令全世界都尊重，作为亚洲短跑界很牛的日本，很多日本网友此前就说，由于苏炳添，日本短跑界要赶上中国，得100年，这次好像又说是10年，但其实日本最优秀的短跑运动员，跟苏炳添的差距，也就0.05秒左右，也就是说，这种运动里面，0.05秒的差距，就可能需要用十年，甚至用百年去追赶。

那我要借此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当新中国的先辈们一次又一次的解决了国家安全等问题，进入了社会稳定的复兴时代，整个社会的积累不再因为战乱和安全隐患而中断的时候，中国不仅仅具备建立更大规模创新型社会的能力，而且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会出现更大的积累和传承，其成绩也会是爆发式、规模化的。

这届奥运会中国金牌榜持续领先，美国人的自尊心又受不了，一些媒体说，中国运动员是金牌机器，其实美国才是那个输不起的国家，各种借口和下黑手，我估计这次奥运会之后，美国等又要要求奥委会改很多项目的规则了，这样可以迟滞一下中国的奥运金牌争夺能力。不过我可以预测，每次占据美国金牌榜半壁江山的游泳领域，一样会被中国持续挑战，中国的下一个孙杨也一定会出现。

你再去看巩立姣、苏炳添等“孤独”项目中国运动员的坚持，也都完全是梦想驱动，是非常自愿的，自己非常享受那个过程，能坚持那么多年，难道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他们找不到其他出路？搞个直播带货，做个体育老师啥的，不容易多了（只是举例）。在此也希望更多品牌找冠军们代言、合作，各媒体也应该把更多资源用在讲他们的故事上面。

而中国在各个领域的爆发，真正的大背景是，由于中国有了稳定的社会和经济运行逻辑，使得每个人对未来都有了多样性的长期规划，不再担心挨饿、安全和遭遇侵略这些事情，繁荣且规模巨大的社会体系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每个人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假设这些运动员成长在阿富汗、叙利亚等，会是什么结果呢？不要觉得那种社会离我们很遥远，我们摆脱那种社会，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

从两弹一星，到市场经济，再到创新型社会，再次说明，没有什么是哪种国家模式特有的，而在这一切的背后，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早已告诉了中华民族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文/肖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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