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主优势、裁判偏袒，奥运"场外因素"就这么算了？

一、东道主优势：举办大型赛事的仅有动力

与以往一样，每逢奥运会期间，“东道主优势”成为了公共舆论中的热词。

不看具体赛事，本届东京奥运会刚刚过半时，东道主日本所斩获的金牌数已经超过了其在上届里约奥运会赢得的金牌总数（12枚），稳居金牌和奖牌榜前列。

当然，这一现象绝非东京奥运会独有：此前的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为东道主的巴西、英国、中国，分别获得的金牌和奖牌数也异乎寻常地“猛涨”。

而在1952年至2012年期间举办的16届夏季奥运会中，东道主国家相比于前一届奥运会的奖牌平均增量高达20.1枚，而金牌平均增量达到了10.9枚。除了1980年和1984年夏奥会因为美苏领衔部分国家互相抵制，导致对手奖牌数量异常暴涨外，多数奥运会举办国的奖牌增量均达到两位数，增幅从30%到45%不等。

难怪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在伦敦奥运会期间，感慨英国井喷式的奖牌增量时说：“举办奥运会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拿到）更多奖牌。”

1952年至2012年，奥运会东道主国家相比前一届赛事的奖牌增量列表，来源：FiveThirtyEight

奖牌数量的暴增，意味着东道主在奖牌榜上的“排面”。事实上，截至里约奥运会结束，在已举办的28次夏奥会中，东道主16次位列金牌榜前三，9次在家门口夺得金牌榜榜首。

截至2016年里约奥运会，历届夏奥会主办国获得奖牌及奖牌榜排名情况，黄色代表该国为金牌榜第一，来源：Wikipedia

除了奥运会，在世界杯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东道主主场作战“超常发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正因为如此，国际体育界普遍的共识便是：东道主国家的真实竞技实力并不匹配其在家门口取得的成绩和荣誉，而一旦从东道主变成了客场参赛国，便被一夜之间“打回原形”。

2002年在家门口进入世界杯四强、却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小组赛被淘汰出局的韩国队，便是明证。

然而，一旦了解了竞技场上和场外的因素，东道主国家的“成绩加成”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首先，本土作战意味着运动员在一个完全熟悉的环境下备战、竞技：熟悉的场地、熟悉的天气、熟悉的生活氛围、熟悉的饮食起居、没有长途旅行和时差之虞。

相比之下，对于不适应环境的外国运动员来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月30日的一篇报道标题便可描述他们的感受：“又热又湿的天气，令东京夏奥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其中，不少欧洲国家运动员的不良反应更是明显：

俄罗斯奥委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斯维特兰娜·贡博耶娃曾在资格赛期间无法忍受高温而晕倒；西班牙女子网球运动员宝拉·巴多萨更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因中暑而突发心脏病，被扶上轮椅退赛；宝拉的同行，世界排名第二的俄罗斯男子网球运动员丹尼尔·梅德韦杰夫更是发出了“如果我死在球场上，谁来负责？”这一灵魂拷问。

与此同时，主场同胞的支持，更会给本国运动员营造一种家的感觉。即使在疫情之下，东京奥运会比赛空场举行，日本运动员也能感觉到身边无处不在的同胞支持。在现场满座的常态情况下，观众的助威声既是给本国运动员打气，也能向对手甚至裁判施压。

此外，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东道主国家不仅可以参加当届奥运会的所有比赛项目，而且还可以申请在当届奥运会增加新的比赛项目。这样，东道主国家便可选择本国运动员擅长、在当地传统深厚、欢迎程度高的项目提出申请。参加的比赛项目多了，其中更有自己擅长的运动，自然增加了争金夺银的几率。

例如，本届夏奥会，无论是重回奥运会比赛项目的棒球、垒球，还是第一次加入奥运大家庭的空手道，均是日本的传统优势运动。其中日本女子垒球队已经战胜美国、赢得金牌。

如果说上述东道主优势尚且属于其它国家可以理解并接受的范围，那么裁判/评委在比赛中偏向东道主的评判，则是更加直接、也更难以被他们所容忍的因素，尤其是在那些受到裁判/评委影响更直接、更显著的项目比赛中。

早在2007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心理学系的研究就表明，在1992年至2006年举行的5000场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比赛中，裁判更有可能把点球判给主场作战的球队。而美国《体育画报》在2011年1月17日这一期发表的文章更是指出，比赛官员和裁判的偏向性待遇，才是主场队伍的真正优势所在，因为他们往往在不经意间，便在心理上受到主场观众的影响。

本届夏奥会期间，体操、乒乓球、羽毛球等比赛项目中的评委/裁判争议判罚，便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现象的常态化背后，则是一个令国际奥委会颇为尴尬的现实：如果没有竞技成绩和奖牌榜上的“回报”，便难以找到承办奥运会的“动力”，因为除此之外，举办奥运会也没什么别的确定性回报。

对于一个国家和城市来说，除了竞技因素，举办奥运会所设想的意义主要在于：提升国家和城市的形象、影响力、知名度；通过城市软件和硬件建设，刺激旅游和经济发展；通过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实现该国和地方政府需要的政治意义。

然而，据牛津大学2020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自1960年罗马夏奥会以来，每一届奥运会的支出都严重超出预算，支出占预算比高达172%，可谓所有大型项目建设中“超支最严重”的一项：里约夏奥会超支60亿美元，索契冬奥会超支400多亿美元，伦敦夏奥会超支130亿美元。

如此严重的超支，仅凭国际奥委会的投入无法抵消，而预期的本地经济收益更无法抵消。1932年以来，奥运会举办城市要想“回本盈利”，至少得等50年。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所以能成为“商业办奥运”的典范，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洛杉矶使用的多为已有的资源和设施，并未过多投入新的建设。但这只是一个特例。

美国史密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津巴利斯特多年来研究奥运会的经济效益，他对奥运会举办价值的研究与质疑，甚至成为不少城市退出申办的重要依据。据他预计，东京奥运会将至少亏损350亿美元，因为很多场馆只是为了奥运会而兴建，本就没有经济价值，奥运会后只会沦为无用的“白象”。

经济上不划算，先后举办了世界杯和里约奥运会的巴西政府甚至因此遭遇了政府信誉危机，所谓以举办大型赛事走向世界大国的希望更是成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举办奥运会等大赛，已经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之重，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有限的发达国家和伦敦、东京、巴黎、北京等有限的实力派国际大都市多次举办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似乎也成为了必然。

迄今为止，举办过夏奥会的国家均为老牌发达国家和G20新兴大国，而且一些国家和城市曾重复举办，来源：Wikipedia

对于这些有实力的国家和城市来说，多次举办奥运会，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场外意义上新的“边际收益”必然会逐渐递减，甚至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竞技场上的“照顾”与“红利”，它们还有何动力投入如此巨额的成本，重复当国际奥委会的“接盘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不太光彩的“东道主优势”，已经成为吸引各国家和城市举办奥运会唯一确定的“诱惑”了。因此，比赛中对东道主的照顾，成为利益相关方心照不宣的默契，自然也不奇怪。

二、赛场上要争取胜利，国际组织亦不能“重在参与”

事实上，国际竞技体育的竞争，从来都是在场上和场外两个赛场进行。而场外竞争最重要的赛场，就是国际体育组织。

作为国际综合和单项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国际篮联，甚至其下属的各大洲体育组织，在竞技规则制定、赛事赛制安排、赛事举办地、比赛官员与裁判安排、资源分配等方面拥有主导权，可谓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各参赛国家的命运。

因此，当本届奥运会体操比赛出现评委评分争议后，国内舆论自然将矛头指向了国际体操联合会的日本籍主席渡边守成。

当然，不能因此而无端揣测、推定国际体操联合会高层人员暗中影响了比赛赛制安排和评委评判，从而使某些国家获利。但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组织，参与并影响决策制定，“朝中有人”，的确有利于用合理的方式保障本国参赛队伍的合法权益，为本国在国际比赛中创造更好的参赛环境和机会。

这一点，广大中国足球迷无疑感触颇深：20年前，中国男足历史性地从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出线，获得决赛圈参赛资格，便是一个难得的成功案例。

当届世界杯，亚足联历史性得获得了4.5个参赛名额，由于日本、韩国是世界杯东道主，无需参加预选赛，自动带走两个名额，其它球队便要争夺剩下2.5个名额（其中获得0.5个名额的球队要和一支欧洲区球队举行附加赛，争夺最后一个参赛资格，成功概率极低）。当时的亚洲足球格局，便意味着中国需要和沙特阿拉伯、伊朗争夺两个直接晋级的名额。

对于当时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强赛的参赛球队，亚足联原计划按照之前三届世界杯和前两届亚洲杯成绩进行折算、分档，作为分成两组的依据。然而，在抽签分组前一天，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突然提出，要根据前两届世界杯和前两届亚洲杯成绩分档，这便意味着中国队无论分到哪一组，必将和沙特或伊朗同组，想以小组第一获得直接晋级名额困难极大。

在此情况下，时任亚足联副主席、亚足联竞赛委员会主席、精通英语、中国足协最权威的“外交专家”张吉龙，第一时间与时任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通电话，紧紧抓住“国际足联无权干涉亚足联内部事务”的原则，要求面见布拉特，使其收回成命。经过直接沟通，维拉潘提出亲自向布拉特“进谏”。

最终，在2001年6月1日于曼谷举行的抽签仪式，采用了亚足联原先主张的分档、抽签原则，将沙特和阿联酋列为一档球队，而中国与伊朗同为二档球队。成功避开“苦主”伊朗的中国队（同档球队不同组），又抽出“上上签”，避开了沙特，与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阿曼同在B组。随后，国足抓住良机，并提前两轮锁定小组第一，终圆世界杯梦。

张吉龙的外交工作，对20年前中国男足打进世界杯功不可没，他本人也在2018年获得了亚足联最高荣誉——“亚洲之钻”奖，成为中国足球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图源：CGTN

中国足球的这次胜利，其实是竞技与外交两个赛场的双重胜利。这段历史成为中国足球外交的典范，而球迷口中的“龙哥”，也因为这次“上帝之手”的功劳而载入中国足球的史册。

除了张吉龙，当时中国足协还有6人在亚足联任职，其中时任亚足联另一核心部门——裁判委员会副主席的张建强，对于当时国足出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20年前的十强赛，中国队并不会像后来那样不时被裁判“穿小鞋”；而陆俊能在第二年成为执法世界杯的中国籍主裁判第一人，自然与“朝中有人”息息相关。

遗憾的是，中国足球外交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而在张吉龙忙于北京奥运会筹备事宜、无暇顾及中国足球的2007年和2008年，中国男足先后进入亚洲杯和世界杯预选赛的死亡之组，更曾多次因为裁判因素窝囊输球。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中国足球的持续衰退相伴的，则是中国足球在亚足联和国际足联话语权的沦丧。

更严峻的问题是，除了竞技水平偏弱的男子足球，中国在竞技水平颇有竞争力的优势运动中，也面临着这种“朝中无人”、话语权不强的困境。

2007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刘鹏曾表示，彼时中国人已在国际和亚洲体育组织中担任了350多个职务，在一半以上的奥运项目国际单项联合会中，都有中国人担任执委以上职务。然而仅过十余年，这一数字不升反降，目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的中国人约为200余人。

除了人数下滑，国际体育组织中的高层和重要职位上，中国人的身影也越来越少。

自魏纪中卸任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之后，奥运项目的国际体育组织中没有一位主席来自中国。目前在国际奥委会中，只有于再清（副主席）和李玲蔚（委员）两位中国人；在国际乒联和国际体操联合会中，分别有施之皓和罗超毅担任副主席。而在羽毛球、举重、射击、游泳（跳水）等中国优势项目上，则鲜有中国体育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副主席以上的职务。

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也随之凸显：技术官员与裁判的培养和任用、规则的制定、赛事的安排等重要事宜上，中国的话语权都将缺失。

其中最直观的，便是裁判问题。裁判的安排与判罚，早已超出了公正性这一道德和体育精神问题，更是话语权的体现。

这些年，中国体育在国际赛场上竞技成绩出色，也有越来越多的退役运动员积极参与各项国际体育组织与活动，更有不少人考取了国际级裁判的资格。从奥运会到国际各单项赛事，也出现了更多中国裁判和评委的身影。但总的来说，中国籍的高水平国际级裁和评委判数量依然偏少，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裁判依然是国际赛事中更常见的面孔。

在竞技体育比赛中，有更多的本国管理层成员和裁判，其目的并非在于谋取不当优势，而是能参与规则制定、及时掌握规则变化，尤其是裁判和评委判罚尺度的变化。即使不能影响规则的制定，也能把最新掌握的规则变化动态反馈给国家队，让运动员进行针对性的准备，也有利于保证本国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使之在一个更公平的环境中竞赛。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重视训练和比赛本身、“做好自己便足够”的观念早已过时。加强场外工作，绝非“旁门左道”，而是与竞技比赛同等重要的赛场。

中国过去并非没有优秀的体育外交家和裁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篮联前主席程万琦、国际羽联前主席吕圣荣、国际乒联原主席徐寅生、国际奥委会前第一副主席何振梁等中国身影，以及担任过多届体操裁判的黄立平，担任跆拳道比赛主裁的前跆拳中心副主任赵磊等人，都一度增强了国际体育舞台的“中国声音”。

20年前，何振梁为北京申奥成功发挥了巨大作用，图源：新华社

然而，正如“足球外交家”张吉龙一样，中国现行体育行政体制着实限制了那些在国际体育界有着广泛人脉的体育外交人员。

随着何振梁、吕圣荣、楼大鹏、张吉龙、杨树安们因为年龄原因退休，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党委书记任洪国等干部经历岗位调动，这些离开体制内现职和原有项目的老一辈体育外交人员，因为不再“名正言顺”，不得不主动退出自己工作、经营多年的国际体育组织。

正如国家体育总局一位工作人员所说：“按照我们的制度，已经离开岗位的人员就无权再使用经费等资源了，导致我们没法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有很多退休后专职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有经验的体育人。”

国际体育组织未必能让后来的中国人接替老一辈体育外交家留下的职位空缺，即使能填补人事空缺，后来者在人脉、经验等方面的欠缺，也绝非短期内便可弥补。那么，中国声音和话语权的减弱便成为必然。

与之类似，随着一批中国裁判因为年龄或其它原因退出国际级裁判的序列，中生代和新生代中国裁判尚且无法接过重任，国际赛场上中国裁判的面孔变少，也就不再奇怪了。

批量培养优秀运动员需要长年累月的奋斗，而造就优秀的体育外交人员和国际裁判，需要的时间、资源和个人努力绝不会更少。老一辈的中国身影退出舞台后，下一代何振梁、吕生荣、张吉龙们恐怕需要数十年才能出现，在此期间中国声音缺失的恶果，便正在被赛场上的运动员们无奈吞下。

建立真正与国际接轨的体育项目人事管理体制，与重视运动员一样加强对体育外交人员和裁判员的人才培养和储备，越发成为需要体育界加强重视的议题。

唯有场上场外两个赛场协同发展、齐头并进，中国运动员有了“我上面有人”的心理底气，才能尽可能减少在赛场上的遗憾、不甘和憋屈。如此，东京奥运会出现的类似争议，方可不再成为中国体育人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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