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美元滥发的情况下，切勿轻言中国金融开放

作者：温铁军

本文转载自：正和岛商业洞察（ID:zhenghedaoshangye）

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动荡不安，中国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问路」专栏第三期，我们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教授，并就“金融开放”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度讨论。与大多数积极支持的声音不同，温铁军教授认为金融主权是一个国家经济主权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不能轻言是放还是不放，它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实际需求是什么。

温铁军教授从60岁开始，先后担任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储银行的独立董事。他坦言，自己虽然不是金融专业出身，但至少也因此有了10年的银行工作经验。他多次应邀与欧美日投资集团对话，对于海内外金融情况有较深的了解。而从2000年开始，他还带领团队开展对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的工作，实地走访巴西、土耳其、印度、委内瑞拉等很多发展中国家，调查和总结它们的经验与教训。这项工作至今已开展了20年。近期，此研究成果被集结成《全球化与国家竞争》一书出版发行。「问路」专栏正是关注到了这本书，才有了要对温教授做一次深度访谈的想法。

“上世纪90年代之初，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我一个人背着包去那些国家走了一圈，被当时那些国家的货币现象所震撼。回来后，我是带着满肚子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去寻找答案的，多年后再加上有了金融部门的工作经验，才形成了今天的这些观点。”在温教授看来，如果中国在现阶段放开货币管控，允许外汇自由兑换，那么结果很可能被美国滥发货币的洪流冲决我们的闸门，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以下为本次专访内容精编，不代表平台观点，欢迎争鸣与讨论。

口述：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采编：杨羽婷

来源：正和岛商业洞察（ID：zhenghedaoshangye）

美国大规模增发货币，

中国面临输入型通胀是必然！

一个客观事实是，美国在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救市政策就是超发货币。此后的特朗普政府，以及现在的拜登总统，也是采取同样的做法。

我们理解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当政者的做法，毕竟美国经济的80%都是由金融资本经济及其派生出来的服务业构成，出现危机，美国只能救金融。如同中国如果发生危机会救实体，而美国发生危机是救金融，这是因为各自的国情不一样。如果中国发生危机也像美国那样做，那么就用错药了。所以美国的做法对美国是合理的，只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美国大规模增发的货币，制造了大量流动性进入投机市场，从而引发原材料、能源、粮食等市场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在美国救市、大规模增发货币之前，一桶石油的价格只要30美元左右；当它开始大规模救市以后，石油价格上涨了4～5倍。还有，小麦的价格上涨了2倍，玉米价格上涨了1.7倍……这都是大量增发货币造成的结果。

美国滥发货币，但通胀并不在美国发生，而是通过美元的流动性向全世界进行转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以中国为例：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原油的价格翻了4倍，中国也得按照4倍的价格进口，那么中国厂商使用原油作为原料或能源来生产的时候，生产成本就上涨了；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进口的粮食价格，比如小麦的价格翻了两倍，那么中国的厂商就必须以两倍的价格进口……这就叫做“输入型通货膨胀”。

同时，我们再看美国，因为美国的消费品是靠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提供的。发展中国家向美国提供廉价的消费品，美国的商品价格还是便宜的，因此美国不发生通胀，通胀会发生在其他国家。这就等于美国可以不断地向世界转嫁它自己滥发货币的成本。

因此，美国政府不论哪个政党当政，一届接着一届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无论现任的美国政府如何批评上一届政府，但到他这一届，还是会继续超发货币。在这件事情上，至少新世纪以来并没有改变过。

是否金融开放，需从

符合本国利益的要求出发

美国政府在滥发货币的同时，尤为强烈地要求中国金融开放。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打开大门，放开货币管控，允许汇率自由兑换，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当然就是被人家滥发货币的洪流冲决我们的闸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适当地放缓金融开放的节奏，那是符合我们自己本国利益要求的。

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主体，不是个人，不是企业，而是国家。在我们跟踪调查的那些发展中国家中，看到的最为惨痛的教训就是所谓金融垮塌的“国家失败”！最近我们通过媒体可以看到土耳其的情况，土耳其本国货币连续遭遇跨国金融资本的暴击，汇价一路狂泻，使得外资有机会抄底土耳其本国资源和资产。

那么，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时候真正实现金融自由化呢？应该是同时满足以下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第一，只有当中国完成了人民币对国内资源的货币化和对国内资产的资本化之后，并且资本市场对国内已经完全开放，使得国民可以用人民币在国内直接交易任何东西。

第二，当中国的进口大于出口，需要人民币成为国际硬通货用于结算的时候。因为使用人民币去购买别人的东西，是需要人民币升值的，这和为了更多地出口，去压低人民币的币值，好让别的国家更多地购买我国的商品，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因此人民币在什么时候变成国际货币，取决于中国什么时候需要大规模进口。

所以中国金融不是简单的“放开就好”或者“不放开就好”的，社会上单纯地争论这个好、那个不好是没有意义的。重点在于：中国需要什么？如果没有对国家利益进行一个基本的考量，恐怕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缺乏严肃性的。

那么，中国什么时候能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呢？很难说！以现在这种中国被美国不断地制裁，不断地制造冲突、强行脱钩的状况，我估计这个时间会往后推。而且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要自我保护。

这不是现在网上那些单纯的意识形态上的炒作。我们现在经过了70年的国防建设，毕竟有了自我保护的军事能力，不至于再像过去那样任人宰割。只不过，特别尴尬的是，我们国内的宣传媒体还没有建构起自主的话语体系和参与国际话语竞争的能力。

《全球化与国家竞争》这本书，是我们团队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观察和实地调查，得以进行有依据的比较研究，进而对它们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做出的总结。因而我们觉得这些内容还是具备一定的话语构建能力的，既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独树一帜。我们并不主张打话语战，但自己本国的话语能力不应缺失，完全没有平等对话就太糟糕了。

中国未出现过摧毁性的金融危机，

得益于勒住野马的体制

美欧日都搞“量化宽松”。大量增发出来的货币就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会掉下来。所以，一个国家一旦进入到金融资本经济阶段，要想进行有效的调控，是很难的。但是，中国之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恶性爆发的摧毁性的金融危机，取决于一个勒着野马的体制。

有的海归青年问我：“温老师，你在银行干了这么多年，有没觉得银行的董事会制度、上市公司治理等存在一些问题？”我说：“按照教科书，你们所讨论的问题都对，但是你们缺一个基本知识，那就是中国的金融不出大事是因为领导班子有‘党管’。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型银行全部实行‘党组制’，这个在西方的教科书上没有。”

很多人都想知道，中国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过恶性的金融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组制、中央金融工委就是“勒着金融这匹野马的缰绳”。中国各大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党组书记、副书记。

为什么美国这么反对中国的国企制度？也许就因为美国没有这套有效管控制度，它的金融资本是由牟取私人利益的资本家控制的，而我们的资本，特别是大型金融资本集团，是由党代表国家在控制的。在全球进入金融资本垄断时代以后，中国的这种制度可能是全世界在控制大型金融资本方面最为高效的，而不是那些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已经是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了。在拥有这么庞大的金融资产总量的情况下，中国还能大家齐步走，保证不出大事，不发生大型金融危机，就是因为“野马”被“缰绳”紧紧地勒着，客观上形成了有效控制。

我的这些观点，并不代表我就认同金融体系被国家垄断控制，这里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在金融资本的全球竞争中，哪一种金融资本的运作体系是可以服从于国家对宏观经济做有效调控的。从目前看，我国的这套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制是有效的，而且还是效率极高的。

货币关乎经济主权，

中国应控制货币主权

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经常会抽出一张人民币，问：“这上面印的谁？”“毛主席。”“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为什么国民党时期的货币上印的是蒋介石而不是别人？为什么印度的货币上印的是甘地而不是别人？为什么美国的货币上印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林肯等美国的几大开国元勋，而不是别人？”

这实际上是因为货币信用派生于国家政治强权，代表着无论是何种党派，都要公认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头像代表的国家权威——一个国家的主权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就是经济主权，而经济主权中的核心主权就是金融权，货币代表着一个国家政治主权派生的金融主权。

金融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处在非货币化的经济过程中，当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会以金融作为财富的标志，大部分交易也都推进货币化。但是，中国还有大量的资产尚未完成用货币标识的市场交易。比如在中国的农村，很多老百姓还是喜欢实物交换的形式，邻居之间互相帮忙做点什么，这种劳动力和物品的交换并不走货币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金融权拱手相让，那么就意味着本属于本国的很多资源被别国的货币来推行货币化，产生的货币化收益也是别国的。这也是我在《全球化与国家竞争》这本书里反复强调的观点。

1991年苏东发生剧变的时候，我自己背着包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走了40多天，被这些国家当时的货币现象所震撼，后来才逐渐形成了“国家应该维护货币主权”这样一个看法。

苏联和东欧国家原来都属于计划经济体制。它们当年认为“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中最腐朽的”，所以进入工业化可以，但不能进入金融化。整个苏联东欧国家全部是换货贸易，直接调拨产品，不用货币——在那个年代，人类是一个世界有两个平行的体系：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体系是高度金融化的，而同时在苏联、东欧包括中国在内，都是去货币化的。

当实行国民经济去货币化的时候，货币标价并不真实代表着一个东西的真实价值。比如那时候，我们在饭馆里吃一碗面只要8分钱，那并不意味着这碗面就只值8分钱。再比如，我们以前在北京坐地铁只要2毛钱，但是如果仔细想想，就会意识到整个地铁运行下来的成本不可能仅仅2毛钱。

而当年整个苏联东欧体系都没有货币化，它们有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物质资产，结果在解体以后，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这些货币进入到苏联东欧体系，把它们的资源和资产都货币化了，这就给西方形成了巨额的金融化收益。这些金融化收益使得西方国家在90年代陡然暴富。从此，西方世界进入了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的新时代。

所以，金融主权是一个国家经济主权中的核心主权，兹事体大，不能轻言是放还是不放，它的开放与否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取决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实际需求是什么。

结语

开放金融市场所带来的资本自由流动以及所形成的积极影响是很多教科书都解释过的。很多金融家们也都按此做过各种各样的宣讲。但是，苏东剧变之后，这些换货贸易国家的非货币化经济被他国的硬通货完成货币化，并进一步完成资本化的过程，所带来的金融主权丧失的严重危害在全社会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所以现在关于金融开放，还是一面倒的声音。

中国是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是地理资源、气侯条件等各方面都非常有优势的国家。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假如中国能够用自己的主权货币先来完成对本国资源的货币化交易，那么其中的制度收益就是中国自己的，需要遏制的是这个过程会加剧贫富分化。

我们给出的观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我们在一面倒的积极解释中，给出了一点另类的声音。它的出现不在于要形成对立，而在于在原来完全没有意见的情况下，现在总算有了。这是“有”和“没有”的差别。所以我们现在给出的一点解释，让大家在关于“金融开放”这个问题上的认知相对丰富了一些。我们并没有要任何人接受，仅仅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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