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铁拳何处击(ID:tiequanhe)
7月24日,国家正式发布教育行业“双减”新政,全面限制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课外补习,校外学科培训企业要一律变成非盈利机构,禁止资本化运作。
一向喜欢“治大国如烹小鲜”、“政策不急转弯”的中国政府,这次出手这么快、这么重,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教育行业之前的发展模式,实在太过分,已经到了危害民生的地步。
从国家发现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的那一刻起,中国课外培训机构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过度商业化的补习班,让教育不公平加剧。不在乎钱的人可以一年砸个几十万,硬把孩子砸成天才。
而普通人家的孩子,想靠读书改变命运就更困难了。家长要么只能放任孩子随便念书,要么就砸锅卖铁用尽洪荒之力去勉强够那个门槛。
面对这种压力,谁还愿意生孩子呢?
然而,老何想说的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课外培训机构只是结果,不是原因。
课外培训之所以能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是因为老百姓的客观需求摆在这里,因为老百姓希望借助课外培训,去对抗更大的不公平——教育的城乡和地区差异。
另一个大家津津热议的教育问题——高价学区房——甚至不久前被政治局会议点名要求解决,就是这种教育资源地区差异的集中体现。
只可惜,中国课外培训发展了30年,并没有解决这种地区差异造成的不公平,甚至在最近几年成为了煽动焦虑放大不公的推手。
那么,通过本次双减改革,有没有希望彻底解决这种问题呢?老何先来讲讲教培行业的兴衰历史,您可能会心里有点数。
“学区房”的诞生
中国教育行业今天的样子,很大程度上是在1986年被决定的。
那一年,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正式开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绝对是一件大好事,老何没必要展开说了,但是任何政策都做不到完美无缺,九年义务教育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小升初考试的取消。
这很好理解,每个人都有平等入读初中的权利,划重点,是平等入读,那么当然不应该用考试划分三六九等了。
所以,国家规定各地要在5年之内,逐步取消小升初考试,改成就近入学。
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取消小升初考试,反而带来了一个更大的不平等,那就是“学区房”。
想用取消考试、就近入学的办法来实现平等,前提是各个学校的水平大致相同,但现实远远不是这样的。
北京是中国教培行业最发达的地方,学而思、新东方都是在这里起家的,咱们就以北京为例。
“宇宙教培中心”海淀黄庄,地铁站周围分布着105家教培机构 来源:灯塔EDU
下面这些数据,来自于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杂志的历史报道。
根据报道,1992年,清华大学在全国招生1500人,其中北京生源有581人,占了三分之一还多,确实挺拉仇恨的。但你以为北京人上清华就很容易了?是,也不是。
上清华的前提,是你得来自重点中学。这581个考上清华的学生,全部来自北京59所重点中学,其中的382人,又集中在16所市级重点。
当时北京共有800多所中学,那些非重点的700多所学校,学生压根没有考上清华的希望。
学校水平的差距,不仅仅取决于生源质量,更大程度上又是用钱堆出来的。《瞭望》杂志计算,一所北京顶尖完中学校的投资,相当于在18个郊区县各建一所完全中学。重点中学教师每月收入上千,普通学校只有两三百。
政策强调入学平等,但并没有解决金钱制造的不平等。尤其是几所大学的附属中学,有大学在背后养着,办学经费远超普通学校。
所以,就近入学之后,除非你生在北京的好学区,或者父母有个好单位,否则这辈子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瞭望》杂志直接发出了灵魂拷问:胡同定终身,难道比考试定终身更科学?
保送生黑幕
“学区房”政策,其实也给少数优秀学生留了一线生机,重点中学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名额,在全市范围内“掐尖”。理论上,这是保证公平,兼顾效率。
但是很可惜,“掐尖”带来了更严重的恶果。
名义上的“掐尖”途径,是推荐保送,要求小学连续三年获得“三好学生”,或者有别的特长。但是中国人都懂,保送水太深,你根本把握不住。
能被保送的人,主要靠三样东西,“条子”,“票子”,和“卷子”。
“票子”很好理解,就是所谓“择校费”,在90年代初,一所重点中学在招生季就能收到200万赞助费,而普通学校一年只能收到500块。
关于“条子”,《瞭望》杂志也给出了一组数据。北京一些城区的教育局长,每年接到的条子多达数千张。
校长压力就更大了。一位校长说:“社会上能管我的头头有73个,对哪位土地爷都不敢不当神敬。在招生期间,夜里12点以前不敢回家,就是这样也躲不过去!”
尤其是来自水、电、气、热、工商、税务、公安、医院等部门的要求,学校根本不敢拒绝。
通过这两种渠道进来的学生质量,可想而知。虽然都顶着“三好学生”的名头,但是一所重点中学的摸底测试中,这些保送生里有16%的人,语文数学两科都不及格,最差的人两科加起来只有40分。
保送名额被“条子”和“票子”瓜分完后,才轮到“卷子”,也就是真正靠学习成绩考进来的学生。
这似乎就是没条子也没票子的家庭,靠教育翻身的最后一线希望了?您可想简单了。
市场经济的原理就是,稀缺的物资总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货币化。
在这个转折点上,针对中小学生的课外培训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03
培训班VS学区房
虽然现在的课外培训行业,完全被民间资本占领,但是最早做这件事的,还是体制内的人。
早年间,北京最有名的课外培训机构之一,叫“仁华学校”。它的前身,是人大附中前副校长刘彭芝创办的“华罗庚数学学校”,是人大附中的下属机构。
八九十年代,中国从上到下都对数学家非常崇拜。1989年,人大附中的学生颜华菲,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银牌,一时轰动了整个北京。
颜华菲的老师刘彭芝趁热打铁,创办了华罗庚数学学校,一开始专攻数学培训,后来又扩大到外语、计算机等学科。他们当时出版的一本奥数教材,《华罗庚学校数学课本》,也是火遍大江南北。
前段时间上过热搜的北大数学天才,眼神清奇的“韦神”韦东奕,小时候就曾痴迷于这套教材。
老何小时候也参加过“华罗庚金杯赛培训班”,那时候还不贵,但也令我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倍感压力。
华罗庚数学学校的名气,也给人大附中吸引来了全北京最聪明的学生。
人大附中虽然早就是市重点,但之前跟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之类相比还是弱势不少,后来靠着华罗庚学校的生源,才晋升北京顶尖名校。
除了学校之外,当时就连教委也亲自下场,搞起了培训班。
早在1997年,西城区教委就办了自己的课外培训班,叫西城教育培训学校。
因为这层特殊的背景,西城区最好的中学之一,西城区实验学校,把这里当成了专属生源基地。实验学校每年的自主招生名额,几乎全给了这所培训机构。
由此衍生出来一个词,叫做“占坑班”,很多北京人应该都听说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课外培训机构开的班,你只要进去了,就等于提前占了一个重点中学的坑。
咱们前边说过,按道理,小升初考试取消后,中学应该以就近入学为主。可是这样一来,不光那些不在好学区的家长不满意,就连重点中学也不满意了,因为不能选择生源,意味着成绩必然下降。所以很多学校根本没有严格执行就近入学。
那么问题来了,此时明面上的小升初考试已经取消了,这些重点中学靠什么来选拔优秀苗子呢?答案自然是靠培训机构的“坑位”和比赛成绩。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调查》,到2008年以后,东、西城和海淀区的初中招生名额里面,对口入学的比例已经不到50%,一些名校的比例甚至只有6%。
图片来源:21世纪教育研究院
越是名校,就把越多名额给了保送生、特长生和“占坑班”。几乎每一所北京著名中学,都有自己的专属培训学校,很多培训学校一开始都是公办的,后来政策禁止公办,才改成民办。
比如人大附中的华罗庚学校,改成民办的仁华学校,西城区教育培训学校,拆分成民办的巨人龙、梦想教育,其实就是换了个马甲,特权一点都没变。
这些“占坑班”的课程,主要是奥数、英语竞赛等高难度项目,但也挡不住家长把小学生送进来受折磨。
图片来源: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后来,随着上“占坑班”的人越来越多,“占坑班”也不足以保证进入名校了。一个1000人左右的班里,顶多只有两三百人顺利入学。
图片来源:21世纪教育研究院
于是,为了在“占坑班”脱颖而出,家长只好为孩子报更多的培训班,陷入无限套娃。
像学而思这样的民间野生培训机构,作为“占坑班”的配套,开始蓬勃发展。
顶峰时期,甚至你要在学而思“占坑”,就要托人提前在早一期的学而思占上一个坑。
坑连坑,坑套坑,真正实现了连环坑。
培训班变味
如果说早期培训班的诞生,是家长对抗学区房的产物,还有一定积极意义,那么经过了十几年的内卷,现在的培训班,早就变成了一个吞金怪兽。
学而思算得上是北京最优秀的民办培训机构了,它的发展历程,也相当有代表性。
学而思的创始人张邦鑫,是个学霸,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后来在北大硕博连读。2003年,张邦鑫成立了学而思的前身奥数网,顾名思义,就是只教小学奥数。
张邦鑫的经营理念,也很克制,不追求招生数量,而是要保证教学质量。刚开始公司有4个教学点,结果因为老师水平不行,张邦鑫直接砍了两个点,缩小招生规模。
这个时候的张邦鑫,真的算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心。
回报来得也不慢,学而思很快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媒体报道,学而思北京2004年的学员不到200人,95%都上了重点中学。
甚至由于学而思内部考核严谨,很多学校直接拿学而思的内部成绩,作为招生依据。
张邦鑫根本不需要打广告,家长都是排长队抢着给他送钱。
但学而思在开启扩张之路后,开始被资本化逼着,走上了违背最初理念的发展模式。
老何个人很欣赏张邦鑫早期的创业理念,但即使他不想,背后的投资人也会推着他扩张。
2007年,学而思拿到第一笔千万美元的风投,开始疯狂扩张,仅仅花了一年时间,就从海淀区内的一家小公司,扩张到全北京,还在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建立了分校。
2009年,学而思的营收增速超过300%。即使到现在,它的增速也常年保持在40%以上。
2010年10月20日,学而思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美上市的中小学教育机构。
2013年,集团更名好未来,开始扩张加速并逐步切入在线教育。
学而思(2013年改名好未来)历年营收
但是作为一家教育机构,ta开始变味了。
学而思上市时公布的员工结构,透露了它如今的业务模式秘密。在学而思的所有员工中,老师只占了38%,客服占32%,基本相当。什么叫客服?其实就是学而思班级里的“辅导老师”。
所谓辅导老师,更贴切的说法就是客服,他们为家长提供服务,但主要考核目标续费销售。
业内人士指出,大量的辅导老师都通过对家长施加压力,制造焦虑,来强化业绩。
有句著名的段子就体现了这种话术,这话是这么说的:你来,我们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们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
这话不是特指学而思说的,但基本反映了行业普遍的话术。
这一套PUA下来,根本目的就是让家长掏钱、复购。以前孩子只要在升学之前,参加几周就够了,现在呢,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K12,从幼儿园到高中,整整12年一年都不能少。
数据显示,现在学而思学员中占比最高的,居然是小学二年级。
老何只想说,放过孩子吧。
教育行业被异化,ta不再是以教书育人提升孩子的能力为目标,而是以增加销售业绩,增加家长焦虑,增加学生负担为核心的产业。
2017年兴起的在线教育,更加剧了行业的这种异化。
以前学而思的线下培训,都是小班教学,最多不超过25人,可是搬到网上以后,居然搞出了千人大课。这方面,更激进的是另一家美国上市公司“高途”。
高途以“超级大班”直播网课著称,1000多人一起在线上听课,在高途都不算大的,明星老师的课程甚至能有几千人同时在线。
您可能不知道这种难度。首先,中国的初中和小学的数学教材是不统一的,各地版本差异化极大。其次,每个地方的教学进度也都是不一样的。
可想而知,这几千人聚集在一个课堂里的效果是可疑的,根本没有办法分层教学和因材施教。
而迫于业绩压力的那些“辅导老师”,甚至开始拿出疯狂的获客手段,先拿到学员或者家长的个人资料,疯狂给家长打电话,开口就是一句话“我们有一节试听课邀请您的孩子来上一下”。
从财报来看,2011年学而思的销售费用率还不到10%,2019年之后逐渐涨到20%多,现在已经接近50%。大伙来说说,这还是教育?
借着互联网营销的力量,课外培训的渗透率疯狂提升,以前只是北上广大城市孩子的噩梦,现在已经扩散到全国。
根据艾瑞咨询调查,三四五线城市里,67%的家长都给孩子报过学科辅导班。
来源:艾瑞咨询
2019年,中国家长花在K12教育上的钱,已经达到9000多亿,其中学科培训占了将近4000亿。
来源:艾瑞咨询
央视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显示,2020年中国人花钱最多的领域,不是买房子,而是教育培训。
所以说,现在的教育培训行业已经彻底变味了,变成了压在家长头上的一座大山。
当年对抗学区房的屠龙少年,自己终于活成了恶龙。
这个时候国家出手打击,绝对是顺应民意。
提升办学力量的钥匙
不过教育培训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一方面ta提升学生能力的作用还是有的,另一方面,您可能没想到一个点:通过这30年的高速发展,大量资本投入,给中国结结实实地培养出来一大批优秀的老师。
去年,北师大和学而思联合发布的一份教育产业报告测算,全国从事中小学学科培训的教职工数量,总共已经超过200万。
很多人担心,“双减”之后,这些老师是不是要失业了。
其实,国家并没有把教育培训这个行业一棍子打死,只是要回归初心。
如果教培机构能够改邪归正,认认真真教书育人,老何倒是觉得,这事可以成为解决大城市学区房,以及贫困地区缺老师,这两大难题的一把钥匙。
咱们先从总量上看。200万课外培训老师的规模,是什么概念?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公报,全国所有在编的中小学教师数量,也就是1000多万人。课外培训机构,一下子带来了20%的增量,而且因为这两年行业工资高,里面很多都是高学历人才。
这里又要说学而思了,当初张邦鑫有个理念并付诸了实施,就是老师都用985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集中培训奥数教学。这个思路是学而思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除了学而思,其他诸如新东方、巨人、高斯等等知名的机构,其实都长期致力于师训,客观上,他们培训出来的老师质量,在中国是准一流的。
现在中国地区之间差异极大,深圳中小学老师年薪三十万,很多清北学生挤破头,可是在一些偏远地区,想招个重点大学毕业的老师也不容易。
如果一些师资匮乏的地区,能跟校外机构合作,不管是引进教师也好,还是直接搞网络授课,既能解决老师人手不够的问题,也能大大提高老师的利用率。
最后,咱们再谈谈学区房。老何前面说过,造成学区房的根源,是学校资金、待遇水平的差异,这事是很难解决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在北京市中心当老师,而不是去偏远的门头沟。
咱们的邻居日本,有个很好的经验,叫做教师流动。政府用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晋升机会,鼓励教师去偏远地区教书。日本中小学教师每年的流动率接近 20%,每位教师平均6年会流动一次,校长3-5年会流动一次。所以日本的公立学校水平差异极小。
中国很难直接移植日本经验,毕竟咱们国土面积大,而且城市化率只有60%,远低于日本的90%,教师跨区域流动起来太难了,但是至少一个城市里面是可以实行的。
这套改革在体制内,会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不容易推行。北京从2010年起就搞了试点,到现在效果也不明显。不过课外培训机构的老师,薪资待遇更加市场化,流动起来会方便很多。
日本还有另一个经验,也值得学习。他们为了保证教师每到一个新学校,都能快速融入,推行了一套非常标准化的教学模式,从大城市到乡村,学校教学方法。甚至教室、教具规格都是统一的。
中国的课外培训机构,其实也在做类似的事。好未来这些年的一大法宝,就是标准化教学。
为此,ta发展了不少新技术,每年都能申请几十、上百个教学专利,吊打新东方等其它机构。像语音识别、文字识别、AI批改作业这些技术,可以让教学更少地依赖老师的个人能力,提高标准化水平。
所以,在老何看来,中国教培行业发展这么多年,留下的很多精华。
咱们国家正在下一盘大棋,去芜存菁,推动教育改革往深水区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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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请向实践问利弊——取消小学升初中统考的思考》,瞭望
《2019小升初大变局:“占坑班”将死,选拔难休!》,博雅浮生绘
《“老教协”如何变身传奇坑班》,中国周刊
《小升初考试禁令前世今生:长达十年失效史》,中国周刊
《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学而思:7年做到美国上市的发展历程》,i美股
《下沉市场的百年树人》,艾瑞咨询
《小班、线上、多元化课程的背后,好未来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安信证券
《产品打磨与课程深研并举,教育产品创新王者》,东方证券
《教师轮岗制顺利推行七十年,日本是怎么做到的?》,叁里河,Lexi
《中国教育服务产业市场分析与就业效应测算报告》,北师大、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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