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uman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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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说道，京畿因为其政治地位享有了众多经济特权，加上较为优越的经济区位，使得它同时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区位在都城选择的考量中愈发居于次要地位，朝廷又必须维持住整个京畿的发达地位，为此付出更多的资源。但政策支持终究拧不过经济形势的变化，封建社会下的都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战争的破坏
当一个王朝走向后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进而引发战乱。对敌方来说，都城自然是最为核心的攻略目标，攻陷了都城，这个王朝就要濒临灭亡。而且都城作为富庶之地，陷落后往往成为胜利者烧杀抢掠的战利品，整个京畿地区都难逃一场浩劫。
长安与洛阳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遭受了无数次的破坏。东汉末年至魏晋几百年的动乱时期即是其中很好的代表。黄巾起义后，董卓祸乱京师，面对诸侯们的讨伐，裹挟年幼的汉献帝与众大臣，强行将都城从洛阳迁回长安，并且纵兵掳掠焚烧洛阳城外方圆百里的地区，董卓则亲自率军焚烧宫殿、宗庙、府库、民宅，整个洛阳被一扫而空。
董卓死后，部将李傕郭汜驱逐吕布、杀害王允，李郭二人又互相攻击，长安也化为一片丘墟。曹操为了赢得政治主动权，抓住机遇保护并迎回了汉献帝，只是此时的政治中心既不在长安，也不在洛阳，而是许昌和邺城，直到曹丕篡汉才还都洛阳。后世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终使二京不堪重负，均无法继续作都城。后世的开封、杭州、南京、北京也都曾遭到洗劫和破坏，有鉴于此，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是大势所趋。
经济重心的南移
经济重心南移正是拜北方常年的战乱所赐，大批人口为了避难而逃向南方，为南方的开发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劳动力。而且南方偏安一隅、气候宜人、动乱较少，定居下来的移民也难以再回北方。在漫长的演变中，南方的发展逐渐赶超了北方。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开启了这一历史进程。在之前，西晋宗室内部就已经爆发了“八王之乱”，给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机会。匈奴首领刘渊的堂祖父，左贤王刘宣就说：“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沸鼎，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内乱的形势越来越往匈奴人的预期发展，刘渊暗中召集本族的五部人马，并游说成都王司马颖征调匈奴军队作战。司马颖虽兵败，匈奴人却赖着不走，刘渊与刘聪父子也滋生了争夺天下的野心。
鲜卑、羯、氐、羌等民族也紧随其后，从永嘉五年（公元311）开始，洛阳与长安先后沦陷，六年之后，西晋便宣告灭亡，北方也进入了各族混战的十六国时期。而残余的臣民在琅琊王司马睿的领导下衣冠南渡，在建康（南京）重建了晋朝。为了安置北方难民，东晋设置了众多的侨州郡县。直到刘宋，南渡人口总共约90万，占当时的六分之一。其中移民到江苏的最多，约26万，奠定了南京六朝古都的地位。
衣冠南渡原指西晋末天下乱，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或中原政权南迁。后逐渐演化为熟典，代指缙绅﹑士大夫等避乱南方并落地生根的事件
衣冠南渡给南方带来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移民在士族们的组织下开垦庄园、兴修水利，淘汰了当地原始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谢灵运在《山居赋》悠然自得地写道：“阡陌纵横，塍埒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蔚蔚丰秫，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候时觇节，递艺递孰。” 再经过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北宋末年靖康之变这两次人口南迁高潮，南北经济地位彻底对调。韩愈有言：“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江浙作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直到今天也没有变过。
漕运的军事风险与经济惩罚
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都城仍然多在北方。都城为了养活庞大的人口就只能依赖漕运，南方每年都要提供粮食、税收与其他大宗物资。但是，漕运自身有不可回避的缺陷，使得整个京畿一面享受着漕运带来的福利，另一面也要承担着巨大成本与风险，反过来制约京畿的发展。它之所以长久，也是因为朝廷拿不出更好的办法，不得已而为之。
漕运是生命线，更是政权的压舱石 图源.pexels
对于漕运的成本，我们一般会想到的就是民力的耗费、疏通河道的耗费以及漕运衙门的腐败，但军事风险是我们不太容易关注到的。都城既是天子所在，朝廷必然会重兵防守，敌人直接强攻往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只要切断漕运这条生命线，粮草不济的都城不攻自破。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历朝敌对势力优先争夺的就是漕运枢纽，即使未能得手也会让朝廷感到深深的威胁，正所谓“一日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
安史之乱时的雎阳保卫战就是个典型。叛军虽然先后攻占洛阳长安，但只有将漕运切断，才能彻底消灭唐朝。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张巡、许远等人以寡敌众死守雎阳，屡屡受挫的叛军同样不肯放弃，双方进行了足足10个月的拉锯战，实在是因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给朝廷调集南方钱粮争取时间，雎阳陷落时已是人相食的惨状，朝廷也不得不改革漕运，但反而加重了对南方的依赖。
到了晚清，这种军事风险甚至动摇了统治根基，被淘汰是历史的必然。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正是通过切断漕运迫使清朝就范。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英军攻陷镇江、进犯南京，让道光皇帝下定决心求和，自觉大势已去。镇江陷落确实给漕运带来了打击和恐慌——“淮扬盐商惧甚，赂英师乞免。”时任浙江巡抚刘韵珂给皇帝上书了著名的“十可虑”，其中第八条指出“浙江漕粮，多未完峻”，他还说：“且乍浦（属浙江嘉兴）有警，则江省苏、松二府亦难免震惊，不特收粮多有掣肘，并恐船行不无阻滞。”漕运一旦有失，京畿立刻会陷入动荡。
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打镇江城，该图为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制
十多年后的太平天国起义则让北京遭受到了更沉重的经济惩罚。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又遣多兵遏绝各省解京粮道，粮道不通，京师震动……只有近京之地，由海道运粮不多，故京城米价八十余文一斤，油盐柴炭，贵不待言。”朝中大臣们将家眷送回老家，闲员学士散归大半，北京城出现了人口流失的浪潮。咸丰四年（公元1854），巡城御史上奏说：“自今春以来，京官之告假出都，富民之挈家外徙，总计不下三万家矣。各街巷十室九空，户口日减。”普通市民也因为谋生艰难而沦为穷人，不是背井离乡，就是冻饿待毙。空前的危机也让朝廷中海运的呼声更高，加上铁路的开通，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清廷终于宣布废除漕运。
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军是因为战乱和列强倾轧导致无家可归的农民
通商口岸的开放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在沿海开放了众多的港口，在其中划分租界、开办工厂和洋行，以供洋人从事经商、传教等事务。同时，列强客观上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思想文化，洋务派官僚与商人们也纷纷兴办实业，促进着开埠城市的近代化。
电车、电力、下水道以及交通系统，确实是当时中国城市无法匹敌的
对人们来说，开埠城市的新鲜事物要比北京城更具吸引力：企业能提供工作岗位；西式的建筑、饮食、各种娱乐场所都在满足着人们的好奇心和生活需求；西式学校林立则营造了优越的教育环境、拓宽了人们的国际视野。
达官贵人们也被这花花世界所吸引。在离朝廷最近的天津，他们购置房产，住着小洋楼、吃着西餐、享受着各种西式玩意不说，还将租界视为避难天堂。租界是洋人的地盘，享有治外法权受到洋人的保护，别人很难找他们的麻烦：“庚子之后，北省郡县遭罹厄会，动多烦扰，往往以天津卫为乐土，曾无藩篱之限也。”
清朝灭亡后，移居天津租界的满清贵族不在少数，而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落败的一方会向全国通电下野，也往往选择天津寓居。他们当然也不会安分守己，而是密切关注北京的形势，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包括清废帝溥仪住在张园的七年间，身边的遗老如罗振玉、郑孝胥等人无时无刻不在密谋着复辟，溥仪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
综上，京畿作为政治中心一直居于首要地位，但经济地位是不断下滑的。特别是在晚清，北京依赖漕运已久，废除它牵扯到无数人的生计，在近代转型中受到重重阻挠。因此与开埠城市相比，北京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新中国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建设它才获得新生，回归一线城市的地位。
参考资料：三国志.陈寿；晋书.房玄龄；清史稿.赵尔巽；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谭其骧；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我的前半生.溥仪；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近代天津城市史.罗澎伟；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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